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综合报道】 最近新西兰媒体披露，来自一位匿名举报人的信息显示，新西兰卫生部负责公共卫生战略的高级官员正在与酒精行业游说团体密切合作，制定解决酒精危害问题的计划。

同时，新西兰工党发起提案，旨在打击烟草行业的游说活动。这项提案得到了专家们的支持，要求提高透明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新西兰国会大厦“蜂巢”。资料图片

提高“游说者”透明度至关重要

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利益相关游说团体的参与令人担忧，后者就像一双双“无形的黑手”。

以新西兰的“安全饮酒指南”为例，作为公众健康基线，其审查与更新理应公开透明。然而此番游说者的介入直接导致网站信息删除，且更新被无限期搁置，表明行业影响已渗透至技术性公共卫生指南的管理层面，恐削弱指南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透明国际新西兰分会主席Anne Tolley表示，需要对游说活动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让新西兰人能够了解哪些人参与其中。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谁在和谁沟通，沟通频率如何，以及结果如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对游说者进行登记。”她说。

纳税人的钱被花在游说公司身上

新西兰的游说团体存在由来已久，有些存在于政策层面，有些则存在于技术层面，后者更类似公关公司。

在技术层面，媒体曾曝出新西兰的大学、政府机构和国有公司（SOE）——几乎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公关团队，他们正将大把的纳税人的钱，花在游说公司身上。

具体来说，此类行为包括国有公司向游说公司付费，收集有关国会议员和部长的政治情报，包括他们的特点、弱点以及个人生活和工作方面。

比如说，媒体获得的文件显示，新西兰药品采购部门Pharmac就得到了如何避开媒体的建议，包括“看起来相当匆忙”地离开国会听证会房间，并被告知哪些记者可能是友好或敌对的。

为了获得政府部门公关花销的信息，媒体依据《官方信息法》提交了70多项公开请求，获得了数以千计的邮件、短信甚至加密信号通信，对新西兰游说行业的规模、影响力和交易技巧进行了披露。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新西兰的游说行业不受监管，不需要登记，游说者不必透露他们的客户是谁，也没有行为准则。

“危机项目”每天支付2000纽币

新西兰媒体2023年曾披露了一家游说公司的运营情况。

游说公司Thompson Lewis的团队包括两名前幕僚长和一名前总理新闻秘书，这是一家较为出众的游说公司，从政府机构赚到了不少钱。

比如，这家公司获得了来自电网公司Transpower的发票，证明Transpower广泛使用这家游说公司。2020年3月，Transpower同意每年向Thompson Lewis公司支付最高5万纽币的费用，相当于每月6000纽币的聘用金。处理“危机项目”时，每天支付近2000纽币。

其中一个“危机项目”是2021年8月的一次停电，导致3.4万名客户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夜晚遭遇断电。对于此事，Thompson Lewis游说者Wayne Eagleson（前总理约翰·基的幕僚长）建议Transpower如何根据《官方信息法》（OIA）的要求限制媒体报道。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向媒体发布报告/回复的同一天发布所有OIA回复，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发布所有内容，而不是一点点公开材料。”建议中称。

Eagleson还建议Transpower“扭转说法”，强调这些是全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Transpower。他强调媒体并不了解这背后的复杂性。

“他们不一定了解各个行业参与者的具体职责。他们倾向于寻找简单的解释，即使情况可能略有不同。”他同时告诉他们，“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向他们提供了哪些信息，但无法控制（新闻）标题。”

文件显示，Thompson Lewis公司还曾向Transpower提供有关国会议员的政治情报，这些国会议员被认为是能源领域的关键人物。

比如，Thompson Lewis对当时的国家议员Barbara Kuriger的简介包括她丈夫的姓名、有几个孩子以及她的背景和志向等个人详细信息。

关于她个人特质的部分描述为“讨人喜欢且直率”，并且“在国家党内并不以过于意识形态化而著称”，描述她“善于倾听”并且是“可靠但不善于演讲”。

这家国有公司还收到了关于当时工党部长David Clark的一份文件，内容包括他妻子的姓名和他们有几个孩子。简介说他在奥塔哥大学学习医学，“但没有取得成绩，被训练成为长老会牧师”，称他“在与Grant Robertson喝了一杯咖啡后，担任了David Parker的顾问”，从事政策制定工作。

文件中说他“讨人喜欢，诚实，非常聪明”，但“作为部长很难做决策，并且对冲突敏感”。

“在封城期间，他因为几个愚蠢的决定被解雇后，在整个2020年都过得很糟糕。但更严重的是，作为卫生部长，他在但尼丁的家中，而不是在国会大厦指导危机应对，因为不需要他。他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决策，并且拒绝会见卫生部门的大多数关键人物。”给该机构的文件中称。

其他国有公司也在为国会议员的“政治画像”买单。比如2020年，Landcorp花费1000多纽币购买了游说公司Saunders Unsworth制作的一本册子，其中详细介绍了多名国会议员的性格特征和背景。但这家国有公司称不会公开这本册子，称它具有商业敏感性。

Pharmac的“形象管理”

新西兰政府下属的药品采购机构Pharmac则长期雇佣惠灵顿游说公司Draper Cormack Group为自己服务。

该机构辩解称自己“不参与游说”，但自2021年3月以来一直使用Draper Cormack和一家公关公司来试图增加其公众信任度。

Pharmac公开了300多页与Draper Cormack公司的通信，但没有透露它在该公司花了多少钱。

这些文件包括“2022年Kantar公共部门声誉指数”结果，显示在58家公共机构中Pharmac排名倒数第三。

Phamac表示，关于它的媒体报道大多是负面的，需要“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工作获得更多正面报道”。

文件显示，Draper Cormack为此给Pharmac提供了一份“媒体计划”，称报道分两种类型：“好消息和冲突”以及“愤怒引起关注和点击”。

如果应对媒体的提问，它建议Pharmarc采取拖延战术，发布声明要比接受采访更合适。

天维网记者摄

这些文件显示了这家游说公司如何“加工”了Pharmac向公众传递的信息。

比如，Pharmac首席执行官Sarah Fitt被媒体问到为什么花了25年才补贴EpiPens（注射型肾上腺素），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因此向她的内部媒体顾问寻求帮助。

随后，Pharmac的高级传播顾问Jane Wright召集游说公司，询问该如何回应媒体。于是Draper Cormack公司的David Cormack建议他们这样回答：“我们希望能够为每种疾病的每种药物提供资金，但不幸的是，这不现实。我们今年的预算增长创新高，所以可以对排在优先清单靠后的药物进行拨款。”

Draper Cormack还计划通过“积极的报道”来提高Pharmac的声誉，其中包括一篇关于Sarah Fitt的“媒体软文”，“在女性周刊等软媒体上”进行报道。

另外，这类游说、公关公司还会告诉Pharmac哪些记者是友好的，哪些是敌对的。

当Pharmac打算资助治疗渐冻症的昂贵药物Spinraza时，Draper Cormack认为这是一个让Pharmac扭转“差评”的好机会。

2022年11月，当TVNZ想要采访Fitt时，Pharmac的高级传播顾问Jane Wright声称其主持人Indira Stewart的立场可能不公正。

“我确实知道Indira是Fiona Tolich的忠实粉丝，所以很可能已经产生了偏见。”她在提到SMA（渐冻症）患者维权组织者Fiona Tolich时写道。

2022年6月，这家游说公司为Pharmac准备了如何避免在国会听证会上遭媒体“围堵”的策略，当时该机构正被越来越多地质疑为什么还没有资助治疗囊性纤维化的药物Trikafta。

“我们想要避免的是：Sarah（Fitt）被摄像机追赶，被审查所困扰。Steve Maharey（Pharmac主席）在听证会后离开房间。关于这两个人的头条新闻都非常具有破坏性。”

Pharmac的Jane Wright和Draper Cormack的Tasmin Prichard的计划是告诉媒体，Pharmac的首席执行官必须在听证结束后立即离开。

“Jane和Tasmin先到，准备对媒体说‘Sarah必须在（国会）特别委员会听证会后立即离开，如果你对Trikafta有疑问，我们今天会回复你’。”资料显示。

游说公司给出的建议是，Pharmac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应该在“非常接近开始时间”时到达，大概这样媒体就没有机会提问了。

“听证会结束后，Sarah和Steve立即离开（听证房间）……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回答一两个问题后离开——看起来相当匆忙！”建议称。

大学也支付“游说费”购买“危机管理”

新西兰的各所大学尽管有自己的传播部门，但也付钱给游说公司，让它们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

自2020年1月以来，怀卡托大学每月向Capital GR公司支付6900纽币固定费用，截至2023年2月已花费约26.2万纽币。

梅西大学聘请前内阁部长Clayton Cosgrove，自2020年以来已向其公司支付了近6.4万纽币。

奥克兰理工大学在2020年6月至10月期间聘用游说公司Sherson Willis提供“沟通建议”，花销为16,220纽币。当这所大学面临对其一名高级职员的性骚扰投诉时，采纳了该公司提供的危机管理建议。

当时，Sherson Willis甚至帮助起草了给Stuff记者Alison Mau的回复，Mau是该事件爆料者，她还帮助起草了一份针对Stuff对该事件报道的投诉。

2021年1月至3月间，奥克兰理工大学还花费了15,266纽币从Thompson Lewis那里获得“沟通建议”。

奥克兰大学在2021年向Sherson Willis支付了1万纽币，但拒绝披露与游说公司的通信记录，原因是“过于敏感”。

游说者当上了总理幕僚长

2023年，时任总理Chris Hipkins的幕僚长被爆曾是游说公司的游说者，引发外界关注。Hipkins当时对此进行了说明，承认了报道的真实性，但表示他已经和过去的工作切割。

当时媒体披露，称Hipkins的幕僚长Andrew Kirton之前是一家游说公司的员工，该游说公司为酒类公司工作，反对政府提出的酒瓶回收计划。

Kirton于2023年1月31日辞去了游说公司的职务，一天后就任Hipkins的幕僚长，上任六周后政府宣布将推迟酒瓶回收计划。

对此Hipkins当时解释称，这件事有个先后关系，“内阁在Andrew Kirton开始为我工作之前通过了这项决定。”

对于游说组织的约束，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规定，但新西兰属于缺乏相关立法的那一小部分国家里。

也许是为了平息质疑，2023年时任总理的Chris Hipkins宣布一项新规则：游说人士将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签到才能进入国会。

无论如何，允许酒商在政策前端参与政策制定，打破了卫生决策应有的独立性原则，可能导致政策走向“有利于销售、弱化危害”的方向。这种“共治”模式在公共卫生领域往往被视为利益冲突源头，世界卫生组织及多国经验均建议，减少或剔除酒业代表的政策制定角色。

新西兰政府应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设立“利益回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