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少女的“罗生门”，而是每个城市边缘家庭的常态——没有统一户口、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没有公开确凿的婚姻关系……

　　在深埋在地下的“灰色生态链”里，他们的生

　　在深埋在地下的“灰色生态链”里，他们的生存如蝼蚁般卑微，却在努力寻找光明。

　　引子：

　　2009年3月16日晚上，16岁少女陈艳带着一名王姓男子走进她的家，跟踪而来的是王家桥派出所“抓嫖”的联防队员。当张安分和前夫生的两个女儿走出铁门，打算去吃烧烤，她们的世界从此被撕裂开来。八个联防队员抓走了那名男子，还有陈艳的父亲刘仕华，养母张安分，张安分和前夫生的两个女儿，和小女儿的干爹——40多岁的单身男人普恩父，他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两个小女孩则被打成轻微伤。被制服的张安分跪在地上，听到联防队员在她身后说，三男三女，正好。——这就是惊动全国的3.16“昆明小学生卖淫案”的发端。

　　之后的进展扑朔迷离，张安分和前夫生的两个女儿以涉嫌卖淫被捕，但同年６月２日证实两个女孩都是处女。７天后，警方认定刘仕华在鉴定结果中造假，卖淫的人也从妹妹变成了姐姐陈艳。

　　之后，陈艳在指控父亲“容留卖淫”的证词上签了字。11月10日，“昆明少女疑似卖淫案”第一次开庭，被警察认为“卖淫”的陈艳拒绝了出庭为父亲辩护。经过12小时的庭审，四位律师的无罪辩护，最终一审判决刘仕华以及其同居女人张安分“容留卖淫”罪成立，但因为“不构成严重社会危害”，免于刑事责任，被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已经半年的刘仕华，当庭释放。而陈艳则被收容教养半年。

　　2010年1月19日，陈艳早早起了床。她穿好衣服，静静地坐在床沿等待。今天是她羁留在收容所的最后一天。半年前，16岁的陈艳因为“卖淫”被昆明市收容所收容教育。去年的12月21日，她在收容所里度过了她的17岁生日。

　　收容所外，父亲刘仕华与养母张安分早早就在土路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一个蓝色的路牌，写着“昆明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左转25米。”附近是轰鸣的工地，土路上有机车压过的痕迹。张安分戴一顶白色帽子，穿着正装，挽着一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新衣服。刘仕华焦灼地向大门内张望。自从去年6月被带入看守所，他经历了夏天，秋天和冬天，有九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了。



　　他的心愿最终得到了落实。九点之后，有工作人员叫陈艳出来办理手续。她与同屋的女孩一一告别，相约以后再见，其中一个女孩不禁哭了起来。陈艳沉默着走过一道一道的关卡。实际上，她并不十分想跨越这些门槛。她甚至非常害怕再见到父亲。

　　上午十点，刘仕华在收容所门口办理登记，进入收容所，看到朝思暮想的女儿。她低着头，垂手慢慢走了出来。两个人抬眼看到对方，都没有说话，陈艳没有哭，脸涨得有些红。刘仕华没有拥抱她——这并不是这个倔强男人的习惯。

　　他在收容所门口放起了鞭炮。今天是他们父女重逢的大日子。他特意穿上几年前买的100多元的蓝色西装。西装不太合身，领口上有一只金色的小蜻蜓。他严谨地穿着白袜子，黑皮鞋——这些都是他去谈“土石方”工程时穿的：他是一个郑重其事的人。为了接女儿，特意包了一辆小面，花了100多元钱，他不心疼。他的 “昂贵”西装的裤脚沾满了泥，他亦不觉得可惜。

　　陈艳穿着裙子、靴子走出来，分明是一个青春期的袅娜的少女。养母张安分示意她换上新衣服。父亲一言不发给女儿穿上鞋带。她就在路边换了上了新的白色运动鞋。她的深蓝色套头衫，前面写着不成样子的英文，也是新买的。换衣停当，他们一家人才上了车，面包车在泥路上颠簸了几下，拐了几个弯，很快地驶上了回家的大路。

　　车至王家桥，刘仕华在10个月前一家人被打跪过的街上，第二次放起了鞭炮。路灯上有监控器，据说曾经录下他们被打到跪起的录象，现在又录下刘仕华接女儿回家的情形。



　　他提着鞭炮一路响着，三个人穿过狭窄的巷子，右拐，到了自家门口。大门前的臭水塘一个月前被填平了，依然堆着垃圾。一个搬进来约半年的老头子下楼，漠然地走来了。他告诉我：你们记者不要来采访了，我们相信警察说的。一个昆明人对我说，当地派出所对外来人口中的云南昭通人和贵州毕节人特别头疼，这恰好是张安分和刘仕华的家乡。

　　在这非节日的炮竹声中，陈艳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跨过门槛，右转数米，随即走进了熟悉的大屋。他们家旁边的门紧闭着，用粉笔写着“内有空房”。王家桥是昆明市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来来往往的外乡人很多，底层的诱惑让它看起来欢快又盲目，谁也不会长久逗留。

　　但这里，却是16岁疑似卖淫的少女陈艳的凶险之地。她于2008年的8月正式来到王家桥居住。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听话的女儿和愤怒的父亲

　　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王家桥，这里充斥着20多年前土黄色单位宿舍楼群，杂乱无章的低矮建筑，参差不齐的的农民房，低洼的水塘、简陋的小旅社，KTV、游戏机房、网吧，粗糙的美容院、卖廉价日用品的小商店，这里有门面破败的药店，工商银行，派出所，中国移动。在资料里我们看到：“王家桥片区厂矿与农村交错，下岗改制企业集中，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治安状况相当复杂，治安形势严峻。”

　　王家桥看起来不像太平之地。我曾经见过一名站街的女人在傍晚时分，带着一名中年男人走进一间屋子，好半天也不会开灯。而在白天，一个被男人跟踪的少女焦急地向我求救，那个男人在旁边闪身而过，我把少女送到大路上，她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一年多前的深夜，刘仕华、张安分曾经在王家桥目睹相似的一幕。15岁的女儿彻夜不归。他们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寻找。看到远远的，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载着陈艳飞驰而过，他们试图用手去拉她，却没够着。陈艳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不要说话。这个手势让张安分印象深刻。

　　第二天，刘仕华盛怒之下，把女儿打了一顿。陈艳分辩说，那个男人是她的男朋友，是派出所的人，她要嫁给他。刘仕华放下棍子，呜呜地哭起来——他发现女儿越来越不听话了。

　　“只要发现陈艳和小混混在一起，我就会打她。”以“容留卖淫罪”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刘仕华对律师说，他坚决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卖淫。

　　还没有被带入收容所之前，陈艳从来都对记者否认卖淫，她只是说自己“不大听话”，因此爸爸才打她的。“每次打完我，他都会哭”，“平常他教育我在外面做事都要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她说她从来没缺过钱花，要是跟家里要个十块、几十块的，也都会给。在她的印象里，虽然父亲有肺结核，但一家人没有过特别窘迫的时候。

　　“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他人很好，对人从来没有分别，不会说你穷他就看不起你。他是正义的人，从来不偷东西，遇到要饭的，还给他5元、10元的。”

　　这并不是让她最过不去的。这个女人（张安分）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硬气。

　　五年前，他在工地上劳作时，有人介绍了已经在昆明工地上打工七年的张安分。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女人，手的褶皱里满是灰尘，这恰恰说明了她的自食其力。他不想浪费任何时间在猜测上，开门见山地告诉张安分，他年轻偷盗过马匹，入狱服刑，他还有一个女儿陈艳在贵州老家，和爷爷一起过活，他希望张安分不要介意这些，他会给她一个看得到的未来。他们只要攒够所有的钱，就回到家乡建起一个新房子。

　　他们没有领结婚证就住在了一起，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张安分与前夫的两个女儿，他不但带给她们一个从未谋面的姐姐陈艳，日后，他还会给她们带来新的弟弟妹妹。当张安分为刘家生下第一个男孩刘丁，她终于吐气扬眉——十几年前，她正是因为生不出男孩而被丈夫虐待乃至出逃的。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带着两个幼女和 30斤苹果，一口气从昭通老家逃到了昆明的马街。

　　“他能养家，带得起娃娃。”张安分告诉我，“王家桥过去总是有些站街的女人，刘仕华总不让那些女的站在我家门口，说家里有娃娃，怕学坏。”她还说，他们家不是做那种事的。她在工具房的床底下拖出了锄头、铁锹，说那是在工地上，给工人们用的。“两个人一起在工地干了几年，存下了3万块钱，因为刘仕华在贵州的草屋被火烧了，他在老家没得屋子住。我们就想着，存点钱，回老家盖房子。但这个钱，因为三个女娃娃被说是卖淫的事情，也都花光了。”

　　陈艳乖巧地照顾着弟妹，孩子的私语，笑声，呢喃，撒娇，嗔怒，萦绕于耳。但张安分依然愁眉不展。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承包的一个公共厕所，每个月刨去水电，可以拿到200元左右。不久后，周围房子拆迁，住户搬走，收入没有了。但这并不是让她最过不去的。这个女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硬气。一手带大的两个女儿还小学在读，从未在外面过夜，怎么会被人殴打到轻微伤，又被说成是卖淫女呢？想到全家被八个联防队员打跪在地上的那个晚上，她觉得“脸都丢尽了。”后来，两个女儿都辍学了。

　　他说，不管怎么样，她都是自己的女儿。她永远是自己的女儿。

　　刘仕华因为偷了一匹马，抢劫了40元，被判了九年徒刑，妻子作为从犯也被判刑。伤心过度的奶奶因此去世了，陈艳与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多年之后，张安分跟随刘仕华回家看望他年迈的父亲，她知道刘家很穷，却也没想到穷成这个样子，所谓的房子也只是一间草屋，而且还在一场火灾中化为乌有。

　　五年前，刘仕华终于提前了九个月被放回家，陈艳已经是一名12岁的少女。她眼中的父亲脸型削瘦，阴郁又倔强的眼睛，陌生得让人害怕。她想哭，又不敢哭，偷偷躲在了一旁，直到被大人拖出来，让她叫爸爸为止。五年后，当陈艳从收容所里刚刚放出来，她又一次害怕了。十多年前，是父亲连累了她，而这次，却是她连累了父亲。

　　1月19日，陈艳回家的第一天。父女一人坐在一个沙发上，各自沉默着。这和她过去的梦是一样的：父亲被放了出来，但是他却不是十分高兴，他不说话。

　　傍晚时分，一家人围着炉火取暖。2岁的女孩睁着狐疑的眼睛，不失时机哭闹一下。这是他们第一次全家人的聚会，他们谈起各自在派出所、看守所、收容所的遭遇。

　　我问陈艳，为何去年7月，对所有记者都否认了卖淫，却在收容所里，面对电视台的镜头承认了。她的脸上露出窘迫又难过的神情。她说那些拍电视的人过来，旁边还有好多警察。“他们都是审问过我的人。他们说你自己想清楚，爸爸还在他们手里。”

　　我问她为何放弃了第一次出庭。“他们告诉我，法庭上会有很多警察和记者，我想如果我说了真话，又怕警察不放过他。可是面对父亲说假话，又说不出来。”她的眼睛迅速红了，脸也涨得通红。“他们说，如果我按照他们说的话，爸爸就可以被放出来。”

　　陈艳流泪后的三个小时，刘仕华也哭了。我问他，法庭上陈艳不出庭，证词对他不利，他心里是不是难过？

　　他手里拿着烟，另一只手轻轻去擦眼泪。他哭了。但是很克制。

　　“我希望她来。我特别希望看她一眼。”

　　他说，不管怎么样，她都是自己的女儿。她永远是自己的女儿。

　　收容所里的经历

　　收容所有大人，也有未成年人。陈艳先被行政拘留5天，然后被收容教育半年。进入收容所之前，她曾在普吉派出所被打了两个耳光，他们让她在承认卖淫的口供上签字，随后被带入了收容所。刚进收容所她始料未及，哭了一整天，累了才勉强睡着。

　　在收容所的半年，陈艳偶尔收到养母张安分带去的钱，也收到了王家桥派出所送来的500元退款，对方让她写了收据——2008年冬天一次被王家桥派出所“抓嫖”时罚款。一共1300元。其中800元是检查费，不再退还。普吉派出所的人也给了陈艳送500元。

　　从收容所里出来的第二天晚上，陈艳突然捂着脸蹲下。鼻子里喷涌出鲜血，流了一地。她从来没看到过自己流那么多的血，吓得哭起来，伴随着呕吐。父母手忙脚乱，赶紧拿纸巾止血，妹妹们也来帮忙。他们愤怒又慌张，竟然说要去找普吉派出所理论。但最终决定先送去医院。于是，他们带着她走出黑巷，到马路上找药店。药店却说医生下班了，他们恳求了两次，希望先止血，没有得到同意。陈艳满脸的血，蹲在地上。王家桥深夜的出租车并不多，拦下一辆，车却不肯停，径直走了。刘仕华背着她，总算转到了一个社区里的医院，似乎已经没什么人了，他们摸着上了六楼。

　　陈艳说派出所的人大声吼你，会打你。打脸，扇耳光。她之前经常会头晕，头疼，在收容所里也流过几次鼻血，却都不要紧。但这一次，我目睹她的恐惧、哀号，血挂在她的脸上，我目睹他们在深夜四处寻找医院，打车，止血，一边慌张，一边愤怒和恐惧。我目睹了她的无助，软塌塌的身子倚着，一心想回家。我紧跟其后，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无奈，焦急，愤懑和悲伤的眼泪。

　　对话陈艳

　　M.C.：你过去在昆明和朋友怎么相处？

　　以前，和小混混玩，吃烧烤，唱卡拉OK，吹牛皮。我最小，大家都护着我。

　　M.C.：是否有性行为？

　　我会喜欢小混混中的其中一个。喜欢之后偶尔会发生性行为。

　　M.C.：第一次发生性行为在什么时候？

　　15岁的时候，在西双版纳。17岁的男孩子。他的叔叔认识我的父亲。他家婶婶还来我家提过亲。那时候，我还太小，父亲拒绝了。

　　M.C.：2008年8月份到了昆明，有交男朋友吗？

　　没有好好正式交过。他们喜欢我，在一起开心，有时也想我做他们的女朋友。有时候相处下，感觉不好就分开了。

　　M.C.：有给钱吗？

　　他们有时候会送礼物。有时候要给我买衣服，我不要，他们要给我钱，我也不想要。我要和他发生性行为不是为了要他的钱。

　　M.C.：你和几个人发生过性关系？

　　小混混朋友比较多，发生性行为的有4～5个（不好意思，低头）。在哪里玩，有时候，就在哪里开宾馆。

　　观点

　　北京社会生活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中国性学会性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钱坤：

　　人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无法处理过度的情绪，会紧急自我保护，将情感过度抑制，这种状态持续太久，随时会出现心理崩溃。陈艳现在的平静是很危险的，必须警惕。

　　每个人都生活在内在与外在的多重标准之间，陈艳坚持自己没有卖淫，法院却认定她卖淫，在这种剧烈的矛盾之下，她的心理可能向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完全丧失对社会的信任，攻击性指向外界，做出彻底反抗社会道德评价的事情，比如不久的将来真的去卖淫；另一种是她出自强烈的自尊，攻击性指向内心，造成自伤。在这个案子中，陈艳曾指控父亲容留卖淫，只有这样警方才会放过她；她成长过程中母亲长时间缺失，父亲是她核心的情感支撑来源。她现在害怕见到父亲，正是内疚的体现，内疚与社会伤害双重叠加，内外受困可能会彻底瓦解她的安全感和自我信心，我非常担心她会毁灭自身。幸好她身上还有一些积极因素：陈艳曾说她跟那些 “小混混”“喜欢之后偶尔会发生性行为”，她不那么“听话”，对性比较自然，这给她的心理恢复带来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提供社会支持，尽快对她做心理干预，找专业心理治疗师与她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帮她重建信心和安全感，在经济上也对这一家做些帮助，这是挽救她的最好办法。作为一个心理专家，我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女人必须帮助女人，这才能最终拯救女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