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早报报道，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雇员被指参与恐怖袭击后，美国等国家纷纷暂停金援。专家指出，以色列公开指控工程处的时机，显示它的目的可能是想转移压力和注意力，而各国要求工程处彻底“清理门户”遏阻恐怖组织渗透，不仅不切实际还很难永续推行。

1月26日，近东救济工程处宣布解雇数名雇员和对他们展开调查，因为以色列指控他们参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同日，海牙国际法院就南非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一案发布临时措施，要以色列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加沙人遭种族灭绝，同时为向加沙输送救援物资提供便利。

在以色列曝光工程处涉恐丑闻之前，国际社会对以军过度报复加沙巴勒斯坦人已愈发不满。美国要通过“两国方案”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也遭以总理内坦亚胡强硬拒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李伟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就因工程处近3万名雇员中出现了12名涉恐人士，以色列就将整个组织定调成反以色列机构须停止运作，忽视成千上万急需救援的难民，显示出涉恐指控只是个由头，转移因拒绝‘两国方案’和过度炮袭加沙引发政治压力才是以色列的主要目的。”

李伟建补充称：“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后成立的以色列而言，南非‘种族灭绝’的控诉会让以色列非常敏感、震动和恼火。所以，内坦亚胡政府才会选在此时不断放大工程处的错处，以转移外界对国际法院裁决的注意力。”　

断金援出于政治决定 有关各国并不违法

以色列的指控曝光后，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和德国等10多个主要捐助国宣布暂停出资。这使工程处出现了逾4亿4000万美元（约5亿9000万新元）的资金缺口，约占全年预算一半。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在社交媒体平台X发文警告，各国暂停金援的决定，是在“公然藐视”国际法院要求向加沙提供有效人道援助的命令。

不过，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研究员诺曼（Kelsey Norman）告诉《联合早报》，资金援助并非是强制性措施，捐助国决定是否支持一个援助组织，往往是基于政治决定，因此断供并不违法。但这也是个非常不明智且有害的决定，因为工程处的援助对象都是处在极端困境的巴勒斯坦人。

为了避免没有战略财政储备的工程处在2月底关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恢复金援，并责令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彻查工程处涉恐指控，以及成立由法国前外长科隆纳领导的独立小组来评估工程处的中立性。

但哈马斯统治加沙超过15年，已深深融入当地社会，要与它划清界限并不容易。

彭博社专栏作家钱皮恩（Marc Champion）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工程处2022年记录的2万7756名雇员中，除了213人外，其余全是巴勒斯坦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控诉工程处有约10%雇员与哈马斯等恐怖组织有联系，半数雇员的近亲与恐怖组织有关，便不足为奇了。”

钱皮恩认为，尽管工程处承诺彻底“清理门户”，但眼下地区局势动荡，尚不清楚工程处该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从长远来看，要想在庞大的队伍中筛查恐怖分子，更是难上加难。　

工程处被批是以巴和平障碍 

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援助对象是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随后的冲突期间，逃离或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后代。目前有约590万个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接受它的人道援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在哈马斯控制、以色列围困的加沙，工程处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它是国际援助进入加沙的主要渠道，加沙几乎所有人现在都依赖工程处提供基本必需品，包括食品、水和卫生用品。战争爆发后，工程处设立的学校、诊所等，也成为加沙人的避难所。

但以色列一直希望工程处停止运作，指责该机构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永久化”，因为它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进行重新安置的授权，还允许巴勒斯坦人将难民身份代代相传。批评者因此认为，工程处的存在使巴勒斯坦难民无法融入新社区，加深他们渴望回归家园的念想，进而阻碍了以巴和平进程。

工程处这次爆出涉恐丑闻，内坦亚胡趁机要求让其他机构取而代之。

 

但诺曼说：“那些声称应该废除工程处的人，希望巴勒斯坦难民被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收容。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在这些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巴勒斯坦人也担心，一旦融入这些国家就意味着放弃了返回巴勒斯坦的希望。因此，解散工程处只会进一步恶化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不会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有助于解决以巴冲突。”

李伟建则说，工程处自以哈战争爆发后，便在加沙地带提供了大量人道援助，且该组织的雇员大多都是当地人，十分熟悉地区问题。“要想在这个动荡时期临时组建新的援助机构，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行的，其他组织短期内也无法拿出大笔资金对加沙展开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