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活得不好，你的孩子不可能活好，避无可避

近年来，“家庭暴力”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暴力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也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最近由“猛剧场”出产的话剧《洞》就将这一现象搬上舞台，展现了孩子被父母的“爱”一手毁灭的全过程。而演出过后的论坛，则将话题推向了更深一层的维度。

花季少女不堪父母毒打跳楼

初一女孩刘梓晨就读于醴江中学，这是一所难进的重点中学。她的父亲辞职创业，希望能一夜暴富，但事业毫无起色，连公司办公室的租金都要交不起了。母亲是药店的普通店员，起早贪黑省吃俭用，除了愿意多加班，工作之外还要打零工，就为了供女儿读书。夫妻俩常常因为在金钱上捉襟见肘而吵架，女人抱怨男人没出息跟着他没有好日子过，男人抱怨非要让孩子上这所中学增加开销，如果女儿在场，那么她就会成为父母情绪的垃圾桶，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刘梓晨希望参加北京的写作夏令营，母亲说与学习无关不同意还花钱，父亲同意刺激了母亲的反对，最终以殴打女儿结束。英语考了第六名也会挨打，因为父母花钱送她进好学校是为了让她考前三名的。与笔友通信一定是要挨打的，这样的不务正业会耽误学习时间。就连ipad不见了也会挨打，因为父亲不愿承担母亲的怒火，便诬陷是女儿弄丢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会比母亲更加卖力地打她。一切的事情，最终都能归结于钱，作为一个家庭花钱最多力量又最弱的孩子，也就承受了所有的怒火与暴力。

刘梓晨的学习整体一般，英语比较突出，喜欢写作，梦想是成为一名专栏作家，最喜欢的作家是郑渊洁，因为他待人平等亲切。她与邻居的男孩子关系不错，经常一起上下学。男孩儿同样对自己的父母不满：“人一旦成了父母就特别讨厌。”但是当她不堪父母的毒打，无助地抱住他渴望安慰时，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只有最本能的生理反应：冲动地吻她，她只有落荒而逃。

刘梓晨小学时有个好朋友，但现在分开了，只能偶尔在出来轮滑时分担她的忧愁，而且那个女孩儿很快就要去北京读音乐学院附中了。在班里，好不容易与一个太妹一样的女孩儿，通过小交易建立了一点点情谊，这个女孩儿也要去上海读书了。刘梓晨觉得寂寞：“你说人越长大，是不是真心的朋友就越少了？”她喜欢写信交笔友，因为写信时感觉不同，当能找到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坐着，“听着笔尖在纸上沙沙滑动的声音，好像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你一个人。”

女孩儿难以忍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虐待，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洞》展现了一个花季少女被摧毁的过程，并且连带刻画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环境。戏剧甫一开始，刘梓晨的父亲在给一家店面的职工做励志洗脑培训，竞争的气氛与对人顺从的要求令人窒息。父母亲每天对她耳提面命，进行“狼性”教育，希望她取得好成绩实现阶层提升：上这么贵的中学是为了上好高中，考上北京、上海的重点一本，这样才能让人的价值最大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他们蔑视女儿的情感与人格，用大道理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打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否则就会走歪路、邪路，成为社会的废物与罪人；“隐私权就是你隐藏自己错误的手段。”邻居男孩也说这就是一个残忍的丛林社会，必须变强，否则只能受欺负，包括来自父母的。刘梓晨曾经向老师求助，但老师除打了一个电话并没起到任何作用外，再没有其他的举措。学生们都忙于学习，浇薄的世风浸染到孩子，同学之间难以建立友情，不只刘梓晨慨叹朋友难交：“大家笑笑闹闹就好，有时候不必那么认真。反正到最后都要靠自己。”

以机制代替道德审判

导演孙菲创作这出戏的灵感来自一则小女孩被家暴致死的新闻，女孩望向镜头的眼睛打动了她，后来又陆续看到一些儿童被家暴的新闻。4、5年前孙菲开始了资料收集，包括网络资料，对当事人、相关者的采访，对童年遭受过家庭暴力的成年人的采访。最后这出戏，包括了几个案件的细节。她也曾经查阅相关理论书籍，比如《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想寻找关于家庭暴力，特别是亲子暴力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没有找到。在做这个戏的过程中，她感觉相关的研究很少。

家庭中的残忍黑暗是普遍存在却又被广为遮蔽的存在，尤其在中国这样强调家庭、亲情，有着悠久家长制传统的国家。《洞》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实属难得，但也存在剧情单薄直白，对将学生变为流水线产品的教育机制与抹杀个体人格的家长制，这两个造成悲剧根源的体制追问不够、对人性挖掘不深的问题。在演出结束后的论坛上，导演孙菲的讲述也显示了她意识的模糊与犹疑。她觉得不能将悲剧只是归结为父母变态糟糕，她没有答案，只有些感觉，比如剧中人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看法；又认为如果社会不是如此强调竞争，这对父母如果薪资福利好一点，多有时间陪孩子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在场有观众询问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寻求帮助。孙菲说，这也是她做这个戏剧的目的，希望能够促成像110那样有效的电话号码。很多人觉得戏里的老师不负责任，但其实她就是个普通人。没有一个机制导致的问题是，你管这个事情，它就成了你个人的事情。你要管她吃，管她住，管所有的事情，还要忍受她父母可能上门来的骚扰。但是出了问题，一定会有人指责这个女孩身边的人：你为什么不帮她？就会在道德上去审判这些人。但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未必会比这个老师做得更好。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的话，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有善心的人。帮助会被分散成很多环节，你打这个电话，是启动所有环节的第一步。要形成这样一个机制，社会肯定需要共识，如果能像前段时间对正当防卫的民情的话，这个机制一定会出现。

参与论坛的还有著名作家编剧万方、冯俐及主持人张越。张越说，在国外，首先是社工介入提供帮助，持续回访。必要时会求助心理医生，由个人支付或公益提供。如果发现是刑事犯罪，会向有关机构反应，机构会出面诉讼，剥夺家长监护权，另找妥当的人抚养。牧师也是可以对其倾诉的人。我们目前没有这样健全的体系，大家觉得老师应该关怀学生，但老师上课判作业都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当社工和心理医生。我们国家这些年有缓慢的进步，比如以前家暴外人不得过问，如今一再呼吁立法了。即便可能效果还不显著，但总是公权力开始干涉。这些年高校开始招社工系，认识到这是一种专业，也需要考资格证。但是要有一批成熟的社工，不仅在大城市，要覆盖到小城市和农村，发展过程将相当漫长。如果需要心理咨询的话，就更麻烦，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需要的时间更长。心理咨询贵，很多人治不起，公益性质的心理咨询需要政府采购，这又是一个国家社保体系建立的问题。而就算是有钱、国家采购，现在除了大城市之外，二、三级城市，拿不出多少合格的心理医生。这个社会怎么也得滋养个十年二十年，才会有一批真正能执业的、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在改变，但这个改变特别慢，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被牺牲掉了。

还有观众问，有时候家长打孩子是怕教育不好，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打？张越说，“身教重于言教”，讲道理没那么管用，听话归意识，其他归潜意识，决定人类命运、生存、待人接物方式的，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你怎么活着，你的孩子就跟着怎么活着，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潜意识里就已经打下烙印。家长老是在打麻将，孩子凭什么爱学习啊？你自己总畏畏缩缩说瞎话，你想让孩子长成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他上哪儿去学啊？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让孩子感受得到你的力量，从而信服？如果你面对生活时是勇敢的，面对人际关系的麻烦和矛盾时，不逃避不油滑，面对不公正时，耿直而不是畏缩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自然会知道你的力量，尊重你，哪怕你因此吃亏挨打了都没关系。

家长没活明白又过度控制

万方觉得戏中的这对父母，活得太糟糕失败了，他们的孩子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把自己活好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活得不好，你的孩子是不可能活好的。你所有的负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会传染的，这是不可逃避的命运。”

张越在中央电视台，以前做女性节目，现在做法制节目，看到过很多这类案子，被家庭暴力虐待的小孩一般会有两个走向，一种是内向攻击型，比较善良，会选择自戕；另一种是向外攻击，早晚会出事，将暴力发泄到他人身上。她说看戏的时候有个期待，不希望孩子被打得特别厉害，因为打孩子打到跳楼的还是少数，尤其在大城市里，大部分家长看上去没那么可恨。大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是没问题的，甚至认为他挺爱孩子的，但那孩子就自杀了，为什么？现在经常会讨论，“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很脆弱”，为一点小事自杀，但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脆弱？那些不打的家庭，真的就正常吗？

冯俐说，今天的孩子，有幸福感的极少。现在父母能给孩子的慰藉特别少，控制比较多，只关注他的成绩和未来。大人以为能给孩子很多，唯独没给他幸福的能力和资本，而幸福的资本就是爱的积累。这是今天的孩子所缺乏的，所以任何一个事儿都能激发极端事件，因为他已经枯竭了，只要一场雨雪就会枯萎。

张越认为，说现在孩子太脆弱了，是大家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借口，就把成人世界的错误遮蔽掉了。所有的自杀都是长期积累，是对亲人、生活、人性彻底的失望。为什么家长给不了孩子慰藉？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人得自己心里有爱和平静，才能给予他人。这出戏中的这家人，属于“穷家富养”。现在老说“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很多人理解成了男孩可以吃不好穿不好，女孩必须得给她花很多钱。其实“富养”跟花钱没关系，指的是给她特别多的爱与尊重，这样长大了会养成高自尊，高自尊的女孩儿会活得好，低自尊的女孩会很可怜。就算你把富养理解成钱，但是穷家富养的话，孩子内心没有真正的自信，因为父母从一开始就不接纳自己的生命与现状，带给孩子的是对自身处境的蔑视。他们的内在是高度自卑的，又欲望极盛，这样家庭的小孩最容易出事。

她不同意导演孙菲所说的有时间陪陪会好，“这样的父母，今天大部分的父母，上帝保佑你们不要陪孩子。远远地一边待着去。”自己这一代的父母，其实也不大懂心理学和教育学，他们活得还行，没怎么跳楼自杀，就是因为父母真不管，没时间，又有兄弟姐妹，全在马路上野跑。现在孩子的可怜在于没有精神空间，没有同年龄伙伴关系，家长注意力过度投入，过度控制，这才吓人。不是陪伴的问题，但家长的人生一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孩子过不好，首先是因为家长没过好，这里面当然有社会问题，分配不公、整体价值观严重偏离……导致个人心态失衡。自己都没活明白，心理有问题，一定会攻击到孩子身上。家长们也特别委屈，觉得辛辛苦苦在外面受委屈挣钱，希望他别早恋，长大了出人头地过得好，我难道不是在爱他吗？爱他难道有错吗？

爱是尊重孩子，给予他精神能量

孙菲说，有时候，可能孩子的确成为家长希望的延伸与寄托，更多是以爱为名义的控制。家庭暴力是分很多级别的，殴打出于情绪的发泄，是家长的心理需要。但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控制是出于爱，其实不是。如果社会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清醒的认识，我们对于反家暴的执行，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力度，因为大家没有达成共识。

在戏中刘梓晨死后的群声嘈杂中，有一个男人说：这孩子死的好，给她爸妈省钱了。这是孙菲在创作前收集材料时，采访中亲耳听到的，前一句来自目击者，后一句来自当事人。他们对孩子的死非常愤怒：有一类孩子怎么这么狼心狗肺，我给你好吃好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任性？“当时我都震惊了，觉得这个话一定要放在里面。”那些说死的好的人，不爱生命，没有怜悯之心，不了解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内心有什么东西。“我们说健全的人格，这是需要很多资源，才能滋养得出。”

万方觉得关键在于“什么是好”，如果对方不能理解接受这个“好”，这“好”肯定变形了，人家觉得是苦，那这个“好”还有什么意义呢？冯俐感慨，现在觉得戏剧的作用好大，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我们现在，从老到小，人格都好不健全。家长给孩子的爱，要么回到最原始，就是连动物都会的，给他吃穿，为了保护他可以献出生命，这是天然的父母。但动物不会控制孩子的精神，不会让孩子除了考试以外没有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好的父母，是真的有文化，很健全，知道什么叫爱，跟孩子谈的更多的，不是你今天考了多少分，而是你交没交到好朋友，为什么喜欢某个老师，喜欢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人类交谈。我们现在家长跟孩子，真的很难发生人类的交谈，说的都不是人话。”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家长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人，“人本位，孩子本位是永远正确的。”“错误的教育，不如没有教育”。每个人都非常弱小，无法改变世界，甚至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当成为父母的时候，可能在几年里面，有一种能力，就是可以给一个生命相对完整的温暖和爱，“这个东西可能也改变不了他未来人生的境遇，但是能给他心里埋藏巨大的能量，让他将来自立也好，面对困难也好，有精神力量。我觉得这可能是‘爱’的一个基本的意思。”

不幸是遗传的

张越总结许多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生活上无微不至，精神上百般虐待，“一点不能理解，一点不能接纳，全部要控制。你哪儿难受不愿听什么他说什么，想干什么不让你干什么。”“在精神上给他特别多爱，让孩子心理健康，自我强大，那将来是有本事的。可惜家长做反了。”可能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传统宗族社会，对人权、个人生命权利都没怎么经过启蒙。所以普遍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不到，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有界限的，基本上别人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别人的事儿。家长处处干预孩子；“反过来，你以为孩子就不干涉家长了吗？”比如等孩子成年家长老了，配偶去世另一个老人想再找个对象的时候，经常有孩子使劲干预；夫妻之间也是，一个人拼命地要教育改造另一个人。“你管得着吗？”这种分不清界限，永远掺和到别人的生命里，企图控制别人，是非常麻烦的一个根源，不能相互尊重。

之所以老想控制别人，张越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没建立，没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和注意力投放，也没有自己价值的内在满足感。“什么都没有，但人是有精力的，往哪儿投放啊？折腾别人啊。”她想起来一个著名男演员回答“要娶什么样的妻子”的问题时说：娶个有事业的吧，要是没事业，她得有事情，否则你就是她的事情。“跟配偶较劲，跟孩子没完没了，所有这些，都属于内在极其空虚，建立了也是错的。”

“不幸这件事情，身心不健康这件事情是遗传的。”张越举戏中刘梓晨的例子，如果她没自杀，顽强长大了，离开父母生活。“你以为她的一生就没事儿了吗？不会。我以我所见过的女性案例和刑事犯罪案例可以断言，这个女孩儿的一生极其不幸，这个女孩儿的婚姻非常糟糕。”她特别恨她爸爸这样不尊重女性打孩子的丈夫，但是她一定会找一个打她的丈夫，因为她只熟悉这种气味，只习惯这种方式。如果这个男的不打人，早晚这个女孩儿会用自己的敏感，以及和她妈一样的较劲，把丈夫逼成一个打她的人。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成就，“她一辈子都没有幸福感，因为她从小没学会，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感。”不幸是这样传递的，不是生理，而是生活习惯、做人方式的传递，这才是特别糟糕的事儿。所以戏剧或者教育的意义，就是让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人就算不能彻底改变自己，如果能够自知，“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有自我校正，都不至于差到离谱，这是自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