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合理事态是IMF附加费政策的结果。该政策对从IMF借款金额或期限超过门槛的国家征收额外费用。而对乌克兰或巴基斯坦这类国家征收罚款的做法则与IMF的使命（即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背道而驰。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而巴基斯坦这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有1/3的领土在两年前遭遇了大洪灾。

附加费既不能确保还款，也不能保障IMF的财务状况，其主要影响是在各国最无力偿还债务时加重其负担，这违背了创立IMF的初衷——提供反周期融资。

更糟糕的是，近年来附加费给负债国造成的负担越发沉重，因此更加难以证明其合理性。2020年有10个国家向IMF支付了这些费用；到2023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和利率上升之下，这一数字达到了22。重要的是IMF的基础利率从不到1%蹿到了接近5%，导致那些支付附加费的国家总借贷利率高达7.8%。这就难怪这些国家很难摆脱债务困境，也是时候去取消各类附加费了。

附加费的支持者辩解说这类费用可以阻止债务国向IMF过度借款。但这种道德论断忽略了贷款需要得到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且董事会可以拒绝无理请求，也忽略了附加费只会使各国更加依赖IMF的事实。

IMF是优先债权人，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先偿还其债务。在各国已经欠下的债务之上再增加附加费意味着它们必须将稀缺的外汇拿给IMF还债，从而限制了它们积累外汇储备和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因此许多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依赖IMF的贷款来偿还之前的旧贷。

即使抛开IMF优先债权人地位的特殊性不谈，附加费本身也是顺周期性的。利率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货币估值过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外部因素往往导致各国向IMF大量借款。同样，能否进入国际信贷市场以及能否“提前”偿还IMF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球金融状况这个外部因素。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加大债务危机国的负担并不利于实现让其重回稳定增长轨迹的目标。

支持者还认为需要征收附加费来建立IMF的财务缓冲储备。但抛开将建立这些缓冲的负担强加给困难国家显然与IMF维护金融稳定的使命相悖这一点不谈，这种逻辑即使曾经成立，现在也不再站得住脚了。

今年，IMF将触达其预防性余额的中期指标(鉴于借款人违约的情况极为罕见，对该余额的需求被大大夸大了)。一旦达到这一指标，IMF将从那些中等收入重度负债国家身上征收附加费来维持自身运营，从而减轻富裕国家的负担。要求这些国家掏钱支持IMF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各国应当加大投资力度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做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之时。

IMF最近启动的附加费政策审查为修复一个破损的体制提供了契机。IMF应当听取那些呼吁附加费改革者的意见，包括巴巴多斯总理米娅·阿莫尔·莫特利、24国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多位美国议员。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取消附加费。如果这在政治上不可行，改革可以包括对总利率（基础利率+附加费）设定上限。这样IMF就可以减少施加给债务国的额外负担（特别是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而附加费也能随着IMF基础利率的提升而减少。

其他技术调整也有助于减轻附加费负担。比如IMF可以提高附加费的征收门槛，使其与当前的“例外性准入”限制（超过该限制的国家情况将被视为非常特殊，从而允许在标准IMF框架之外进行贷款）保持一致。将一国支付的附加费视为IMF贷款的本金还款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即便附加费作为一项政策曾经是有意义的，但现在肯定不是了。IMF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而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却不容乐观。强迫各国支付高昂的附加费只会增加其负担。这可不是一个保护世界经济或资助一个负责全球金融稳定的机构的正确做法。

（斯蒂格利茨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拉格尔系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教授、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古兹曼系阿根廷经济部前部长；乌伊系24国集团国际货币事务与发展秘书处前主任、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