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也抄袭？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一句系直译

　　悦读·《半生缘》的来历　　普利策奖得主马宽德（John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1942）中译本虽然是本小书，但作为张爱玲《半生缘》（1948）的模板，读起来饶有兴致。　　从文风看，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文风，

　　悦读·《半生缘》的来历

　　普利策奖得主马宽德（John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1942）中译本虽然是本小书，但作为张爱玲《半生缘》（1948）的模板，读起来饶有兴致。

　　从文风看，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文风，走的是华丽路线。但到了《半生缘》，她的文笔忽然转变成淡雅，这一点与《普汉先生》的平静契合；其次，两书的结构十分相似。《普汉先生》中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双城记，《半生缘》则是南京和上海。人物关系的设置更是惊人雷同。“普汉”对应“世钧”，“玛文”对应“曼桢”，“凯”对应“翠芝”，“比尔”对应“叔惠”。情节和细节的设计也有许多重复，比如狗、煤气味道、行李箱等等。最令人咋舌的是那一句荡气回肠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竟也是直接从《普汉先生》中翻译过来的！

　　对于仿袭《普汉先生》，张爱玲自己并不否认。在一封写给朋友宋淇的信中，她明白无误地承认。但就情感浓度来说，《半生缘》更饱含怨念，更像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叙事的角度改为第三人称、情节增加、人物关系都是上海式的。“曼桢”在阁楼里的一段，也显然融合了张爱玲早年被父亲关在阁楼的亲身体验。所以张爱玲的改编依旧是一种创作。

　　巧的是张爱玲流落香港时找到一份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翻译工作。她的上司处长麦卡锡在一篇访问录中提到：“那一年，在美国颇负盛名，曾得普利策奖的马宽德访港，我负责招待。是个星期日，我请他与爱玲吃中饭。爱玲盛装引起马宽德的好奇与兴趣。他偷偷问我为何张爱玲的脚指头涂着绿彩。我问爱玲，她一时颇受窘，说是外用药膏。我交爱玲的另一部小说给马宽德请他评鉴。他说应酬多，大概没工夫看。当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岛酒店里读完。次晨打电话来，我刚好不在家。他告诉我太太：‘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他带了这两章返美，帮助推介，使那部小说在美国出版。”这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有趣，曲曲折折的缘分，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