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相对于将生育和人口调整调节到某个目标，应该更加重视适应人口的变动来调整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体系，加强做好对人口的服务。”任远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社会，生育政策应根据人们的生育需求提供生育的服务和支持，而不必一味“催生”。

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前夕，任远的新书《生育政策转变：从“降低生育率”到“生育服务支持”》出版。如书名所言，他提出不应将人口作为“工具”提倡“限制生育”或者“鼓励生育”，而是要更加重视为人们的生育提供服务和支持。他也谈了女性主义对生育的影响、怎么解决家长对教育内卷的焦虑、老龄化时代如何保持创新等公众关心的话题。

“催生”本质是把人当做工具

第一财经：人口生育率降低后，很多学者都挺着急，《生育政策转变》读下来，我觉得你肯定不属于“催生办主任”那一类。

任远：“催生”，或者说“鼓励生育”，跟原来限制生育、控制人口，其实是一体之两面，都认为人口是可以被摆布的对象，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人口目标。两种思路的本质都是把人口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是一个需要加以调节的要素，而忽视了人的目的性。

其实，人口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人口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围绕着人来建设，而不应该过于主观地“摆布人口”。不管人多人少，社会经济政策都应该围绕着人来开展建设、开展服务。研究人口首先需要有一个在国家发展、人类发展整体系统中的人口观。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是，除非人口和发展系统出现显著的不协调，多数情况下，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和生活福祉。人口不应该是发展的工具，社会经济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

第一财经：书里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感受，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后，很多学者会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你对生育率下降却比较乐观，或者说，相对不怎么悲观？

任远：对于中国的人口变化，确实现在很多舆论都是悲观的，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等问题。准确地说，我不是对低生育率很乐观，而是对低生育率和人口变动比较理性，属于相对积极地看待人口变动。

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上升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社会经济进步、女性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等积极进步的结果，是很重要的人口现象，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它们看作问题。应该看到，人口总量未来变得更少一些、人口的寿命变得更长一些，恰恰是100年前我们国家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度焦虑人口负增长、生育率下降，以及老龄化的提高。

当然，我们应该重视研究这些人口现象，长期的低生育率确实是社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某些因素影响的结果，也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不能支持家庭生活，让一些人的生育意愿不能得到满足。

同样，人口老龄化也是人口变动的现象，本身没什么值得恐慌的。但是在老龄化过程中，出现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上有老、下有小的独生子女，父母一生病就忙得崩溃；老人失智后，子女长期在看护和工作之间疲于奔命。但这些问题本质上不是老年人增多带来的，而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不足、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足，年轻人职场的压力太大了，我们的就业制度过于“996”，劳动者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照顾家庭。

所以，我们应该适应人口变化的客观性，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福利保障体制和社会政策体系。

第一财经：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老龄化后会失去活力，进而影响创新。这个担忧你怎么看？

任远：人口老龄化以后，对经济发展确实会表现出一些消极影响，但同时也能带来积极影响。比如说创新，“老年人本身创新能力在下降”——如果这句话不涉及老年歧视的话，和“老龄化社会的创新能力下降”实际是两回事。

人口老龄化后，劳动力数量和比重下降，经济体系的资本有机构成就提高了，会带动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替代体力劳动，这就是一种创新。这一点已经从亚马逊的物流分配工厂，以及社会各行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和智能应用看到。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数字经济和高科技进步，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口变动内生驱动的技术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硬币的一面，还要看另一面。

人口生育率下降也是这样。未来劳动力数量减少了，但同时人们受教育程度也提高了啊，也就是传统人口红利在减少，人力资本红利在增加。总之，不管是人口老龄化还是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下降，只要保证它们对发展影响的积极方面大于消极方面，就会推动经济和社会繁荣。

生育是人生发展的重要侧面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提出，要破解低生育和女性发展的两难，需要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新在哪里？

任远：我之所以说是需要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意思是要一种“更完整的女性主义”，不仅是就业中实现男女平等，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就业、参与社会活动，在家庭内部也需要男女平等，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劳务。这样一种“女性主义”是男性跟女性共同发展，有良好协调和良好沟通，以及基于人们良好感情的一种家庭生活进步，是一种社会、工作、家庭平衡的发展模式。

女性主义表现为女性追求平等、就业和发展的过程。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在生育后，家庭和生育都对她们构成了“母职惩罚”，减少了女性发展的机会。一些女性主义者也走上一种错误的通道，认为不婚不育是值得追求的女性主义。

只有在更完整的女性主义思想下，才能破解低生育率和女性发展的冲突。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现在我国面临长期的低生育率，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女性地位提高了，所以她们越来越不想生孩子。相反，恰恰是女性发展还不充分的结果。

欧洲一些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地位发展初期，表现出生育率下降；但是随着女性主义进一步发展，以及男女平等得到进一步发展，生育率水平是会提高的。

第一财经：那你怎么看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

任远：她有些有过于从女性视角来提倡女性主义，比如鼓励女性离开家庭。社会确实存在就业日益平等化和家庭内部不平等，女性确实承担着更多家庭劳务，所以女性用脚投票，宁愿不孕不育，这是上野千鹤子的看法。

但是，这是一种片面和狭隘的女性主义。女性也应该具有充分和平等的家庭生活，生育和家庭本身构成女性多元主体性的组成部分。不能将女性主义和生育对立起来。女性基于种种考量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做快乐的单身主义者，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但这不是女性主义的出路，应该构造一个男女平等，使女性能够有家庭幸福，也有社会参与和发展，维度更加宽泛，也更加完整的女性主义。

有足够的研究表明，未婚人口、特别是未婚青年人口的犯罪率更高，家庭的存在会降低犯罪率——但这也并不是说，为了要降低犯罪率，我们就鼓励年轻人结婚。而是应看到，良好的家庭给人们提供了基础性的、初始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帮助个人成长和实现生命的充分发展，所以组建家庭对女性和男性来说，仍然是一件好事。

第一财经：这几年，独立女性这个词在网络上也很火，你怎么看独立女性？

任远：女性独立当然是件好事，女性也当然更独立为好。因为现在社会的真实情况是，女性的独立性不强，不少还是处于依附状态，比如女性就业率和收入与男性相比都相对更低。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增加女性的独立性，使得女性越来越自由、得到充分发展。

但是，提高女性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她就不组建家庭。事实上，很独立、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会有助于他们在组建家庭中实现更加平等的家庭关系和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现在，有些自媒体鼓吹的所谓“独立女性”有点走偏了，喜欢宣传一种不婚不育、有精彩人生的独立女性。那种状态只是部分都市女性的光鲜一面，忽略掉了女性全面发展也包含着情感和家庭的联系。一个良好的女性发展，是社会生活丰富性和家庭生活丰富性共同组成的整体，当然男性也是一样。

第一财经：现在很多人“不敢生”或者“不想生”孩子，还和担忧子女教育有关。他们认为教育太内卷，孩子的教育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财力。你怎么看教育内卷的现象？

任远：“内卷”本身是贬义词，指没有意义的劳务，表现为单位教育投资的收益下降。家长“内卷”的本质是，愿意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资来帮助儿童成长。父母省吃俭用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叹的，也不该被批评。从宏观层面来说，是一种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积极的社会现象。

现在教育内卷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家庭觉得教育投资的压力很大，这说明对教育的公共投资要增强。如果总体上教育供给和教育机会提高了，同样教育投资下家庭会有更多的教育获得，大家自然就不那么卷了。

我个人不认同“恐婚恐育”甚至“反婚反育”的看法。生育和养育确实非常辛苦，但新生命的成长包含着无限的未来可能，生育和孩子实现了家庭的完整性，也让父母有更丰富的人生，从长远来说，生育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生育政策转变：从“降低生育率”到“生育服务支持”》

任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