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认为，美国在贸易、财政和移民政策方面的变化可能削弱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同时增加该地区的通胀压力。

从时间点来看，由于这些重大政策变化预计需要时间逐步实施，其对本地区的影响最有可能在2026年后显现。但如果这些政策提前或快速实施，或者美国企业为了规避潜在关税提前增加进口，则其影响可能更早显现。

报告称，2024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9%，略低于9月预测的5.0%。2025年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9%下调至4.8%，主要原因是南亚地区内需前景较弱。

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强

报告认为，特朗普新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类型、政策规模及其实施速度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在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竞选期间提议对所有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20%的关税。报告认为，这种提议可能是谈判起点，而非严格的政策目标。但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立场，比如他还提议重新审查《美墨加协定》以及加征碳边境调节税等。

报告称，由于实施新的贸易关税很可能需要立法，新关税可能最早在2025年第三季度生效，并可能一次性或分阶段实施。虽然关税初期可能改善贸易平衡，但也可能推高通胀并削弱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在短期内，关税可能减少进口并降低贸易逆差，但由于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需求从外国商品转向国内商品可能推高工资和价格。

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可能维持更紧的货币政策。此外，贸易伙伴（如中国和欧盟）的报复性关税可能进一步抑制美国出口，并削弱关税对贸易平衡的正面影响。最终，由于进出口萎缩，关税可能显著阻碍美国经济活动。据测算，如果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采取报复性关税，迅速而大幅度增加的关税可能在2025年使美国GDP增长率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对美国自身来说，报告称，即使不实施关税政策，仅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本身就可能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数据显示，特朗普首任期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在2018年单年就使美国投资减少了230亿到470亿美元。

在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重点关注打击非法移民，可能的政策措施包括每年遣返多达100万非法移民、减少难民接收、恢复美墨边境墙建设、终止“逮捕后释放”政策、动用军队加强边境安全以及重新启动“留在墨西哥”政策。移民的法律标准可能也会被收紧。净移民减少将导致美国劳动力供应下降，并在中期内削弱经济增长。低技能劳动力密集行业（如农业、建筑、酒店、食品和个人服务）可能受冲击最严重。短期内，预计一些潜在移民可能会提前移居美国，以规避未来的限制。

在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在首任期通过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涉及的4.6万亿美元减税政策可能会延续甚至永久化。此外，可能实施包括取消小费、加班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税，以及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最高企业税率至15%等措施。同时，预计国防支出和其他部门的支出将增加。尽管关税收入和对气候相关政策及社会安全网的削减可能部分抵消这些扩张性财政措施，但整体上预计将进一步扩大目前已占GDP约6.5%的预算赤字，并推高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100%。

此外，报告认为，特朗普可能推动一个更“鸽派”的美联储出现，特朗普的一些顾问已暗示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应辞职，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可能在2026年初被一位更“鸽派”的美联储主席取代的预期。美国的环境政策也可能不再“绿色”，选举结果公布后，可再生能源和气候技术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

报告称，特朗普可能继续执行他第一任期内放松银行、能源和气候政策管制的议程。如果放松管制，这可能增强企业对竞争环境的信心，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美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可能通过贸易等渠道不同程度地惠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

对亚洲的影响

根据报告的基线情景，特朗普的主要政策提议在2024年和2025年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有限，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26年以后才开始受到一定影响，但冲击幅度较低。全球通胀水平略有上升，但影响温和。

在风险情景下，报告称，这一情景假设的政策变化主要影响美国和中国，其影响规模却相对温和且有限，尤其是在关税方面。美国可能采取的激进政策变化将在未来四年内将全球经济增长率累计削减约0.5个百分点。美国累计GDP增长下降0.7个百分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下降了0.6个百分点，欧元区和日本的增长下降幅度较小，分别为0.4和0.5个百分点。

不过，由于基本政策变化的滞后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大多数经济体主要从2027年开始受到影响。但美国的增长动态与这一趋势不同，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其在2026年遭受最大冲击。

报告补充说，如果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特朗普新政府可能比风险情景的假设更快地对贸易伙伴实施关税。如果特朗普更快地实施关税，将使风险情景中描述的影响提前显现，并在2028年之前扩大累计影响。

更激进的贸易政策转变还可能通过多种间接渠道引发额外影响，如市场预期、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的变化，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这种政策节奏的加快可能导致2025年美国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