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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老人卖房养老 握200多万找不到合适养老院

日期:2012-07-18 16:08:35 阅读: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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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养老记  81岁老人柏玉良卖掉了房子,拿着200多万元,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  距离过户手续完成还有两个星期,但这处70多平米的三居室里,房子的新主人留给柏玉良“暂住

    卖房养老记

  81岁老人柏玉良卖掉了房子,拿着200多万元,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

  距离过户手续完成还有两个星期,但这处70多平米的三居室里,房子的新主人留给柏玉良“暂住”的空间已经很局促了:客厅墙边搬进了一张巨大席梦思床垫,两间卧室已经被堆叠的家具和杂货占据,连柏大妈的餐桌都没地方放了。

  而这位八旬老人打算带走的物件,却屈指可数:几沓身份资料和财产证明、一本记录她戎装年代的老相册,以及一张常年摆放在床头柜上的毛主席画像。

  眼看就要到交房的期限,柏大妈还没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入住,她手握卖房子得来的巨款,却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境遇。

  老革命哭了

  “哪怕是一万块钱(每月)也愿意。”谈起近况,柏大妈激动起来,声音发颤,“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接收我。到时候哪怕是住旅馆、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啊!”

  这位拥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着说着便哽咽了。

  柏玉良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北平,11岁那年,因家境穷困,她们姐弟五人随母亲来到父亲东北的老家谋生。1947年年底,刚刚15岁的她加入了解放军,成为随军卫生员,参与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辽宁省新民县、沈阳市和辽宁省担任法庭助理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她在辽宁省海城市房产管理处工作直到离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因为思念家乡,柏大妈开始在东北和北京之间两头跑。2003年,在老战友们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级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岁的老赵组成了新的家庭,定居在西二环边的汽南小区。

  “我这辈子有三大荣誉。当过女八路,做过女法官,伺候好了老赵的晚年生活。”她眉毛一挑,言语间透着自豪,“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条件好,刚见面的时候老赵给我打80分,婚后他就给我打100分,把财政大权都交给我了。”

  2008年,老赵因病长期住院,柏玉良悉心照料他4年。今年1月初,老赵逝世后,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摆上了台面。尽管与老赵各有儿女,孩子们却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自小离开故乡,步入耄耋之年的柏大妈只想在北京养老,为此她特地将户口迁回北京。

  “我只想落叶归根。”她说。

  在一般人看来,柏大妈有着令人羡慕的条件:老赵去世前将汽南小区的房产留给了她;她与老伴儿同为国家老干部,两人每个月一共能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多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我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三居室里,消受不起,太浪费了。”她解释道,“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人照应着。一个人住出个事咋办?”

  忙活了一辈子,也该享受晚年生活了——抱着这种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万元的价格找到了房子的买家,打算去找家养老院“舒舒服服度过余生”。

  此外,柏大妈觉得与那些被动养老的同龄人相比,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体硬朗,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爬楼梯从来不带喘气的;精神头儿足,手机里的号码记上几遍就不带忘的,张嘴就能说出来。她打听过,目前很多养老院都不愿意接收“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按照柏大妈乐观的判断,自己的各项条件都应该符合“优先录取”的标准。

  “但谁曾想,住个养老院有那么复杂呢。”说到这儿,她一拍大腿,连连摇头皱眉,眼泪又掉了下来。

  有钱没“人”的困境

  “条件称心的进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满意。”柏大妈总结当时的心态。

  首先被考虑的目标,是楼下不远处的社区养老院——离老房子近,搬进去不用太折腾,环境很熟悉,还能常常和老邻居们唠唠家常。

  前去询问,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她来晚了,这家养老院早就满员了。但在柏大妈的印象里,这里曾长期空着十多张床位。

  “2006年由我们一直呼吁才办成的,起初也是由我们管理的。”汽南小区建社协会负责人何贵芳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道。

  出于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考虑,养老院当时设置了28个床位。但一年下来,入住的老人太少,收支严重不平衡。最惨淡的时候,7个工作人员围着一位老人转。而当年的租金是一年3万元,对协会来说已经很吃紧了。为了缓解收入压力,建社协会只得将经营权承包给一位私人老板。

  随后,床位数量增加到了40张,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老人。

  “到了现在,院里只有两个老人是社区居民。”说到这儿,何贵芳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区里的老人想进却进不去——满拧了。”

  很快,建社协会又帮柏大妈联系了一家附近的民营养老院,那还有不少空着的床位,而院方很乐意接收柏大妈。

  但亲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妈却有些不太满意。

  这家养老院的门脸藏在一条小胡同的深处。院子里可供活动的场地面积很局促,四周种着大树,阴凉阴凉的。供老人居住的楼房低矮老旧,斑驳墙壁上裂着几条口子。里面的房间只剩下双人间,收费是6000元。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区与自理居住区只有一个楼道之隔,时不时传来几声喊叫和呻吟。

  “看着心里憋得慌。”绕了一圈之后,柏大妈连食堂都没参观,扭头就走了。

  她认为自己的“挑三拣四”是有道理的:“我的要求也不高,能住宽敞点的单人间,环境安逸舒适,能聊天的伴儿多一点,精神能放松愉悦。我住养老院是去享受晚年生活的,不是圈在里面受遭罪。价钱高点也没关系。”

  并不愿意将就的柏大妈,决定打持久战,下工夫好好挑选一番——无论是民营还是公立养老院她都不介意,只要能满足自己这点需要就行。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着老姐姐上网搜养老院。”年近七旬的李阿姨向《中国周刊》记者说道。她与柏大妈相识二十多年,既是同乡又是好友。得知柏大妈把房子卖了,李阿姨一直在张罗着帮她寻找养老院。在百度上输入“北京养老院”五个字,会瞬间弹出1380000个窗口。两人从海量的信息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一个个打电话过去咨询。

  满怀希望的她们,很快得知一个残酷的信息:按照柏玉良的情况,连入住养老院的资格都没有。

  经朋友推荐,柏大妈探访了西城区一家公立养老院银铃老年公寓,并且对各项条件都非常满意——“能住在这儿我就知足了”。尽管床位已满,并且光是登记排号的就有150多人,但她还是想先报个名。

  工作人员询问了“能否自理”、“有无传染病、精神病”、“是否适应集体生活”等常规问题后,要求柏大妈的监护人写意向书——监护人须为子女亲属,北京户口,50岁以下,并长期居住在北京。

  柏大妈一下傻眼了,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而北京已经没有沾亲带故的亲属。她蒙了,说话一下子结巴起来。

  “必须有监护人签字,否则排上号也不可能入住。”工作人员见状告知,“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找谁去?养老院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这个回答击碎了柏大妈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丢了魂一般地离开了。

  一个月下来,她们已经咨询或探访了26家养老院,每家的详细信息,都被记在一张巴掌大的卡片纸上,密麻麻的字迹间,标注着收费标准、空余床位数量、特色服务以及考察过后的评价。

  柏大妈还在李阿姨的陪护下,跑到昌平、大兴等地的养老院探访了一番。

  在北京四百多家养老院里,监护人制度是一个硬性标准。这让柏大妈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咨询其他养老院的时候,她再没主动提过监护人的话题,生怕直接遭到拒绝。

  “挑来挑去,最后都白忙活了。”

  谁能监护我

  “监护人问题”成了一条迈不过去的坎儿。

  除了去养老院,柏大妈的确有其他的选择:租一间房子,雇位保姆照料生活;或跟随在儿子身边一起住。但她并不愿接受这样的权宜之计。

  “雇保姆?她伺候我还是我伺候她?”柏大妈说。多年下来,腿脚利落的老人一直操持着家务。

  她曾雇过一次钟点工,一小时收费15元,但心里总觉得在“麻烦人家”,又给人家买水果又给人家拿饮料。“人家愿意一直跟我老生活吗?遇上脾气不好的怎么办?”她不放心地叹了口气,“我不想看人家脸色度过余生。”

  今年3月份,柏大妈的儿子曾把母亲接到山东威海的家里,但老人很快就唠叨着要回北京。“海边空气太潮了,晚上很冷。”柏玉良说,“我还是喜欢北京的天气。”

  而儿子常年出差在外,不能陪在老人身边。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并不符合“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条件,做不了她的监护人。

  为此,她先是给老家的亲戚们打了电话,问询“是否有子女孩子在北京生活”。几番排查下来,还真找到一位符合标准的。按辈分算,那位年轻人应该算得上是柏大妈的远房外甥。但因为常年没有联系过,几乎记不起他的模样了。而且,人家正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居无定所,为生活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多余的精力。

  连柏大妈自己都觉得“不太靠谱”。

  忧心忡忡的她决定找组织帮忙。

  她给自己原单位海城房产管理局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的情况。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挠头不已:若把户口迁回东北,能在海城帮您安排养老,但在北京养老的问题,我们插不上手。

  走头无路的老人,不得已向老伴儿单位的老干部局求助。

  老赵去世时,单位曾派人到家慰问,此后便没了往来。柏玉良握着电话犹豫了许久,鼓足勇气才开口,委婉地和对方商量——能否由单位出示一个情况说明,为自己入住养老院提供一些间接性的担保。

  不出所料,要求被客气地拒绝了,理由是柏大妈并非本单位职工——这事儿不归老干部局的管辖范畴。

  一番交涉后,问题还是推回到她自己面前。

  心急如焚的柏大妈甚至想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找不到标准稍稍宽松些的养老院,我只能找人装成我的子女或亲戚去试试。”她说。

  她到处找人扮做子女,甚至向帮她卖房的房地产中介问过同样的问题,弄得那位小伙子哭笑不得,答应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北京几位老战友的子女以及面相较为年轻的李阿姨是首选,他们了解她的情况,同情她的遭遇,并且愿意在北京提供一些照应和帮助。

  老战友的子女们大部分也已经年近60旬,也面临着和她境遇相同的养老问题。而李阿姨的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希望她能过去照看小孙子⋯⋯

  “我都60多岁了,倒是很愿意给老姐姐当监护人。可是过不了几年,就得找人监护我了!”李阿姨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距离交房搬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过几个月我就该去美国了,住不进养老院,谁来照应她?”

  出乎意料的答案

  柏大妈并不知情的是,在一些“行业知情人士”眼中,“监护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

  6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中国周刊》记者来到一家拒绝过柏大妈的公办养老院,以老人亲属的身份咨询情况。因为是周末,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上班,坐在大堂里值班的门卫接待了记者。

  “这可说不准——什么时候有人死了退房,什么时候就有床位了。您别怪我说话直。”被问及何时才能有房间的时候,这位干瘦的中年男子回答道。

  见记者表情焦急,他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过您运气不错,昨天刚刚腾出一间‘总统套房’,是由两个双人间改成的大单间,宽敞豁亮。5700元一个月,机会难得。”他所说的“总统套房”是这里最高档的一间屋子,养老院的宣传单上并没有记载,属于对外不公开的“特供房”。

  当记者说明了老人“没有监护人”的特殊情况后,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这个好解决。”门卫笑了笑,“没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院前面就有一家中保公司,花点钱找他们做‘间接监护人’就行了。”他随后告知,具体的操作手段,最好去找院长“咨询咨询”。

  “您也是明白人,给院长送点礼,他手里有不少中保公司的线索和门路。”门卫热情地提着醒,“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些难以理解的“窍门”太过于复杂。她继续寻找,碰着运气。

  6月下旬,愁眉不展的柏大妈在“考察”一家民营养老院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交谈结束后,临行前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您这儿要不要求必须有监护人?”对方的回答令她喜出望外——只要您愿意入住,监护人的年龄在70岁以下就可以,亲属的身份问题,可以“灵活操作”。

  虽然这家养老院在五环外,相对偏远,交通不太方便,而且入住环境也比柏大妈预想中的稍稍差一些,但这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可以接收她的养老院。这段日子,心力憔悴的老人已经等不起了,她决定过些日子就搬过去。

  “还挑什么呢,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

  这位老战士,最近总是喜欢盯着自己参军时候的老照片发呆——照片上,年轻的柏玉良一身戎装,一脸自豪。

  当年她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战士,每到一处村庄,都会引来一阵羡慕和惊讶的目光。作为卫生员,她在前线和后方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好几次,炮弹就在身后炸开,也没能把她吓住。对于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来说,面对那些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痛苦呻吟、满身伤口的伤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那时候,她常常暗暗念叨:“这点苦不算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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