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

作为中非贸易活动中重要的中间环节，非洲个体商人的“广漂”现象在21世纪初曾经引发广泛关注，非裔人群集中的“巧克力城”社区也由此成为广州的一道别样景观。不过随着中非贸易结构的持续变化和中间环节利润率的下降，“巧克力城”已然进入显著的收缩期。那些来自遥远大陆的造访者，最终成为南粤的过客。

文/刘怡

2008年，南非外贸商人尼尔森在广园西路的一处二手汽车零配件商铺查看货样

16点50分，约翰尼调整了一下自己在小马扎上的坐姿，把手掌上沁出的汗水抹到黑色工装裤的裤缝上。一场华南初夏常见的雷阵雨刚刚下过，但丝毫不曾降低的气温依然在把温热的汗液从每个人的汗腺里控出来。“通通商贸城”面向广园西路的一侧，几家沿街的箱包门市部紧闭着卷帘门，只有整修人行道的建筑工人三五成群经过。不过这一切都和约翰尼无关，他只知道一件事：连续第27天，没有人找他兑换外币。

严格说来，“约翰尼”并不是这个在广州断断续续生活了一年的加纳人的真实姓名。和许多来自“黑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俗名）的个体商人一样，起一个简短的美式英文名字会比冗长复杂的本名更容易让中国供货商记住，从而提高做成生意的概率。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退去的2020年6月，任何新名字都无法给约翰尼带来好运：在“通通商贸城”于4月中旬发现5个新增确诊病例之后，这家主要经营出口箱包、服装和凉鞋的大型批发市场再度被临时关闭。然而32岁的约翰尼并不知晓这一切，他的大部分商业信息来自同住的尼日利亚批发商乔治，后者已经在5月份乘坐归国班机离开。在对周遭的中文信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约翰尼在商贸城门口的等待变得像是一场孤独的行为艺术：除去期待一切骤然好转外，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与此同时，在大约3公里外的西胜街深处，李伯刚刚和两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商定好了每月1600元的房租价格。作为土生土长的越秀区登封村村民，把那些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居室民房出租给“广漂”群体就是李伯在过去20多年里的唯一工作。“整个登封村有7000多套房出租，大部分是老房子，价格上不去。”李伯的口气有些惆怅。在他印象里，2010年之前，西胜街一半以上的租客是新近从非洲前来的个体商人：“我也唔知（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国家人，收租嘛，只要不走佬（逃跑）就行。”黑皮肤“广漂”们的砍价能力至今令李伯啧啧称奇——一台巴掌大的计算器，几个事先写在小本子上的中英对照单词，凭着这些“武器”嚷嚷上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双方都是“动口不动手”，违约的情况发生频率也不高。

不过，最近六七年，李伯明显感到入住登封村的中国籍租客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非洲“广漂”客：“2012年之后，公安对没有合法身份的非洲人进行了几次集中清查。加上不允许外籍租客充当‘二房东’，许多非洲个体商户选择搬家到周边的番禺或者佛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根据他2013～2014年在广州所做的田野调查估算，2013年之后，常居本地的非洲商人的数量一直在由巅峰期的1.5万～2万人逐年递减。而2020年开春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直接重创了非洲个体商人日常依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人头攒动的批发市场被临时关闭，熟悉的餐厅和酒吧也暂时中止了营业。在不安和焦虑中，一些人开始做离开的准备，并且担心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这里。

2020年6月初，天秀大厦一家专营出口女士内衣的外贸档口负责人正在等待非洲客户上门

但如论如何，从三元里（广元西路）到小北路（登封村）这片半径不足3.5公里的“族裔飞地”，已经在中非经济交往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99年到2019年，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额由64.84亿美元一路上升至2087亿美元，连续8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在对非出口商品中占比超过40%的纺织品、鞋帽、箱包、家电和建材，有相当一部分便是由三元里和小北路的个体“广漂”商人来经手。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非洲数十个国家的贸易中间商持续抵达广州。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专属的居住和生活空间。以至于“巧克力城”这个最初由本地出租车司机发明的词语（用于描述小北路一带的非洲人聚居区），已经进入了多个国家人类学研究者的论文。

对许多怀抱憧憬来到“巧克力城”的非洲“广漂”客来说，广州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纽约和巴黎。然而中非贸易结构的渐趋改变和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的性质，又决定了南粤不会成为这些逐梦客的终点站。像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走出偏僻乡村的中国入城务工人员一样，大部分“广漂”非洲人更渴望“衣锦还乡”而不是“入乡随俗”，他们的迁徙轨迹始终在被继续提升收入的动力驱策着。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天，一些“巧克力城”的昔日居民已经在贵州、浙江甚至越南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全新的旅程也将很快开始。

2020年5月底，花园酒店西餐厅中的各国旅客

花园酒店：一个隐喻

每一位活跃在中非贸易第一线的广州业务员，都能如数家珍地报出过去十几年他们造访最多的场所：小北路的天秀大厦和越洋商贸城，广园西路的新、旧天恩服装城以及唐旗外贸服装城，三元里大道旁的金龙商贸城与金龙盘国际贸易广场……但对初来乍到的访问者来说，这些地点是完全“平面”而非“立体”的。

沿着八车道的环市东路从区庄立交前往小北路，不到5公里的区间内，你需要穿越四处高架桥，并目睹广九铁路上的客运列车鸣着汽笛从近旁通过。那些或孤高凸起或扁平浑圆的外贸市场和居民楼就分布在高架桥四周如同树枝一般伸出的岔道近侧，被缓缓升起的高架路遮挡住了视线。在西北方稍远一些的三元里，专为批发市场服务的物流打包点几乎延伸到了广州火车站西墙外，外观带着上世纪90年代特有的那种随意感和散漫气息。

从区庄立交桥稍微再往东行，珠江新城以及它南面隔水相望的“小蛮腰”广州塔代表了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化”的最新定义。但当汽车载着他们从机场一路南下，抵达环市东路和建设六马路交界处的花园酒店时，忽然折向了西方，驶进了那个不那么“立体”的“巧克力城”空间。花园酒店由此成为隔开未来与当下的大门，甚至一个隐喻。

如今已经移民迪拜的尼日利亚裔英国商人约瑟夫，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花园酒店常住，是最早叩开那道有形大门的非洲“广漂”客之一。花园酒店充当了他从熟悉的香港生活转向广州的中介：“1997年之前，常居广州的外籍人士除去外交官及其家属外，大部分来自美国、西欧和日韩，非洲人屈指可数。我任职的那家英国外贸公司主要经营汽车零配件和翻新二手车，80年代中期我被派驻到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到了1993年因为公司业务扩大，又在广州设立了办事处。”建成于1985年的花园酒店，拥有港资背景，是内地最早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对那些取道香港进入广州的欧美企业代表来说，这家拥有西式客房和完善会议、通信设施的宾馆是一个合适的桥头堡。这里也是改革开放后汇丰银行在内地设立的第一家分行的所在地，提供了当时稀缺的汇兑便利。

即使是在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春天，花园酒店依然承担着中外贸易洽谈枢纽的功能：一次小规模侨商投资会正在安放宣传布景，大厅内从全球各地返回的商人数量也渐渐多了起来。望着视频画面中熟悉的咖啡厅和商场，约瑟夫谈兴渐浓：“90年代初驻扎在广州的商人，大部分属于‘行商’，也就是专业跨国贸易公司的代表。其中的非洲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拉伯商人，以北非的埃及人居多。他们最早在开罗和迪拜跟随阿联酋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80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第二类是像我这样的‘黑非洲’英语国家人士，大部分受雇于英国贸易企业，最初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活动，接着进军到广东省。”由于不熟悉当时内地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行商代表往往需要在广州停留较长时间，以持续处理从订货合同签署到报关在内的一系列手续。

在约瑟夫看来，后来被称作“巧克力城”的广园西—小北非洲人商贸区的形成，与花园酒店在90年代的溢出效应有关：“行商受雇于大企业，洽谈的业务单笔金额都很高，因此负担得起在花园酒店长住并设立办公室的开支。但他们同时又有消费和娱乐需求，不可能都在酒店获得满足，于是在紧邻花园酒店的环市东路周边就出现了一批专为行商服务的餐厅、酒吧和美发沙龙。”

今天，从花园酒店所在的淘金地区向西步行，道路两侧依然不时可见挂有西班牙语招牌的墨西哥烤肉店、提供中英法三种语言对照菜单的小酒馆以及主营对欧业务的清关代理行。在约瑟夫看来，这些都是行商时代的遗产，并且直接催生出了小北路附近面向非洲个体商户的生活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内地取代了东南亚、韩国和中国香港成为非洲对外贸易的新中心，一些规模较小的行商乃至个体商人也开始抵达广州。他们承担不起入住花园酒店的开销，但希望能在一个相对熟悉的语言和生活环境里开始‘广漂’。与花园酒店共享周边生活区、直线距离也不远的小北路一带遂成为首选。”

但这只是约瑟夫的个人印象。曾经服务于广州市政府外事部门、上世纪80年代末“下海”经商的福伯，给出了一种更具历史纵深的解释：“为什么花园酒店会建在淘金路一带？因为它本来就是广东省政府为举办‘广交会’而规划的对外贸易服务区的一部分嘛。”一年一度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历史可以追溯至1957年。它最初是新中国政府为了打破美国经济封锁，拓展面向东南亚国家、港澳地区以及全球侨商的经贸关系而创办的。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相继解冻，广交会的规模持续扩大，会址也迁移至流花湖公园附近（今流花展览中心），与白云山西麓的机场（旧白云机场，现已整体改建）以及1974年建成的流花桥火车站（今广州火车站）相呼应，形成了当时华南最大的专业外贸商圈。为了给这一商圈提供配套服务，广东省政府从1975年开始，在流花桥火车站东南侧的淘金坑地区新建了一系列涉外酒店和商场，形成了南粤地区第一个高端国际商务社区。而夹在淘金路和火车站之间、当时仍是农田的登封村（小北路）一带，则在淘金路周边的“八大酒店”等高端涉外服务机构的带动下，逐步演变成了相对“低端”的商贸功能居住区。

精心规划与自然演化，“高端”与“低端”，行商和个体商人——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分，将花园酒店的东西端塑造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998年之后来粤数量剧增的非洲个体商人，绝大部分属于单纯的外贸中间商，财力单薄，此前对中国市场也所知甚少。花园酒店以西那些最初为满足中国国内市场需要而兴建的商贸城，一方面可以提供现场看货和跨境清关、物流服务，另一方面与持续向外延展的淘金路涉外生活服务区近在咫尺，自是成为他们的立足地。

从80年代初起就频繁造访广州的麦高登，根据他和两名学生林丹、杨瑒在2010～2015年的小北所做的现场调查，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人类学研究著作《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在麦高登看来，花园酒店以西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星巴克、苹果等大型跨国企业的“低端全球化”模式：由个人或家庭组成的非洲“非专业”中间商，从中国这个巨大的生产国持续采购廉价的生活消费品，运回总体需求量巨大而本身缺乏制造能力的母国售卖。尽管小商品在中非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目前已经缩水至三成左右，但对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小外贸商人来说，这依然是他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市场，入场“门槛”也相对较低。

而麦高登没有提及的是，花园酒店以西那个属于个体“广漂”商人的空间，自始至终对东面的“高端全球化”抱有艳羡之情。甚至可以说，每个选择暂时在三元里和小北栖身的非洲外贸商人，长期目标都是“向东去”，期待在完成资金积累之后进入淘金以及珠江新城的“高端”世界。不过，最终实现梦想的只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人。

2020年6月初，宝汉直街的一名非洲裔租客经过街角新设置的分类式垃圾桶（李亚楠 摄）

登封村的人们

即使只是和2019年深秋时节的情形相比，2020年6月初小北路一带的街景也可以用“萧条”来形容。从环市东路和内环路下方穿过的那条过街地道，过去十几年都是露天商贩的日常聚集地，人头攒动的景象可以持续至晚间10点多，如今却空无一人。平日里非洲客商酷爱前往的新宝汉商贸城、越洋商贸城以及价廉物美的新登封宾馆，要么早早拉上了卷帘门，要么警惕地仅仅打开半扇门。只有宝汉直街西沿的几家鞋帽商铺还在照常开张，偶尔会走进几个询价的黑皮肤客人。其中一家店的营业员告诉我，她的非洲老板正在居家隔离。

不过，即使是对“巧克力城”一无所知的外来游客，也可以轻松瞥见这里显著的国际化气息。在宝汉直街以及与之毗邻的童心路两侧，不时会闪现出用对比鲜明的红绿、红黄撞色双语文字装饰的招牌，显示其中乃是“内罗毕酒店”或者“安卡拉饭店”。十几家门窗橱柜店门前，进进出出的工人正在搬运焊接好的不锈钢防盗网以及捆扎固定好的板材：它们除去被运往周边的跨境物流门市部外，也会提供给面向非洲客人的本地出租屋。

盘踞在麓景西路和恒安路之间的这四五条街道，在不同的人群口中有着不同的名称。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习惯用最近的一个地铁站为之命名，称其为“小北路”或者“小北”。街道办和越秀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则会严谨地分出不同的社区，例如童心、下塘和宝汉。不过像李伯这样土生土长的本地老居民，会更乐意使用一个在地图上已经查询不到的名字——登封村。“1985年以前，这里是广州的蔬菜种植基地登封村，居民只有2000多人。城市建设范围扩大之后，登封村变成了登封街道，最早划归天河区，现在属于越秀区。”李伯介绍说。过去十几年云集着“广漂”非洲客商的小北商贸区以及那些间距极小的“握手楼”，就建筑在旧登封村的地基上。

登封村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规划上虽然已经成为广州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却保留了村镇时代的集体经济所有制，这为本地居民以及资产管理者有计划地介入中非商贸活动创造了可能。李伯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登封村被改组为登封街道之后，本地村民及其家属就成为“登峰街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的股东，所持的股份可以继承或转让。到世纪之交股份结构固定时，3000多位原登封村村民成为联社的实际控制者，每年可以拿到分红。联社作为一个兼有经济和社会双重身份的主体，一方面开设了若干个农贸市场和小型工厂，以拉动居民就业，另一方面预见到了闲置土地的巨大开发潜力，开始主动迎合市场、兴建新的商贸专区。

上世纪90年代登封村经济的转型，与流花桥火车站周边商贸圈的崛起具有直接关联。广东民营经济的勃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为成衣制造业的异常红火，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蜂拥而来。1993年，在广州火车站南面率先出现了著名的白马商贸大厦，接着红棉时装城、夜明珠广场等十几个专营服饰、小商品和电器的大型批发市场也相继出现。与火车站商圈有3公里左右距离的登封村，虽然没能赶上第一波开发潮，却意外地成为来粤内陆客商的生活服务区。尤其是来自新疆、甘肃、宁夏等西北内陆省份和地区的商人，在从租金较高的火车站商圈核心区域移动到外围的登封村之后，开始租赁房屋居住，并开设为少数民族饮食和生活习惯服务的餐馆、牛羊肉商店。这在不经意间为21世纪初非洲尤其是西北非商人在此落脚创造了条件。

2008年12月13日，在穗尼日利亚客商领袖奥朱古·艾马（中立者）在一次非洲人商会举办的聚餐中起立发言

在今天的登封村一带，西北特色的风味餐厅依然是最常见的街边铺面。仅在总长不足500米的宝汉直街以及周边的三四条巷道内，就可以发现20多家由中国西北穆斯林开设的餐厅。曾在宝汉直街居住的维吾尔族餐馆老板肉孜，依然能回忆起第一批非洲零售商人进入登封村时的情景：“大概在1993、1994年前后，开始有埃及商人到登封村一带租房，接着来自尼日利亚、马里这些西非国家的外贸中间商变得越来越多。他们语言不通，又有宗教信仰，对租金的价位也很敏感，只有宝汉直街周边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由于中国香港地区针对非洲国家公民的入境规定相对宽松，不易取得中国内地长期签证的非洲客商往往先取道香港，随后转乘广九线列车抵达流花湖火车站。登封村一带距离火车站商贸圈既近，又有食物口味、制作方法与中东国家类似的中国西北餐厅可以光顾，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喜爱的聚居地。“巧克力城”于是开始在此萌芽。

因疫情暂时回国的尼日利亚家电批发商乔治，在电话中证实了肉孜的回忆。他表示：“我们西非商人并不是打通广东渠道的第一波访客。21世纪初来到小北的尼日利亚籍‘广漂’，最初拜师的是埃及人。”早在70年代，身为不结盟国家成员的埃及企业就成为“广交会”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90年代初，埃及个体商人开始在小北一带从事服装、鞋帽、箱包的出口批发业务，彼时来到南粤的西非人大部分还是欧美行商的雇员。到1998年之后个体商户取代行商成为“广漂”西非人的主流时，掘得第一桶金的埃及商人要么已经离开本地，要么寻求转向其他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他们留下的经商模式和生活服务区，遂为西非穆斯林商人所继承。

在2020年的今天，从淘金路到小北地铁站之间，环市东路两侧的餐厅和商铺依然带着浓厚的中东风情。在拥有堂皇大厅的亚洲国际大酒店近侧，“底格里西餐厅”和“萨米屋地中海餐厅”的招牌就悬挂在道旁商厦的第一层，尽管目前暂时中止了营业。麦高登把这些一度云集着北非穆斯林商人的街道称为“阿拉伯巷”，它们构成登封村和花园酒店之间的过渡地带，曾是本地小摊贩的最爱。安葬有最早来华的伊斯兰教信徒宛葛素的清真先贤古墓（建于初唐），距离此地不足两公里，为来自中东和非洲伊斯兰国家的“广漂”客提供了每个星期主麻日的聚会场所。诸种因素交叉影响之下，登封村最终演变成了广州中心区一块中外混居的独特商贸“飞地”。

必须指出的是，登封村基于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类型，在这种转变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未能赶上90年代初火车站商圈开发的先机，但随着世纪之交非洲个体商户的涌入，登封街合作经济联社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专门针对外籍小型批发商的商贸空间。对此，长期关注广州城市社会史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麦思杰敏锐地指出：“以白马批发市场（白马大厦）为代表的流花商圈中心地带在90年代末期已经趋于饱和，已经没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以用以兴建专门针对非洲贸易的大型批发市场。而位于这一商圈边缘的登封村及三元里地区仍有大量可利用土地资源，在这些地区发展专门针对非洲地区的贸易批发市场，是市场发展必然的结果。”

从2000年前后开始，登封村经济联社陆续规划新建了金山象、泓汇、越洋等一系列面向非洲客商的大型批发市场；它们按照商品侧重的不同，分为成衣、箱包、鞋帽、家电等门类，市场内商铺的月租金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小有名气的登封大酒店（华南地区第一家由农民集体经营的宾馆）也在2004年斥资上千万元进行了翻修，以每日100多元的低廉价格向外籍商人开放。那正是李伯记忆中的黄金年代——物业租赁进账迅速取代蔬菜种植和住房租金，成为登封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源源不断的“广漂”客流仍在从西非涌来。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在2008年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以登封村为中心的环市东路片区已经成为当时广州外籍居民活动密度最高的区域，每天有5000～6000名外国人在当地出没。2012年，注册在登封街道的157家外资企业代表处中有80%由非洲人士管理，年营业额高达75亿元人民币，已经蔚然可观。

2020年5月底，在环市东路附近的一处住宅区，一位领着两个孩子的非洲裔租客正在向工作人员了解防疫政策

天秀大厦里的世界

说服乔纳森让我陪同他进入天秀大厦并不容易。这个鼻音浓重的尼日利亚豪萨族人一再解释：“我已经不再是外贸商人了，只是个顾问。我没有什么要采购的，只是去了解一下6月份以后家电代理商的出货进度。”不过我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我是个中国人，档口老板会更乐意向我讲实话，这对你一定是有用的。”

要在横跨环市中路的过街天桥上分辨出乔纳森是很容易的：他坚持要在6月炎热的午后披上西非式样的阿巴达（Agbada）长袍，并用小帽一丝不苟地压住头发。在乔纳森看来，这是一种彰显“正规性”的方式：“谁都会更愿意和一个衣着得体的人打交道，是吧？”不同于那些孤身“广漂”的年轻人，41岁的乔纳森把妻子和最小的女儿也接到了广州，平时就在租住处做饭，在“阿拉伯巷”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断断续续在广州工作了12年以后，我已经可以拿到Z字头签证（长期工作签）了，虽然每隔一年依然要重新申领一次。”乔纳森的语气透露出自豪。大部分来华时间不长的非洲“广漂”只能申请到有效期从3个月到半年不等的M字头签证（短期贸易签），每隔30天就要离境一次。和他们相比，Z字头签证持有者属于不折不扣的“特权阶层”。“我应该还算是‘鬼佬’（粤语中对外国人的俗称），”乔纳森能讲几句粤语，“但已经不属于‘走鬼’（指无证摊贩）了。”

每一个出没于小北周边的非洲外来客都会把自己含混地称为“商人”，乔纳森认为这不算夸张：“我们并不直接从生产厂家订货，也不负责回到非洲销售。我们参与的是这两个环节之间的中介部分。”一名典型的贸易中间商在离开非洲之前，会向自己所在城市的批发市场或者中小零售商了解最紧俏的商品类型和销售价位，接着以非正式代表的身份抵达广州，与外贸档口（门市部）的运营者敲定单批商品的订单，并监督整个流程直至交货并通过中国海关。“应该说，一个带着一两千美元来到小北的穷小子和我们这些拥有办公室的家伙没什么本质区别，”乔纳森很认真地告诉我，“我们都在用自己的钱投入中间环节，没人会和我们共担风险。那些本钱最小的商人需要自己带着货物上下飞机，我们则可以委托清关公司。但一旦被海关扣下，损失是同样的。”

高36层、像箭头一样楔入环市中路南侧的天秀大厦，构成了这个非洲中间商群体的重要交易平台。严格说来，在大厦的三栋塔楼中，只有面朝过街天桥的B座被用作商业楼宇，租金相对较高，A座和C座主要是民居。不过塔楼底部打通的四层商铺与一般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毫无区别：二楼的敞开式玻璃柜台背后，年轻的女推销员正在向一位兴致不高的黑皮肤来客展示不同尺寸液晶电视的画质。三楼的童装、箱包和鞋帽档口规模要再大些，不过在这个来客屈指可数的下午，大部分小老板选择了安坐在玻璃门之后的世界里，泡上一壶茶。疫情造成的交易中断使得许多摊主选择了挂出“转租”布告，也有一些人借着这意外的淡季搞起了装修。扶梯口边的玻璃橱窗上贴着一张非洲地图，在代表尼日利亚、马里等国家的色块上，可以看到淡淡的指甲印。

2008年12月14日，一群“广漂”非洲客商在沙面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参加周日下午的英语弥撒

“市场睡着了。”正在自家假发档口门前来回踱步的女摊主阿丽突然冒出了一个诗一般的句子，“‘五一’之后我们才获准重新营业，但大部分‘老黑’要么回了非洲，要么还没过来。今年春天是十几年都没有过的淡季。”

和面色沉郁的摊主们相比，乔纳森的兴奋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不到20分钟时间，他已经分别闪进了一家手机壳样品档口、一家布料行以及一家皮鞋门市部，快速地向管理员提问，并在“苹果”手机上做着记录。“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信息。假使其他外贸中间商想要在第一时间了解6月份皮鞋和手机壳的可靠交货日期，他们可以从我这里买。”乔纳森的口气像是掌管着一家商业情报机构，“每份200美元，很公道。”李志刚把像他这样的新型非洲商人称为“坐贾”——小本经营的商品买卖已经不再是坐贾的主要盈利模式，他们或者调查和整理档口资讯，或者开设跨国货运代理公司，将自己在贸易中介环节上的位置移动到了重要性更大收益率也更高的区间。“你可以认为，我已经不再和货物打交道，我的工作是关于人的。”乔纳森解释说，“我熟悉天秀和国龙（附近另一家大型商贸城）的许多档口老板，经常与他们攀谈，并且跟尼日利亚南部的一些大型批发市场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来自非洲的业务员抵达小北时，他们可以直接来找我，而不必在整栋大厦里摸索。”

但乔纳森毕竟只是非洲“广漂”客中的少数派，“摸索”才是大部分贸易中间商的常态——“你无法想象，在最近十几年来到小北‘逐梦’的非洲年轻人里，有多少人对中国根本一无所知。”突尼斯人阿玛尔叹了口气。1998年之后来粤的第一批非洲个体商人大部分做过专业行商的学徒，熟知跨国贸易的整个流程。但当他们成功掘得第一桶金的消息传回撒哈拉以南的广袤腹地时，吸引来的却是单单看到利润和机会却对风险以及复杂性一无所知的新手。“不必怀疑非洲年轻人的勤奋。他们揣着亲戚朋友凑齐的几千美元启动资金来到这里，一找到住处就立即钻进天秀大厦四处问价，”阿玛尔的神情变得很复杂，“但那怎么够呢？生意也是一门学问啊！”

点石成金的年代的确曾经存在过。2002年，“黑非洲”国家结束了为期约1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在此之前，受“冷战”结束带来的外援骤降等因素影响，大批非洲国家政府选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债以避免财政破产，为此不得不人为控制商品进口量，以保持贸易顺差。从2003年开始，压抑了十几年的需求出现了井喷式增长，非洲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在5年里就由101.3亿美元猛增至510.9亿美元，其中又以纺织品和小商品占绝大多数。广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2005年本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产值的75%来自纺织业，并且到2007年为止，广州服装类商品的年均出口增长一直维持在7%左右的高水平。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来到广州签下订货合同的个体商人都可以抽取可观的中间利润，而不必担心滞销。

但事情正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政潮的开始，使得一大批商业经验丰富的西北非商人被迫暂时中断与广州的联系。而凭借热情和惯性继续涌入小北的新一代“广漂”个体商人则发现，非洲市场急需的中国商品的类型已经出现了变化。随着当地城市化和工程基建需求的增长，2009年，机电产品占中国对非商品出口额的比重首度突破了50%，纺织品、小商品（包含鞋帽、箱包、玩具等）以及小家电的占比则逐步滑落至三成左右。个体商人的资本规模和行业经验既无法胜任机械设备的采购，便只有在已经成为“红海”的服装、小商品和家电领域搏杀。然而无论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西进”，还是像乔纳森这样的资深“坐贾”的兴起，都在挤压个体中间商可以获得的利润的比率。他们的吉时已过。

“‘商人’不再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当了。”阿玛尔发出一声长长的慨叹。短短20年时间，一夜暴富的神话就变成了艰难求存的现实。小北“广漂”戏剧性的命运转折，甚至没有给那些听着“巧克力城”财富故事长大的非洲年轻人留下迟疑的间隙：当他们花费两三千美元，终于拿到前往中国的短期签证和机票时，命运的大门其实已经早早关上了。一些新来者在匆匆亏光全家勉强凑齐的几千美元货款之后，带着悲伤和不甘离开了这里。另一些人则选择留下来，或者接受远不及预期的现实生活，或者沦为逾期滞留者甚至乞丐。乔纳森和阿玛尔都提到了六七年前徘徊在新登封宾馆大堂里的一个尼日利亚中年人——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最初涉足何种买卖。当小北的人们逐渐熟悉了他的存在时，他已经变得肮脏不堪、疯疯癫癫，似乎完全靠乞讨和新来者的接济为生。某一天，这个中年人静静地消失了——“这就是命运，你只能接受。”这是乔纳森的最终总结。

2019年11月，童心路社区的几位非洲租客在回家路上分享手机视频（李亚楠 摄）

“被想象的共同体”

“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把所有非洲国家当成一回事呢？”吉恩斯的语气里有一种真诚的困惑。这个出生于利比亚、后来加入突尼斯籍的电器经销商穿着一件英超利物浦队的红色球衣，背后印着白色字母“Salah”（萨拉赫，埃及足球名将）。“我们是阿拉伯人，白皮肤、信仰伊斯兰教，”他用手指在自己的胳膊上使劲比画了几下，“埃塞俄比亚人和肯尼亚人则是天主教徒，每周日下午他们会在沙面附近的石室圣心教堂做集体祷告。马里人和科特迪瓦人喜欢去‘蓝爵’咖啡，他们说法语。至于尼日利亚人嘛，信天主教的伊博族和信伊斯兰教的豪萨族甚至不愿意一起租房居住。但所有中国商人甚至街道管理人员都认为非洲人是一样的，这太奇怪了。”

对“非洲人”这个基于地理概念的宽泛身份的不认同，似乎构成了大多数外籍“广漂”商人的共通情绪。当民间话语频繁地将“非洲人”和不良生活习惯甚至违法犯罪活动联系到一起时，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属性就变得更有必要了。阿拉伯人阿玛尔和吉恩斯拒绝接受“巧克力城”这个流传甚广的小北的俗名，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依靠头脑”的经营，更接近东边花园酒店里的欧美行商。两个尼日利亚人乔纳森和乔治同样觉得自己需要获得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拥有独立办公室，并且在登封街道进行了注册登记，已经不是“走鬼”。至于加纳人约翰尼，他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强调一遍自己是“合法商人”，和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不同：为了满足M字头短期贸易签证的要求，每个月他都会前往中国香港地区完成一次出入境流程，以确保自己的记录足够干净。

但要在这些“广漂”客商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之间建立足够的了解始终是一件难事。“搞清楚谁是阿拉伯人，谁是尼日利亚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天秀大厦的童装店老板阿华表达了他的怀疑，“只要付款及时，不吹毛求疵，和哪国人做生意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大多数非洲商人只会在广州停留很短的时间，除去看货和谈合同以外，我们也不会有其他交集。”2000年前后来粤的第一代非洲个体商人时常坐困于签证有效期之短；为了节省开支，他们通常会在三四个星期里敲定好几笔生意，付清货款，随后回国处理和当地经销商之间的结算。到他们下一次来广州时，时间往往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精明的广州外贸档口经营者们很快发现，花费精力去和非洲客商拉近距离是“划不来”的。“大家熟了又怎样呢？他们一年只来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做成有限的几单生意。不去跟他们交朋友，也会有其他人过来。”阿华看得很现实。更何况对这些本身外语能力有限的摊主来说，要记住每一个客人来自非洲地图上的哪一个角落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2019年11月，一群刚刚抵达小北的非洲客商和家属聚集在新登封宾馆门前进行身份信息登记（李亚楠 摄）

非洲客商自身关系的松散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曾在小北地区某尼日利亚商人联谊会中担任干事的乔纳森承认：“联谊会的主要功能，是在有尼日利亚公民被牵扯进司法纠纷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我们并不负责接济自己的经营状况出了问题的个体商人，也很少召开会议。如果有人觉得自己需要情感上的安慰，他应当去清真寺或者教堂。”人员流动的频繁性和彼此经营状况的千差万别，使得非洲客商本身的内部关系也极为松散。尽管同样在小北和广元西路一带居住、活动，构成广州“巧克力城”群像的却是一个个相对隔绝、高度原子化的个体。这无疑给外部观察者进入他们心理上的“里空间”（Inner Space）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和障碍。

曾在约旦留学、精通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宁夏人小马，业余时间是小北的一名中文入门教师。据他观察，无论是来自非洲北部的阿拉伯裔商人，还是几内亚湾周边的西非个体客商，学习中文的热情都不算强烈：“做成生意是这些商人来到广州的首要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语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大部分外贸档口的管理者都懂得简单的英语，环市中路附近的许多打印店、外贸服务处以及货运代理门市部也会提供基本的英语人工服务。不需要学习中文也能做成生意，意味着他们了解并融入周边环境的意愿很不迫切，也就更难建立可靠的本地社会关系。”尽管已经把学习费用降到了每小时100元人民币，能坚持在小马这里学完至少20个小时基础中文课程的非洲商人依然少之又少，小马觉得他们有时过于看重短期回报了，“想不到那么远”。

看似构成一个群体，内里却有着千差万别，这种现象被麦高登称为“被想象的共同体”。当非洲个体商人和外贸档口经营者出于成本考虑，将交易流程和彼此间的接触都简化到极致之后，矛盾也随之产生。中国商人将非洲中间商的一切压价和要求分期付款的行为都视为不诚信的表现；在中美外贸交易中不时出现的短期赊账、互相协助解读政策乃至分担风险的现象，在中非个体贸易中都被拒斥了。反过来，非洲个体商人对他们所处的这座城市同样抱有疑惧心理——由于无法阅读中文报刊，也缺少信得过的本地朋友，大部分非洲“广漂”客的第一信息来源是万里之外的本国报纸和英文社交媒体，可靠性当然值得推敲。乔治和约翰尼都提到，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他们依然更习惯于通过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媒体来了解广州的出入境政策变化以及防疫规定。任何一则从印度洋西岸流传开来的谣言，都会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沟通渠道的缺失和文化隔阂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粤非洲商人的实际数量，一直以来都被显著夸大了。

“50万非洲人在广州”是在许多中文自媒体的论述中都曾经出现的数字，这一传闻最初的来源可能是奥地利维亚纳大学加纳籍教授亚当斯·博多莫（Adams Bodomo）在2012年的一项估测：“整个中国共有40万到50万名非洲人，其中广州有10万人。”包括麦高登和李志刚、牛冬在内的专门研究者都认为，这一数据有高估之嫌。大部分非洲个体商人只能申请到有效期在一年以内的M字头签证，并且每隔30天就须离境一次。在年末的外贸淡季以及春节期间，他们往往倾向于返回非洲母国。因此，最极端的情况下，一名持有一年期签证的非洲商人在12个月里会在中国内地出入境24次，许多非专业人士会混淆这个“人次”和实际的“人数”。麦高登认为，即使是在“巧克力城”最兴旺的2009年，在广州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非洲商人也仅有不到2万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毛国民从广州市出入境管理支队获得的权威数据显示：2017年1～8月入境广州的外国人总数为185万人，其中非洲国家公民仅占18.9%；当年在穗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总数为7.566万人，其中非洲国家公民约1.31万。即使考虑到可能存在非法滞留的情况，实际估算出的在穗非洲人士总数也仅有1.6万余人，其中只有尼日利亚、埃及、马里三国公民的数量超过1000人。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今年4月12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截止到4月10日，在穗外国人总数共为30768人，其中非洲国家人员仅有4553人。

4553人与“50万”，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差距，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基础。这部分是源自非洲客商在生活习惯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性。不止一位小北路一带的中国居民直白地告诉我：“‘老黑’会在宾馆和出租房聚会、吵闹到大半夜，买菜也喜欢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乔纳森也承认，由于缺乏本地朋友圈和适宜的廉价娱乐场所，许多新到广州的西非客商往往乐于呼朋引伴来派遣寂寞，因此会和附近的中国居民发生口角。但这种差异性，在多数时候并不能与刑事案件挂钩——毛国民从广州市公安局获得的可靠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共有154名非洲人士在广州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占在穗外国人犯罪总数的12%，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除去2015年的大清查曾经发现了数十名非法滞留的非洲商人外，并无其他集中的负面特征。

换言之，围绕广州“巧克力城”这片族裔飞地产生的诸多猜疑和担忧，作为心理效应的成分始终大于真正的现实。但非洲个体商人的经营和社交模式，以及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的性质，又决定了这种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纾解。长期从事在华非洲人问题研究的学者牛冬因此感慨：“作为非移民国家的外国人，广州非洲人不完全享有和中国公民等同的社会权利和福利，而且更多情况下只是中国法律中被约束和管理的对象。非洲人也未曾将广州视作自己繁衍生息的新家园，他们的梦想依然根植于国际贸易价值链中的中非贸易关系。”

潮起潮落

“最近四五年，小商品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在紧邻广园西路唐旗外贸服装城的一处物流上货场，陈老板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这里靠近广州最大的皮具五金龙头市场以及四栋醒目的服装商贸城，属于“巧克力城”的第二大主要片区三元里的一部分。位于铁路线近侧、处在居民楼和市场包围之中的上货场，因为有着独特的视觉冲击力，曾经出现在许多关于“巧克力城”的新闻报道和摄影作品中。但在这个6月的下午，只有三辆小货车在陈老板的物流代理公司门口等待搬运工。一个肯尼亚小伙子走上来搭讪了几句，很快又离开了。

在中非双边贸易史上，2014年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一年，中国对非商品和服务出口额首度突破千亿美元大关（1061.5亿美元），单年增幅高达14.4%，是整体外贸出口增幅的两倍以上。但在随后的三年里，对非出口持续出现缓慢下滑现象，最严重时跌幅接近10%。直到2018年，中国对非出口才重新恢复到了快速增长状态。不过若从双边贸易总额（包含进口和出口）看，2019年的对非进出口额实际上还低于2013年的水平。

可以确认的是，这种变化态势与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方向有关。2008～2014年，非洲对华出口商品中有五成以上为原油及其周边产品，超过10%为工业矿石和原材料。随着城市化进程趋近尾声以及环保标准的提高，中国市场对石化能源和工矿业原材料的需求增长趋于平缓，带来了对非商品进口的下滑。而2014年之后全球能源市场的持续低迷，又导致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产油国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缩水，继而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外贸进口总额。相对更加脆弱的个人消费市场所受冲击最为明显，对非小商品出口因此出现了波动。

“和20多年前相比，今天大部分非洲国家城市居民的收入当然出现了显著增长。但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吉恩斯解释说，“站在贸易商人的角度，当然更愿意向非洲出口利润率较高的大型电器、智能手机以及高端建材，但必须看到，消费得起这些商品的居民数量是有限的。”至于利润率偏低但需求始终旺盛的纺织品，它们面临的是另一项考验——贸易保护主义。“从2012年开始，尼日利亚政府已经多次颁布针对中国进口服装、凉鞋以及多种小商品的短期禁令，”在西非第一大城市拉各斯开设服装外贸公司的林志强告诉本刊，“尼日利亚希望中国制衣企业到当地来投资，拉动本国的就业率。这对我们成衣外贸行业影响很大。”

广园西路的灯光开始悄无声息地黯淡下去。和小北一带散商云集的情形相比，以三元里为中心的尼日利亚伊博族商人群现金流更为稳定，在小商品贸易行业的介入程度也更深。2015年之后，随着广州警方打击外籍非法滞留者的行动趋近尾声，留在广园西路的非洲“广漂”客大多已是从业经验丰富、可以获得长期签证的合法居留者。他们的财力足够在通通商贸城和唐旗服装城租下一连串外贸档口，甚至直接前往佛山、东莞等地的成衣生产厂商，签下数额可观的订单。然而市场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已经在减弱——除去顺应时势，主动前往东非国家开设劳动密集型企业外，中国外贸企业也开始主动出击，直接前往非洲接洽稳定的大客户。那些曾经人头攒动、到处堆放着包装纸箱和手推平板车的大型商贸城如同恐龙一般，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过时了。

嘉华从五年前开始在一家专营手机零配件的外贸公司工作，业务伙伴中不乏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客商。在她看来，中国小商品出口的贸易模式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的外贸中间商到广州时，往往有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企业对非洲的市场环境也不熟悉，所以才需要大型展会，甚至点对点的接触。”如今，专业外贸公司会直接派遣资深业务员前往销售目的地，向当地批发商提供自己代理货品的类型和报价。批发商随后派雇员来到广州，跟随外贸公司业务员到指定的档口确认货样，当场签订合同、敲定付款事宜，“非洲个体中间商订货量太小，付款和物流流程又常常不可控，在这种更加直接的销售模式下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在这种新模式下参与中非贸易的“广漂”客商，面貌也变得大为不同。嘉华曾经供职的两家企业都雇用了在广州留学的非洲大学生作为兼职业务员：“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肯定合法，不至于给公司惹出麻烦；另一方面公司也希望他们能协助培养专门负责非洲市场的业务员，并和熟悉两地情形的坐贾们建立日常联络渠道。”埃及人阿里已经在这家外贸企业兼职工作了一年半，负责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市场调研和电话联络。未来他希望能成为一名全职的中非贸易业务员，利用自己曾在广州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在北非外贸行业占据一个有利位置。

而2020年这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不经意间成为告别的开始。乔治告诉我，他的一些同伴已经计划在一年内前往越南，希望在这个新的服装和小商品制造国找到更大的利润空间。阿玛尔的几个朋友则打算搬家到迪拜，那里作为阿拉伯国家的背景会更有利于他们面向北非国家的贸易。也有一些人决定在广阔的中国腹地寻找新的立足点：乔纳森的一位加纳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最近在贵阳的一家酒吧找到了新工作，负责充当晚间音乐表演的DJ。这个世界总会需要音乐，正如它也总会需要远渡重洋而来的外贸商人。

（感谢黄姝伦、孙嘉华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出现的部分人名为化名。参考资料：《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麦高登、林丹、杨瑒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全球化智库、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项目报告：《在华非洲人研究：十年报告》，牛冬、张振江执笔；李志刚2008年论文：《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