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刑犯谈话的人：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

有人问，“为什么有些是被判了死刑的犯人，还要去找他们谈话？”

钱锦标会反问，“对身患绝症的病人，医生能见死不救么？”

钱锦标51岁了，他的家人、朋友，只知道他从部队转业后，成了杭州市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即使是他妻子，也从不知道他上班时具体在做什么。

在看守所工作15年，各个监区他都工作过。如今，他是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监管民警。他曾管教1000多人次的在押人员，日常最主要的工作是谈话，有时，一人一天就要谈五、六次。

10米高墙以内的监管，也许是警察这个行当里，最隐秘的角落，他们大多在阳光照不进的地方，一点一点等待冰川消融。

第六监区

杭州市看守所第六监区，是浙江省最早开创的艾滋病监管区，创立于2003年。

2014年，之前负责第六监区监管的民警老何即将退休。考虑到这个岗位的特殊性，所里动员全体民警，自愿报名接替老何，继续监管艾滋病关押区。

钱锦标主动报名，调入了第六监区。

与钱锦标之前所在的其他岗位不同，第六监区的全部在押人员，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他们不仅吸毒，牙齿发黑，还有人感染了梅毒，一旦毒瘾发作，会歇斯底里到抓破自己，甚至，身体溃烂、发臭、全身黑得像碳一样……

第一次走进六监区时，钱锦标也一样严严实实地戴上了口罩，但还是会觉得有一种本能的恶心，分分秒秒，都在抗拒。

他不敢多想，只是像以往一样照例巡监，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有没有情绪异常？他只是想，在押人员也是人，艾滋病在押人员也是人，慢慢去了解吧。

只要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论未决已决，都统一关押在第六监区。正因如此，第六监区内，也有死刑犯。

在押死刑犯的家人，在得知自己亲人被执行死刑后，来看守所领取遗物时，百感交集之余，都会小心翼翼去问一句，除了最后一次见面，之前，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哪怕一两句也行呢？

只要时间允许，钱锦标都会尽量详细地告知。

死刑犯的画

小马的毒瘾又犯了。

在监区巡视时，钱锦标见他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不停抽搐着，好像是想噎死自己。

清清瘦瘦的小马，老家在四川，读书时成绩优异，但因为得了抑郁症，斗志全无。先是感染了艾滋，而后开始吸毒，没有钱买毒品，就假模假样地到杭州来，和家人说，杭州文化底蕴好，他来开古玩店。他真的有了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只是一个壳子，实际是为了毒品交易。

当毒品交易无法满足他的日常，他自学制造毒品，并不断在多个临时住处售卖。被公安机关查获时，他正准备购买制造毒品的原材料，交易量超过500克，被法院判处死刑。

从2014年6月，到2019年，小马被关押在第六监区。期间，因身体原因多次保外就医，等身体好些，再回监区。钱锦标说，“考虑到这些在押人员的实际身体情况，为了增强免疫力，看守所每周有三天会加营养餐，内容有牛奶、苹果和鸡蛋。”可即便如此，还不到30岁的小马，依然羸弱。

大多数时刻，小马总是会想到要去死。第一次发现他这种想法，是钱锦标看了他写的悔过书，悔过书里他写——

“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快乐么？你是你自己么？或许，没有也许。”

钱锦标发现后，仔细观察他的进药情况，发现他都是把药夹在手指缝里，好像仰一下头咽下去，但都是悄悄扔在马桶。果然，小马在同监室的在押犯人熟睡后，悄悄把被单撕成白条，再搓成绳，企图上吊自杀。自杀行为被及时发现。

钱锦标找他谈话：“你还年轻，多争取立功赎罪。先不要把自己当成死刑犯，先把自己当作重刑犯。好好听医生话，能多和家人见几次。你父母始终是有牵挂的。有牵挂，他们也会努力活着。”小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声气。

平时在监区，小马不太说话，但却人缘极好，主要是因为，小马画画好。在押人员说，即便在进来之前，也没认识过会画画的人。

小马（化名）的画。

“有时候毒瘾犯了，他坐立难安，给他纸和笔，他不停地写写画画，也就安静下来。而且，他画得极好。有时候，监区里也会为在押人员举办书画大赛，或黑板报大赛，他都会代表第六监区去比赛，都是拿前几名。”作为奖励，钱锦标会去看守所小卖部，买来方便面送小马。

但从画第一张画开始，小马便请求钱锦标不要把自己的画拿给家人，担心他们看了以后会更伤心，如果不嫌弃，就留给钱警官。

小马和钱锦标说：“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我祝愿你长命百岁。”对于这些惜日如年的死刑犯，“长命百岁”也许是最深的祝福。

还是到了最后时刻，和家人见最后一面时，是钱锦标把他领到接待室的。“他父母亲都是四川当地老老实实的农民，得知儿子被关押在看守所后，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又怕临时从四川赶过来，时间来不及，就在萧山的工地打零工。那天，他父母亲都赶来了，我在外面等着他们，大概有十多分钟，那个哭声啊，不说了，不说了。”

小马父母亲来领遗物时，钱锦标依照小马托付，只转交给父母他们写来的信，还有小马那年从四川老家出来时，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全家福相片。

而小马的画 ，钱锦标至今保留在办公室。

一千只纸鹤

云南人小宏（化名），之前是保安，身形矫健，因为交友不慎，感染了艾滋，要吸毒，又没有钱，就想从卖淫女那里抢钱，卖淫女反抗，他心下一狠，掐死了卖淫女，被判处死刑。

被关押在第六监区以后，他依然凶狠，尤其是自己毒瘾发作时，经常殴打其他在押人员。有人被他殴打，钱锦标只能用手铐强制管理。

还有一些时刻，小宏对抗管教，不按时间作息，任凭钱锦标怎么叫他，他都用被子蒙上整个头。

钱锦标找他谈话：“你是睡不好么？和同监室的人相处不好么？你是对我有意见么？这样不说话，抵触抵抗下去，不利于解决问题，你不知道么？”

小宏或者一声不响，昂着头狠狠瞪着钱锦标，或者就很不耐烦回一句，“你不要啰嗦，你知道也没用。”回到监室，依然不断闹事。

钱锦标继续找他谈。“你为什么又蒙头睡觉？你为什么又不吃药？你为什么又不吃饭？你不讲事情经过，我就不知道，我不了解，就没法解决问题，你知道么？我觉得你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

一直问到这一句，小宏才开口，说，“反正我是死罪。”

钱锦标说：“对待这种在押死刑犯，硬碰硬是没用的，他心里太狠了，如果有余温，那也只是缝隙。”有天，得知小宏牙痛，钱锦标请医生帮他找了药来，还帮他找了几本书，请同监室的室友一起打了热水，帮他洗了头。得知小宏的生日临近了，钱锦标向所里申请，从外面的蛋糕店买了一只蛋糕来。当小宏得知，这个蛋糕是专门为自己买的生日蛋糕，他从震惊到哽咽……

“这个滋味挺不好的，我自己老爸过生日，我都很少能回家，”钱锦标说，“我为死刑犯买蛋糕，不是对他们有感情，而是从监狱管理的角度考虑，要把所有的隐形矛盾，都提前消化。”

也是在谈话中，钱锦标了解到，小宏在云南老家有个未婚妻。知道他因强奸、杀人、吸毒关押在杭州看守所后，还写了信来。自从收到这封信后，小宏就开始沉默居多了。某一天，他对钱锦标说，他要纸，但不是画画的纸张，只要是能折纸的纸都可以，他要给自己在云南的未婚妻折纸鹤。

此后，小宏用钱警官帮他收集的纸张，大大小小折了一千多只纸鹤。这些纸张，是钱锦标陆续收集的超市促销纸和楼盘广告纸。小宏说：“等我死了，如果有个女人来看我，那肯定是我未婚妻，请钱管理千万帮我把我折的纸鹤，一个不少地交给她。”

小宏被执行死刑后，他的未婚妻果然来了。“我把这些纸鹤装在塑料袋里，最大的超市里的塑料袋，两只都装不下。我至今记得他未婚妻看到这些纸鹤时的神情，有震动，有唏嘘，也许，也有一丝丝原谅吧。”

第六监区最小的犯人1996年出生，只比钱锦标的女儿大两岁。钱锦标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监区不要再进来00后的在押人员了。”

人生中最长的十分钟

从高中起，钱锦标有记日记的习惯。

到看守所工作后，他有了两本日记，一本是工作笔记，一本是生活记录。工作笔记，写了18本。生活记录，写了6万字。

字迹是一个人的心电图。他写到自己的旅行计划，写到新疆、云南，就觉得笔记上的字也有几分潇洒驰骋。等写到管理心得，有种一蹴而就的迫切。

在看守所工作，又像老师，又像医生，又像足球场的守门员，面对的都是“疑难杂症”。钱锦标说，这是一份良心活，不是计件工种，是水滴石穿的活儿。

2014年6月，他刚到第六监区工作1个多月左右，杭州淳安人小黄（化名），因为贩毒被判死刑。这是钱锦标进入看守所工作以来，第一次和死刑犯打交道。

“去接待室，等待和他家人见最后一面时，是我陪他去的。从监区到接待室，150多米的路，他戴着脚铐，走了足足有三、五分钟。”小黄也许已经料到家人不会来，特意走得很慢。

接待室里空无一人，只有钱锦标陪着他静静地坐着。

“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因为这是走向死亡的倒计时。会面时间结束，他最终没有等到他的家人。他们首先自我抛弃，所以才被人抛弃，眼角的底色都是绝望。”

那天之后，钱锦标本想回家和妻子、女儿说一下自己工作的情况，但总是话到嘴边，犹豫了犹豫，但还是没说出口。在他的眼中，和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他在上完一天班后，离开高墙大院之后最想拥抱的美好。

钱锦标家住滨江，离看守所差不多40公里。通常，6点左右就要从家出发，乘地铁，换公交，等下班时，钱锦标有时要先去跑步，一方面，人到中年，在警察的岗位上也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体能，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把白天经历的这些五味杂陈，统统忘掉，再披着月色回家。

“我想，男子汉就是要干好工作，别让家人担心。”钱锦标说：“看守所里的这些在押人员也是有家人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讲到过去，不会说对不起自己，但都会说对不起家人。”

而正因眷恋家庭，在艾滋病监管区工作6年了，这个秘密，钱锦标对所有人守口如瓶。

无法诉说的苦

钱锦标和妻子汪长菊，是相亲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觉得他又黑又瘦，个子也不高，就想算了吧。但他一直没放弃，给我写了两年的信，再加上那个年代，姑娘都崇拜军人，我就嫁给了她。”

汪长菊说，“这么多年，我们全家都是围着他的。我父亲去世那年，我要回老家淳安陪母亲，考虑到转车不方便，让她带一下女儿。

结果除夕夜里，他还是代替别人值班，把女儿带到看守所去过年，他陪犯人看春晚，女儿一个人在他宿舍。”

汪长菊的工作是在杭州一家工疗站，她和同事要照顾37位有智力缺陷的成年人。妻子的工作总是让钱锦标忧心忡忡，因为他怕妻子受委屈。

事实上，汪长菊确实也被打过耳光。“他们大多时候都很好的，但有时候一旦情绪不对，会难以控制，会追过来，一定要打到你，一下子打到我眼睛上，忍不住就哭了。”但是，汪长菊不敢告诉钱锦标。就像钱锦标只告诉妻子，自己监管的区域是老弱病残，并不是艾滋病专属监管区。

这也许就是中年夫妻让爱呼吸的方式，只是不想让对方担心。

钱锦标多年来记下的工作日记

汪长菊回家会问老钱，“犯人会不会有人打你？”老钱都是轻松地说：“怎么可能？犯人怎么可能打警察?”汪长菊还是会问：“有没有特别难管理的？一个都没遇见过么？”

老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脾气的，你要先熟悉对方。心里不要有忌讳，不能冷漠，也不能歧视，偶尔，可以鼓励性地拍拍他们的肩膀。”

但是，钱锦标绝对不会告诉汪长菊，这些经验，是他在工作中逐步体会到的。

新冠疫情期间，汪长菊从年初二就开始上班了，在看守所连续值班，一离开家就是40天。家里浴室灯泡坏了，五金店都在关门，网上购物也不发货，汪长菊骑着自行车，往返20多里，才买到灯泡，回来以后，钱锦标只是“嗯”了一声。

妻子总是抱怨他不说话，连散步都是一前一后“像去拉练”。那个隐秘的世界积淀的所有苦闷，钱锦标不能说，不会说，“身体上的苦，过去就过去了，你说父母亲生病住院时，没法赶回身边，那心里叫不叫苦？但更苦的苦，是说不出来的。”

去年12月，杭州市看守所举办警民开放日，有媒体做了报道。没多久，钱锦标收到一封来信，是他监区之前的在押人员。

信里写：“钱管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您的相片，虽然您的身影被模糊了，但还是一眼认出您，看到您还是这么精神，真为您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