【天维网援引Stuff消息】疫情期间回流新西兰的人才认为，尽管有些挑战，但依然有信心在这里发达起来。

去年疫情席卷全世界，各国为了防控纷纷紧闭国门，许多新西兰人选择回到故土。

曾荣膺KEA’s World Class New Zealander Award的三名新西兰人称，新冠疫情是促使他们回来、留下的原因，但时机也对了。

这个奖项是嘉奖那些通过自己的工作，在海外提高新西兰影响力及声誉的人。

从华盛顿特区回来，放弃的是世界银行的职位

Jane Henley是国际可持续建筑专家，已经在国外工作了十来年，过去五年一直在华盛顿特区。疫情来袭的前几个月，她决定回到新西兰。

她放弃了世界银行绿色建筑项目全球业务经理的职位，因为家庭原因回来，当时并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打算。

“就这么巧，在全球一片混乱、各地封城的时候，我刚好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在这么棒的国家。我真的超级感激这个时机。”

Henley说，之前的工作很充实、很有意思，但她也感觉到有点累了。

回来也不是没有挑战的，毕竟当时新西兰也进入了全面封禁。

她开了个咨询公司，专注于新西兰面临的可负担性、住房成本、以及如何融入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

“我回来之后，才发现我的天赋以及我的附加值，这真是很有意思。也发现了新西兰有哪些我可以帮助解决的问题。”

Henley相信，返乡族会造福新西兰经济，但她想看到一些帮助大家重新融入的努力。

“大家会需要一些时间，种子种下去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才会结果。”

她还说，没有登上离开新西兰的飞机的打算。

“我是打算长期留下来的，而且为之感到激动。”

“听说我们是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个有创新精神、非常漂亮的国家。”

“作为一个文化体，一个国家，我觉得我们低估了自己，所以我们这些人回来之后，或许能做的一点就是让人更自信一点，这就很好了。”

回来才意识到我们的电影行业有多棒

Chelsea Winstanley是一名电影制作人和导演，回家的种子早在2018年就在她心里种下了。

她的电影 Merata: How Mum Decolonised the Screen在新西兰首映，她还在跟Auckland Art Gallery的毛利文化孵化人Nigel Borell谈论另一场展览。

她回到洛杉矶，让这个想法落地。就在疫情来临之前，博物馆就她提出的纪录片方案，与她取得了联系。

“感觉是同时发生的。我真的觉得能回家很幸运，还能有项目可做，所以并不是疫情让我离开的，但疫情肯定对我留下来的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回新西兰对她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那就是两个女儿能重返自己的文化与语言。

她说，（新西兰）依然有种族主义，但对种族主义的容忍度降低了，尤其是年轻人中。“真的，这种行为太过时了，这种世界观也太过时了。”

Winstanley打算留在新西兰。

“我回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电影行业有多棒，才意识到参与我们的行业有多重要。”

她说，新西兰电影制作面临着资金和宣发问题，但她希望自己能参与解决。

“某种程度上，我得感谢疫情，因为疫情让我更加坚定，我可以在这里将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

前一份工作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的主编

Anna Fitfield是Dominion Post的编辑，她说疫情是她回国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Fifeld在国外为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工作了二十年，从悉尼写到德黑兰，还写了一本关于朝鲜领导人的书。

她前一份工作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的主编。

她原本打算回华盛顿的，但看到美国的情况，她就改了主意。她说，不仅仅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影响以及枪支问题，还有越来越严的极端化问题，尤其是在在首都。

“我就觉得，该回家了，要把孩子养成新西兰人，培养新西兰的宽容、包容的价值观，而不是回到美国去。”

之后她就拿到了Stuff的offer，但她说，如果这个公司无法回归新西兰所有权，那么她不会回来。

“我就觉得是时候回来了，是时候回报社区，靠近读者。这么多年，我一直离我的读者很远。”

新西兰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挺日常化的，所以很容易适应。

她也提到，返乡族会造福新西兰经济，但她担心的是边境重开之后大家会不会继续留下。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真的还是挺担心大家的居留时长。回国之后，在这种时机下买房，每一次去超市、去加油站我都会受惊，在新西兰生活真的太贵了，我一直对这里的生活成本感到震惊。”

但她依然打算留下来。

“儿子10岁了，至少在他高中毕业前，我会一直待在这里，希望能给他一些安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