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童为代表漂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人他们幸福吗?

世乒赛，丁宁卫冕女单冠军，许昕樊振东男双登顶。然而，最火的却是“乒乓神童”张本智和。

　　前两天，13岁的张本智和战胜了日本一哥水谷隼，挤进八强，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东京奥运会，拿金牌。张本智和的这份天赋得益于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原先都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母亲张菱还曾与邓亚萍、乔红并肩作战，一起参加过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

　　随着“归化日本”的风潮，大量国手都曾在日本俱乐部执教或打球，对于日本乒乓球水平整体提升，做出了贡献。比如国乒领队黄飚、女队教练阎森、奥运冠军乔红、陈龙灿都曾打过日本联赛，福原爱的两任教练刘杨、汤媛媛，日本女乒现一姐石川佳纯的教练陈莉莉也是中国人。

　　他们之中，不仅有做教练的，当陪练的，做球员的，甚至还有给老人做陪练的钟点工。是时候聊聊中国乒乓球在日本的“漂一代”了，这些关山万里，漂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人，他们过的好么？他们在日本过的幸福么？

张本智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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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看张本智和的故事，一个“成都制造”的结果。

　　张本智和原名张智和，他的父母张宇和张凌，在1998年去了日本仙台一家乒球俱乐部做教练。2003年，张本智和出生，2岁时，他就穿着纸尿裤在俱乐部开始摸球。

　　父亲张宇一直让儿子坚持学中文，还从国内带了拼音教材，这位神童还会几句四川话。为了让张本智和有资格参加成人国际大赛，张宇在张本智和10岁时，把他的国籍正式入籍日本。在姓名栏，张宇将儿子的中文名里加了一个“本”字。因为张宇要担任儿子在国家队的教练，所以也选择了加入日本国籍，此时距离他定居日本已经过去16年，而母亲张凌则仍旧保留中国国籍。

　　张宇说，让儿子的名字有一个“本”，是为了表明自己一家并没忘本。

张本智和及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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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加上环境，13岁，张本智和就成为历史上最为年轻的世青赛男单冠军。他也因此成为日本媒体最为关注的对象。日本NHK电视台摄制组就曾经为他专门拍摄过关于“乒乓神童”的纪录片。2015年波兰公开赛上，NHK更是派了3名电视记者全程跟拍。

　　但，享受着明星待遇的“乒乓神童”，日子过得却并不轻松。张本智和父母来到日本后，只是在一家乒乓球馆打工做教练。两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万多人民币，这收入在日本非常普通，一家四口也很少出门下馆子，多数都是母亲张菱在家做饭，偶尔遇到球馆订饭不够的情况，张菱就会带着妹妹回家下饺子吃。

　　2015年年底，腾讯体育曾走访仙台张本智和一家，那时，一家人还委身于当地人的球馆担任教练，此时距离张宇夫妇来到日本已经过去了20年。两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万多人民币，在日本，这样的收入很普通，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直到去年，原本经营场馆的老板不再继续经营，家人才承包下来。如今父亲张宇陪着智和在东京训练、上学，而母亲张菱则带着妹妹美和生活在仙台，经营球馆，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在未入日本国籍，没有具备参加国际成人大赛的条件时，张本智和训练的地方就是父母担任教练的球馆。球馆的水平只是相当于国内业余体校的水平，馆内最好的球员早已不是张本智和的对手，忙于工作的父母也无暇过多指导，处于最佳上升期的张本智和，只能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状态。

张本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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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乒总教练刘国梁曾谈到张本智和现象，“因为张凌他们都在国家队待过，对乒乓球理解深，家里乒乓氛围浓厚，父母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无可厚非。对于张智和这种选手，我们更应该去鼓励。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他的父母是中国队的世界冠军，他们不一定会移民(专题)日本。但因为国乒太强大，在中国土壤里他们发展太困难。”

　　其实，他们在日本又何尝不艰难。

　　张本智和一家的羁绊，不单家庭上的拮据，还有来自外界精神上的压力。同时期日本的“漂一代”几乎都是如此。在中国，一片“叛国者”的指责；在日本，又遭受“滚回中国”的谩骂。

　　在之前的全日本公开赛中，张本智和在青少年组的比赛中，2：3不敌17岁的高二学生宫本春树。这让日本群众一直怒喊“滚回中国”，张本智和也为输球而痛苦流泪。

　　之前，国内也传着这样的新闻。张本智和来到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学校“踢馆”，结果是“1胜7负”。而就在这两天的世乒赛现场，父亲张宇在接受新浪体育采访时很无奈地说：“网上有很多不友好的，很难听的文章，说我儿子去上海踢馆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去过，上海那个球馆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而张本智和本人也表示，“肯定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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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乒乓人选择日本漂必经的心路历程。即便是曾经雄踞日本乒乓球男一号，还担任过日本男队教练的韦晴光，也不能幸免。

　　韦晴光是赫赫有名的，他与陈龙灿搭档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夺得了中国乒乓球的首枚男双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1990年，韦晴光退役，并在后一年前往日本打球。

　　初次参加全日本乒乓球锦标赛，韦晴光在决赛中的对手是原北京队队员高志亮。在打满5局，韦晴光在决胜局反败为胜，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场比赛打得比预想要艰苦激烈许多，赛后，他在电视镜头前，泪眼汪汪，语无伦次。

　　这种羁绊的情感，在韦晴光妻子的两段回忆中，表露无遗：

　　我们从心里感激祖国，感激当年培养了晴光的中国乒乓球队。这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感情。与当年对现状的不满、抱怨一样，真实存在。体育馆路上，陈旧却群星汇聚的宿舍楼、乒乓球训练馆；挥洒在那儿的汗水、笑语；记录在那儿的奋斗、辉煌，连同大门外的鸡蛋煎饼、馄饨摊子一道，走遍天涯海角，永志不忘。申请国籍时，我比晴光积极许多，跑来跑去，一心想拿日本护照，才好买房、旅游、工作。我们和许多在日华人一样，努力奋斗，站稳脚跟后，选择加入了日本国籍。可怎么会弄得突然象成了个二鬼子似的。

　　98年4月，我们从菊阳搬到熊本市内。两层楼的小洋房，深咖啡和浅灰两色的外壁，门前是停车场，北面有一条养水路，一年中，大半的时间从上游流水下来，去灌溉不知在何处的水田。朝南处，留了一条窄窄的空地，勉强可称为花园。我怀着一种顽固不化的怀旧情绪，种下了两棵桂花树。我出生在桂林，桂花飘香的季节。

韦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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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8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韦晴光代表日本参赛。与昔日的中国队友见面时，彼此竟然都心生尴尬。而在现场，韦晴光也遭遇了一片“日本韦晴光全家喳喳喳！”的声援。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韦晴光先是打败了马琳，后是赢了刘国梁，为日本队赢得了十几年未得的男单银牌。

　　为了生存来到日本，又为了在日本挽回尊重而打好球。这就是日本“漂一代”的痛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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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广岛亚运会，何智丽击败邓亚萍拿下女单冠军，怀揣着对中国队“让球”要求的不满，何智丽每赢下一个球，都要喊一声“呦西”。

　　这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风暴，除去体育报纸，《北京青年报》甚至《文汇读书周刊》等一批文化类媒体，都参与了“何智丽是不是汉奸”的争论。《羊城晚报》苏少泉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何好之有？》、《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痛斥何智丽是“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当时，南方航空公司刚下班的4名空姐在电话热线中，争着抢着要说话，“这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将来肯定被丈夫抛弃。”更为恶劣的是，在得知何智丽要回国打比赛时，有人给何智丽的父母写信，说让她父母转告何智丽别来参加天津的比赛，否则，“有来无回”。

1994年亚运会，何智丽（右）、邓亚萍（左）决赛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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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53岁的何智丽过得并不如意，因为不堪忍受家暴和婚外情，她和前夫，也是曾经的陪练小山英之离了婚。身心受到了重大打击，她仇恨国乒、仇恨男人，因为正是国乒的让球政策，导致她不得不背井离乡变成“叛国者”；正是小山英之的婚外恋，导致她无法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

　　虽然以前日本乒乓球队曾联系何智丽当教练，但现在再也不会联系她了，因为觉得她可能患上了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并且长期离群索居，战术理念早已落后。之前何智丽在池田银行俱乐部任教，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俱乐部也解散了。

何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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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一代，除了心理上的极大变化，还有语言、中日文化的隔阂。

　　王锐，就是战胜丁宁、朱雨玲和陈梦的中国大劲敌平野美宇的教练。他曾经在河北省队打球，和马琳是一批队员，归化日本后改名“中泽锐”。

　　2015年，王锐进入日本乒协，开始接手平野美宇。作为她的主管教练，王锐不仅要指导平野美宇的技术，平时还要与她保持日常沟通，当她的心理指导。但问题就出在交流上，“一呆10年了，仍有身边同事好友指出，我的日语不灵。教球时，如果语言不够用，我大可拿起球拍，亲自比划，但平时生活会话，就很不便了。”

　　王锐说自己也很无奈。

　　从王锐手中接过希望之星平野美宇的张成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张成曾经与樊振东同在国家集训队。3年前，未能入选国家二队，张成前往日本，成为日本国家队的一员。

　　他曾在采访中坦言，当时心理落差很大。

王瑞（左）和平野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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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遍中国人的认识里，转到日本做教练的都是为了高薪水。对比省队里的一个月几千块的工资，日本乒协开出的陪练20年万的年薪确实很有诱惑力。

　　但事实上，这样的20万，是顶级水平的运动员才能驾驭的。一般水平的乒乓球运动员，只能去日本人家里去当乒乓球陪练。

　　湖南日报曾刊登了一则王恩亮《我在日本当陪练》的自述。他在里面写道，他的朋友阿威在日本开了一家专为日本人服务的中介公司，他曾经在这家公司中当过不少日本乒乓球爱好者陪练。这样的陪练不为提高技术，只是一种服务，打球只要做好不失球的防守就好。

　　至于费用，陪练一小时，就能获得45美金，但陪练者只能拿到三分之二，剩余部分要交给公司作为中介费。技术熟练后，陪练者一天最多时可以跑6家，最少时也没低于3家。

　　和顶级陪练员相比，普通人赚得不过就是自己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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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质量一般，又无成名希望。在日本的“漂一代”，也会有想逃离的时候。

　　1998年，上海乒乓球运动员董崎岷选择前往日本发展，任职当地乒乓球俱乐部教练。现在，他在日本中部的岐阜定居。

　　他的妻子郑琦已经加入日本国籍，原本也有资格成为日本公民的董崎岷却不愿放弃自己的中国护照，他觉得“落叶总要归根的。”尽管现在的生活很正常，但董崎岷说，“如果日本政府宣布有核辐射扩散的情况，我们会考虑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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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红，就是选择回来的人。

　　奥运冠军还有乔红在1996年正式退出国家队后，来到日本。1998年，她与日本松下公司续签了一年合同，出任松下电器队队员兼教练。但在2000年，乔红选择回国，并在2003年到国家队担任教练，指导过王楠，牛剑锋等。北京奥运会后，乔红正式出任广东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

　　乔红有点不一样。在1998年《生活时报》的一篇采访中，乔红说，过去打球是给推上去的，毫无选择，“所以，我那时打球真的很累”，“或许是我怕吃苦吧，也可能是我胸无大志。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国从事乒乓球的人不少。我只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开开心心就行。”当时30岁的乔红还单着。

　　2001年，《天津日报》记者在日本偶遇了乔红，“正和中国乒乓球队副总教练陆元盛在休息厅喝咖啡，一个身着运动服的姑娘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原来是前世界冠军乔红。陆元盛笑着对记者说，这回你有词了，我给你这篇报道起个名字就叫《又见乔红》。”乔红还拿出自己的中国护照给记者看，说没想留在国外，好几个国家让她定居她都拒绝了。

　　那时候的乔红已经解决了个人问题，“乔红拿出装护照的皮夹里的一张照片给记者看，然后叮嘱一声，一定要保密啊。”

乔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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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依然选择在日本征战的韦晴光算是在日本混得最好的一个。2017年是韦晴光和妻子石小娟来到日本的第26个年头，他们 23岁的儿子也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进入日本名企“全农”公司就业。

　　作为首位远赴东瀛的中国队乒乓球奥运冠军，他在日本拥有自己的运动用品公司。从国家队离开后，他还在日本青森山田学院担任过教练。人气最高的福原爱、石川佳纯，险些把马琳斩落马下的松田健太，还有14岁小将丹羽孝希都来自这间学院。

　　在东京，韦晴光有着三四个一百多平方米的球馆。日本《卓球王国》杂志上每个月都会有韦晴光的专栏，用来推广他的教学理念。

　　当了30年运动员的韦晴光在宣布挂拍时，从中国和日本各地赶来了近百名昔日的队友与教练。日本方面，有前世界男单冠军伊藤繁雄、名将野平孝雄、前原正浩以及日本男队主帅宫崎义仁和国手松下浩二等人都去了晚会现场。而中国队员，还带去了曾经担任过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的视频。

　　这正是在日本漂泊的乒乓球人理想中的样子，但韦晴光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没本事嘛，你看乔红她们回国后现在都是主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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