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10月2日报道  援引Stuff消息】中东移民Ali Shakir近日撰文就总理Jacinda Ardern头戴穆斯林围巾一事发表评论，从其族群自身如何看待这一行为的角度发表自己的观点。以下为作者原文。

观点（原文链接）：不要让总理头上的头巾传递错误信息

不要误会，我非常尊敬我们的总理，我明白她的行为是充满善意的。但当我看到她最近去位于Mangere的女子学校的照片时，这让我感到尴尬不安。

我的内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嘶吼着抗议：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政治秀了，求你了。

这并不是Ardern第一次佩戴哈吉布（译注：穆斯林女性头上佩戴头巾），我们都还记得半年前她在基督城恐怖袭击后头戴黑色哈吉布拥抱以及慰问遇难者亲属时的情形。

她当时的举动鼓舞人心，这样做是让新西兰穆斯林民众和本地人非常团结地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移情行为，而不是对特定宗教符号的认可。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也有可能产生误解。

在总理做出这样的举动后不久，一群女性发起了一个名为“和谐头巾”的活动，许多新西兰女性用头巾盖住她们的头发。很快，这个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了热门话题，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脸书链接，那是一个年轻女孩的页面，她在那里公布了一张自己带头巾的照片并说：伙计们，这太酷了。我头戴哈吉布的照片点赞数超过500次，是不是很疯狂？

不幸的是，对于我朋友圈中那些不戴哈吉布的穆斯林女性来说，这一点都不酷。我要说的是那些真正的穆斯林女性，她们也在基督城恐怖袭击事件中悲痛欲绝。在文明发展上千年的岁月里，她们一步步见证了穆斯林信仰被政治化，最后沦为一块布。更糟糕的是，这些生活在新西兰的穆斯林女性认为，新西兰人正在“剥夺”他们的精神身份，认为只有佩戴哈吉布才是纯正的穆斯林，而那些拒绝佩戴哈吉布的则不够虔诚。

几周后，我在图书馆遇到了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女孩。我们在谈论基督城恐袭时，她说，她的家人现在强迫她戴上面纱。她的哥哥责备她说：“看到那些外国女孩都很崇拜佩戴哈吉布，而你作为一个穆斯林（却不佩戴），不觉得羞愧吗？”

将哈吉布标签化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我认识的中东地区的朋友范畴。我的马来西亚朋友Laila说，“我非常同情遇难者的家人和朋友，但我不能让自己再戴上头巾了。”Laila至今仍然能回忆起她在马来西亚的高中生活，那时她经常受到惩罚甚至侮辱，只因为反对女性戴头巾。我非常能理解那种情况。

我是成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世俗化伊拉克的，我的家乡在巴格达。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非常平和的，没有哈吉布，我的家中没有一名女性是需要佩戴头巾的，学校的老师也没有，我们的邻居也没有。

那个时代的伊拉克，男性和女性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参加社交，可以一起旅行、一起游泳、一起跳舞、甚至一起喝酒，伊斯兰教在那时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它几乎没有行政命令的成分在里面。

再后来，1979年，一切都变了。“三大事件”（译注：伊朗伊斯兰革命、麦加大清真寺暴乱以及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将世界各地成百上千万的穆斯林民众的生活彻底改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自由的童年时代一去不返了。

当我在2006年终于得以离开伊拉克时，只有少数“萨菲亚女孩”（指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敢在街上露面，但她们经常会受到骚扰。当然，并不是所有佩戴哈吉布的穆斯林女性都是被强迫的，一个成年人，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任何衣服或饰品——这也正是总理最近一次佩戴哈吉布在公共场合亮相让我感到担忧的原因，因为观众中有许多小女孩。

我看到她们，想起了此前我在迪拜机场转机时的一段对话。当那个男人注意到我正在看他那个戴着头巾的、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问我是否有孩子，我说我没有。于是他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女儿，我应该从小就教育她佩戴哈吉布。

“但当穆斯林女性进入青春期后，不是早晚都要戴上头巾吗？”我问。那个人嘲笑我的天真，说，“道理是这样，但你最好让她在小时候就习惯头巾。在她们还可以被控制的时候，让她按你的教育方式成长。”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坐在她的身边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说话。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因为她全身都被黑色罩袍覆盖了。

我想知道有多少来自Zayed女子学院的年轻人选择了戴面纱。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她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可以脱掉它。我希望Ardern总理下一次再想着佩戴哈吉布作秀的时候，能够先考虑一下这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生活在新西兰的穆斯林女性好不容易有了可以选择自己生活权力，不要再传递错误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