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围绕“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的主题，对中国近年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基本逻辑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提出，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利率、汇率政策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这是保持经济金融稳定运行并从宏观层面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是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变量。”

易纲认为，考察利率对行为和资源配置的作用，主要以真实利率为尺度。总体上，真实利率略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是较为合理的，从经验数据来看，中国大部分时间真实利率都是低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这一实践可以称之为留有余地的最优策略。

不过，易纲也提出，真实利率不能持续明显低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利率长期过低，就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超低利率政策难以长期持续。

经过近30年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以及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遵循上述思路，易纲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在调控中充分考虑时滞等复杂因素，注重跨周期调节和跨区域平衡，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面都相对谨慎、留有余地。“货币政策始终运行在正常区间，实际利率与潜在经济增速大体匹配，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易纲称。

“以我为主”体现在对中国经济环境充分考察的基础上，并未简单跟随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上行，总体上坚持稳健的操作理念。易纲举例称，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达525bps，是历次加息周期中节奏最快、加息曲线最陡峭的一次。同期，中国央行并未跟随加息，还根据调控需要及时适度将息，7天逆回购利率下行40bps，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降35bps和70bps，引导企业贷款利率走低至历史最低水平。

“我们要慎重使用货币当局的调控工具，很多时候应该留有余地，不宜使用强刺激的政策。”他表示，中国央行坚持“以我为主”的宏观调控，加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放，通过再贷款或资金激励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末，中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为7.5万亿元，占央行总资产比重15%左右，其中，长期性工具余额合计2.9万亿元，阶段性工具余额合计4.6万亿元。

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易纲认为，政策工具要有进有退，谨防道德风险，避免补贴的制度化和造成不公平。他建议，金融机构需承担风险，尽管央行通过优惠利率资金或激励资金的方式给予金融机构激励，但不干预金融机构的放贷行为，对于贷款发放，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在“以我为主”的宏观调控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得较好成效。2023年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230万亿元，是2012年的近4倍；社会融资规模余额超过370万亿元，是2012年的4倍多。过去几年，每年贷款新增20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规模新增约30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