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不经意之间，就能在美国商场的货架上、在各色各样的商品的包装上看到这首诗，它的题目“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 Evening”，方平先生译为《停马在雪夜的林边》，也许另一个常见译法“雪夜林中小驻”更精炼，而且“驻”字依靠其偏旁，恰可以解释为“停马”。这首诗，是罗伯特·弗罗斯特1923年发表的诗集《新罕布什尔》中的一首，次年，他凭藉此诗集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这之后，他又得了三次普利策，分别在1931年、1937年和1943年。弗罗斯特生于1874年，纵览整个20世纪，如果他不能称为“美利坚民族诗人”，那绝没有第二人可以当此名号了。

乡村、森林与雪夜

技艺高超的简洁，令弗罗斯特的诗篇俘获人心，也使中文译家犯难，中文在面对这种既精炼又“朗朗上口”的外语诗时是最笨拙的，原作的格律整齐和语词精炼，对于中译来说，几乎不可能兼得。《雪夜林中小驻》是从一个夜行人的内心视角出发写的，他把马停在树林间时，看四下无人，而马摇了摇胸前的挂铃，看样子也不知道主人为何停留。弗罗斯特用了4段16句诗行记下这一刻。无数中国人，在通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认识中国古诗的时候，也接受了“疑”带来的不确定的美学，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人，在做学子的时候，都是通过这16句第一次认识了自己国家的诗歌，通过弗罗斯特的第一句“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他们能懂得，诗并不是简单的“有话不好好说”，而是在确定和不确定之间产生的叙述，是在转折、变换、交错之中发现韵律。

诗有名了，研究和评论就会特别细，牵扯出的主题也是足够宏大。这首诗，弗罗斯特是花了20分钟写成的。1922年，他在沙夫茨伯里的家中苦思一首长诗而不得时，突然在黎明的曙光中获得灵感，脑海中出现了冬日雪夜里一个驻马人的场景，从而落笔写下。场景很小，思绪和感受简短，但研究者、评论者说它达及生死之问，雪夜林间，也许为了欣赏风景，但也是因为困乏，而“赴约”是为了“安睡”，这意象总让人浮想到对死亡的暗示。如方平先生就这样解析：

“人生在世，好比百年过客，他的最后归宿就是那长眠不醒的死亡。对于那步履沉重、失去了生活勇气的人，他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听到了死神在发出引诱的歌声，使他像游子归家似的渴望早早结束那遍地荆棘的旅程。”

当然，弗罗斯特会否认这种解读。“安睡”“睡眠”的含混不清，正是一首诗的妙处所在，反映了诗人了不起的“伎俩”。弗罗斯特在说起此诗时，都说那是他“最好的回忆”，他也为此而得意。他把自己的诗歌视为表演，在许多演讲场合朗读自己作品时，他很需要、也无比享受在场者跟着一起吟诵的场面。他甚至说，自己某次演讲，对听众说：“你们有多少人不知道《雪夜林中小驻》？”现场两三千人中“只有一个人没羞没臊地举起了手”。

应该说，这位一生主要在乡村生活的诗人，对森林、雪夜的意象是太熟悉了， 因此他能很自然地织入隐喻，利用景物描写自如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像是他最早的一首诗《男孩的意愿》里也这么写：

“我的心愿之一是那黑沉沉的树林，/那古朴苍劲、柔风难吹进的树林，/并不仅仅是看上去的幽暗伪装，/而应伸展延续，直至地老天荒。//我不该被抑制，而在某一日，/我该偷偷溜走，溜进那茫茫林间……我看不出任何理由要回头返程……”

为“正常人”写诗

1912年8月23日，年近不惑的弗罗斯特，觉得自己在美国始终只是略有薄名，于是卖掉了新罕布什尔的自家庄园，携妻子和4个孩子从波士顿出发，渡过大西洋到英国，想做奋力一搏。他带在手头的作品，首先就是这首《男孩的意愿》。他拜访伦敦的文学大佬，把自己的诗作投给那里的杂志和出版商，两年以后，他拿出了一组新写的诗歌，取总标题为《波士顿以北》。这本诗集里的诗，一改《男孩的意愿》等早期诗里充满景物描写的风格，而是大量地叙事，讲故事，对话滔滔不绝。集子里的第一首就是《修墙》，以下仍是方平的译文：

“准是有谁不喜欢有一道墙吧——/让冻结的土地在墙脚下隆起，/大白天，叫垒石从墙头掉下，/裂开一个缺口，两人并肩走得过。/那猎人干的事却是另一番糟蹋，/我跟在他们后面，去做些修补；/他们不留一块垒石在石头上，/一心要把兔子从藏身的地方赶出来，/去讨好那群汪汪叫的猎狗……”

《修墙》说的是互为邻居的两户人家，因为院子之间的隔墙坏了，相约一起修墙，他们把掉地上的垒石捡起来，砌回去，干着干着，对墙产生了疑问：“我垒一道围墙，先要弄明白/我围进来的是什么，圈出去的又是啥？/我有可能冒犯的究竟是哪一家？/准是有谁不喜欢有一道墙吧……”诗中还有这样的幽默：

“墙就在我们并不需要墙的地方。/他那边，一片松树；我这里，苹果园。/我这些苹果树永远也不会踱过去，/吃掉他松树底下的球果。”

弗罗斯特的早期诗得到了叶芝和艾兹拉·庞德的欣赏，这二位当年是英语诗歌执牛耳之人，尤其是庞德，他和弗罗斯特之间的差异太大，前者是晦涩的现代诗的先驱人物，不但诗文中密集用典，写着写着还冒出个汉字来，而弗罗斯特却是字里行间一派“土气”的新英格兰诗人。庞德年轻成名，他对弗罗斯特的认可不无开恩的用意，也因为性格高傲，他一向居高临下地谈论弗罗斯特。弗罗斯特在有了名气以后，也很清楚他同现代派诗人之间是有一道消除不了的界线的，他维护它，就是在维护自己的美学。

在1955年6月30日布雷德洛夫英语学校的讲演中，80岁的弗罗斯特说：“谁有权随心所欲地把玩我的诗——就是那些能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的正常人。”他说他为“正常人”而写，诗是“实际说话之语音语调的复制品”，正常人能够像欣赏有旋律的音乐一样欣赏一首他的诗，而不去辩论其中的深刻涵义。

对于“过度解读”，弗罗斯特逮住机会就要说上一通。《雪夜林中小驻》，因为太有名、场景感又太强，有人就问诗人说：雪落在林中，覆在树上，到底盖了多厚？这问题堪比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种“解读”：“‘吹我屋上三重茅’表明杜甫的居住环境还不错，因为穷苦人家屋上只有一重茅”。对诗的夸张的“较真”，有时是琐谈戏言，有时却是要做正式的学术文章的。弗罗斯特谈到，有一位学院的院长，拉着他的手，跟他说《修墙》是一首“真正超越国界的诗”：

“只是为了逗逗他，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认为我对墙两边的人不偏不倚——只能算超越了墙界。‘哦，不，’他说，‘我能看出你站在哪一边。’于是我说：‘我越是说我，我就越是在指别人。’”

世上有两种现实主义者

他在英国大大载誉，他诗中的“质朴”（simplicity）收获了众口一词的称赞。在英国他最好的同行朋友，也是最能欣赏他的人，是爱德华·托马斯，这个人存诗不多，1917年才不到40岁就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但是诗行词句同样简练质朴，而且，酷似弗罗斯特，托马斯也看重在自然景观中行走或驻足时，蓦然的发现与“惊奇”。

托马斯的诗中写过这样的意象：循着一些疏密不均的枝条步入小径，片刻后回头却见一片深林；一边走，一边计数着脚下的卵石，不觉抬头却看到自己上了一座桥。有时候，拿不准那到底是不是深林，或者，那桥是否其实是一条下边被冲出了河水的路。

在《失去了才明白》这首题目一目了然的诗里，托马斯讲到了一片一向走过的矮树林，在被砍伐之后才被“我”注意到，“如今地面光秃秃像一块骨头”，连砍下最后一棵柳树的伐木工“连同他的账单”都不知何往。树木变成了柴捆堆，然而“我”并未停留于神伤，而是望见一条露出的小溪，那是一个“支流的支流”的源头。这几乎就是《雪夜林中小驻》的美学流程，或者也可以对照弗罗斯特的另一首太过知名的诗——《一条未走的路》：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很遗憾，我，一个过路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伫立好久，我向一条路远远望去，/直到它打弯，视线被灌木丛挡住。//于是我选了另一条，不比那条差，/也许我还能说出更好的理由，/因为它绿草茸茸，等待人去践踏……”

“伫立好久”，然后远望一番，踏上另一条路。越是这种似乎什么事都没干的场景，越是有引人入胜的余味。乡野的事物尽数进入他的诗篇，苹果、无花果、葡萄、白桦树，铁杉、槭枫，女巫，摩门教徒，种种恐怖的睡前故事和无名墓地……眼皮上积了白雪的马匹在牧场上跑，砖瓦匠在鸟鸣声中独自上工。当雪山在春天融雪，千万条银蛇从山顶滑奔而下，“只有月亮能阻止这混乱”，而当冬季的第一场雪落下，地面仍然干燥温暖，雪花为了润湿土地而前仆后继。

19世纪以来，英美两国的文人多有在大西洋两岸两头跑、混名声的，比如苏格兰出身的作家、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就是借重了美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爱默生的力量，才在伦敦获得了他想要的地位。弗罗斯特从英国回来时，他的《波士顿以北》已经有了美国版，在报亭和杂志摊上，评论他的诗歌的文章举目可见，而且评论的作者中不乏他一向看不上眼的知名诗人。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也不怎么写评论文章，但是演讲越来越多。就像他喜欢高声朗读一样，他也喜欢演讲，在其中妙论迭出。就在《新罕布什尔》获得普利策奖之际，他把自己的诗学主张用一个个精巧的比喻扔给了听众。

“世上有两种现实主义者：一种拿出的土豆总是沾满了泥，以表明他们的土豆是真的，另一种却要把土豆弄干净才满意。我倾向第二种现实主义者。”

这是说，诗人要在揭示生活的时候“净化”它，既不能脱离生活或把生活神秘化，又不能让它像土地里刚挖出来的土豆那样，以“原生态”的名义粗糙不堪。他是一个十分节制的人，从未滥用自己的名声和财富，带着一支铅笔、用一把斧子在新罕布什尔开阔的田园里平静度日，是他留给公众的印象。他也喜欢用土地、作物来打比方，但是写诗又大不同于劳作。在另一篇文章里，弗罗斯特讲，很多人喜欢在春天看土地，看豆种如何发芽，但“诗人萌芽”的方式并不像豆种，而是更像海上的水龙卷：

“他开始时必须变成一团云，一团他所读过的其他所有诗人的诗形成的云。”

弗罗斯特极为看重写诗的终身性，他说，那就是水龙卷的方式，不断地吸收，一刻不停，以保持云的形成，从而得以随时降下壮观的雨水。有人问他，是不是写作无天分的人就只能做个好读者，他的回答总是“NO，唯有在写中读，在读中写”。在他近90年的生命里，新作始终不断，即便他爬满沟壑的脸，也是值得信任的土地和山峦。为此约翰·F.肯尼迪在就任总统时，把86岁的弗罗斯特请来朗读了一首新作。之前，肯尼迪已在多次演讲中用“还得赶好多里路才能安睡”作为结尾。典礼那天，在强风和阳光之下，弗罗斯特才念了几行诗，就放下了手中诗稿，转而即兴朗诵，在诗中，选民的伟大选择受到了歌颂，但是诗人也警告说，美国的成就，必须和殖民地以及内战的血腥往事相互“协调”。

诗歌中“骇人的东西”

尽管质朴清晰，诵读起来有民谣的韵律，可是他的诗仍然架不住要被深度分析，特别是在他1963年初辞世以后。重新盘点一个故人的人生，总会对其中悲剧感的因素投以更多的注意。因此，弗罗斯特的家庭悲剧——早年丧父，家族遗传精神分裂，亲生6个孩子只有两个是活了较长寿命的，其他的有的出生即夭折，有的在生产时病亡，尤其他的儿子在38岁自杀——就总也免不了被提及了。成名给弗罗斯特带来了他所渴望的一切，而生命中的无常，相当于上帝依公平起见而及时地做出扣除。

后起的批评家们若要捍卫弗罗斯特的地位，就得提供一些新说，以示他不那么传统，他是经得起阐释和发现的。1959年，弗罗斯特的85岁生日宴，“新批评”的头号大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发表了一番讲话。特里林和老诗人是朋友，可是他的讲法不无故意显示深刻的嫌疑——特里林把弗罗斯特与索福克勒斯以及D.H.劳伦斯比较（“我跟这俩人有什么关系？”诗人想），然后说，弗罗斯特的诗并非清新幽默、通俗易懂的田园范儿，而是“骇人的”（terrifying）。

他举了一些弗氏诗中“基调阴暗”的细节。的确，如果只讲韵律优美，讲大众的喜爱，讲诗的“民族性”，那实在是老调重弹，非得说它们“骇人”，才像是更深刻。但是，骇人的东西，正如对生活之巨大悲剧感的体认一样，是必须存在于一个杰出诗人的作品之中的。弗罗斯特不喜欢这番话，一年后，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他用他平素的快人快语说特里林少见多怪：“我纳闷，他怎么没早看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