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援引Stuff消息】此前EAR的一个雇佣剥削案例被本地媒体报道出来，但尚未进行任何偿付的雇主竟然已经不在新西兰境内了。这位雇主经营一家清洁公司，根据裁决需偿付四名员工120000纽币拖欠的工资及罚款。

上周Stuff报了雇佣关系局（ERA）的一个裁决，其中写道NZ Cleanmaster的老板Bhumika Kohli总是少付清洁人员30%的薪水，所付薪水甚至低至7.5纽币每小时。

但Kohli说，ERA的决议不公平，她自己也处境艰难。她现在人在境外（应该是在印度），暗示自己并没有回新西兰、偿付欠款的确实方案。

（Bhumika Kohli和Rahul Bhandari）

就在此时，另一位前雇员也站了出来，声称雇主短了自己的薪水，损失的工资差不多有25000纽币。

ERA早在2019年就已经裁决了该案，称Kohli少付了四名员工的工资，总数为93776纽币，并对该公司及Kohli处以30000纽币的罚款。

此外，她还背着就业法庭的一个裁决，还有ERA的执行令，总共又有2000纽币的成本。但到现在为止Kohli还一分都没付。

ERA发现，她总是不支付两个活儿之间的出行时间，还有其他的扣工资的招数。Kohil给Stuff的邮件中说疫情期间丢了日常工作，“一度在新西兰苦苦挣扎。现在我滞留在海外，身体也很不好。”

她接着说：“我并非不打算偿付。调解之后，我一直在跟他们提供解决方案，但他们一直拒绝。”

“我不认同ERA的决议，已经向雇佣法庭上诉，要求对双方保持公平。”

“因为疫情，目前没办法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我还在等着回家，可能会再次对ERA决议提起上诉。”

Kohli说愿意“当面提供更多细节评论”，但得等到回到奥克兰再说。她还跟Stuff表示，“没有证据、不了解我这一面的故事”就不要写。

在发布原始文件之前，Stuff已经多次联系Kohli——前往其名下的新西兰住所、造访她和丈夫Rahul Bhandari登记的公司的地址、拨打她的电话、发脸书站内信、给她的好几个公司电话留言、造访Bhandari现在的公司地址、通过其律师Dave Jaques发送邮件。

邮件发出之后的12天，Stuff才收到她的回复。

“疫情导致我的情况恶化，现在我滞留在海外，身体不好，也没有钱。等到情况好转，我会立马联系你们。”

代理这些员工的法律代表称，Kohli已经穷尽了所有的法律突进，无权继续上诉。

律师David Fleming表示：“事情在疫情之前老早就就有了。新西兰因为疫情而封锁的时候，ERA裁决的偿付已经过期六个月了。”

给这四位工人倡议维权的Nathan Santesso称，Kohli的律师Jaques的确讨论过和解金额，但Kohli从未真正去和结果。

Santesso说，听说Kohli和Bhandari已经回到旁遮普了，还打算永远离开新西兰。

主诉人是Palav Brahmhbatt，有一段时间雇主只给她公交车钱和餐食。她不仅被欠下70000纽币的工资，甚至需要一周工作七天，每周工作70个小时，而且工作期间还要遭受雇主夫妇的言语辱骂。

Brahmhbatt说，“老板说自己不欠人钱，在ERA裁决之后依然坚持这个主张的说法，自己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Brahmhbatt 还透露，自己和另外三人提供了大量的有力证据，其中包括两年中与老板夫妇之间的往来信息。

另一位前雇员Pavan Patel也站了出来，说损失了25000纽币的工资。对此Stuff也致信去问了Kohli。

Patel说，自己是该清洁公司的早期雇员。“他们狠狠地剥削了我。我干的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那段时间对我、对我家人来说都很艰难，所以给他们干活的时候我很苦。”

Patel在2015年至2016年间给这个公司打工，说每周工时在六七十个小时，但自己拿的是学签，每周只能工作20小时，所以只能以最低时薪，拿到20小时的工资。他说，最终摊下来，每小时只有四到五纽币。

Patel称，当时还跟这对夫妇住了一段时间，很亲近。他已经有一个IT的学位了，这对夫妇建议他去学商科，然后才能给他担保居民签证。后来有一次他开着公司的车，去做一单清洁，结果却出了事故，最后发现他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付17000纽币的保险费。就是在这个事故之后，他才离开这个清洁公司。

他称，老板夫妇俩没有合理的保险，所以才导致天价账单。而且他还说自己没收到最后一个工期的工资。

“我一直问啊问，我猜他们换了号码。”

他说上周看了Stuff的报道之后，给Premium Clean公司打了电话，Bhandari一听出是他之后，立马挂了电话。

四位申诉人中还有一位叫Hardik Gediye。他证实了Patel的说法。他说：“他跟我一样，工作时间特别长。”当被问及Patel是否遭到剥削的时候，他回答说：“是的，绝对被剥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