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贡献良多：教育部直属高校中78%校长是海归

　　 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 CFP供图

　　前不久，在国内最大的留学生社会团体——欧美同学会举办的北京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透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累计有近82万名留学人

　　

　　前不久，在国内最大的留学生社会团体——欧美同学会举办的北京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透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累计有近8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

　　据统计，1872年之后的百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人；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超过230万人。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员200多万人。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优秀的海归群体积极投身高科技创业、关心公民社会建设、关心环境保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格局。像百度、、等互联网高科技，“海归的推动功不可没”。

　　此前的多项统计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78%的大学校长是海归；中国科学院81%的院士、中国工程院54%的院士，有留学背景；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21人是海归……

　　马军：发现环境保护动力

　　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马军认为找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一种动力——环境信息公开。

　　马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年的访问学者经历，“所得甚多”。从美国回到国内后，他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成为这家NGO(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开始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

　　出国之前，马军已经开始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他编写的《中国水危机》一书，1999年年底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2年，马军进入一家国际环境咨询公司工作，负责为在华投资的海外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健康和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

　　当时，中国的环境挑战已经非常严峻：水污染让一些地区的农村人口难以喝上洁净的饮用水，土地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但在当时，如果要找公开的环境质量和企业违规等数据，则非常困难。

　　“后来，耶鲁大学北京同学会叫我去做演讲，讲中国面临的水挑战。耶鲁毕业的一个教授听到之后有很多感触，就跟我见面，说希望推荐我去耶鲁做访问学者。”马军回忆说。

　　耶鲁大学有一个世界学人项目，每年从全世界挑选十几个人到耶鲁大学，一起讨论全球面临的挑战。马军申请的就是这个项目，竞争激烈。

　　2004年7月，马军经多轮选拔赴美国。在耶鲁大学期间，马军选修了环境法与政策课程，详细了解美国环境法的来龙去脉。

　　马军发现，在美国，公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了环境保护。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水污染相当严重，公众通过“世界地球日”等行动表达意愿，最终推动国会立法，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一整套制度，保护环境。其中，正是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了公众参与。

　　马军认为，如果公众都不知道饮用水发生了什么事，周边水环境是什么状态，那些违法企业是怎么违规排放污水的，怎么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呢？

　　2003年，我国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国内的早期环保NGO转向参与重大环境决策，切入公共决策。以怒江建坝为例，绿家园、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开始介入，促使高层慎重决策。

　　“中国刚好跨越式进入信息时代，也为环境信息公开开辟了一定的空间。”马军说，“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为我们借鉴。”

　　正是在课堂上，马军形成了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想法。“国内环境执法不严，环境诉讼非常困难，企业环境保护的动力严重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就是这样的动力。”

　　回国后，马军在2006年年初开始筹备专门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组建专门平台——环境信息公开的数据库。

　　2006年9月，马军组织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公众通过该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近300个地级市的水质、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中国水污染地图”还公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

　　此后，马军的团队又发布了“中国大气污染地图”数据库。

　　马军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任何一个部门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所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更广泛的参与，包括众多NGO的参与。

　　2007年，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淮河卫士等在内的多家环保NGO，联合发布“绿色选择倡议书”，号召消费者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

　　2008年5月1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施行。马军透露，环境保护部在制定该办法时，与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很多NGO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此后，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环保组织与全国30多家IT品牌企业沟通，促成了其中多家品牌强化了供应链环境管理，推动一批供应商进行了整改。

　　2009年开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开始对全国113个城市水污染源信息进行调查，同时关注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

　　马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3年来，已经有超过710家企业就其环境监管记录与他们进行沟通，并作出相应改进措施。被关注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也有所进展，第一年的得分只有31分，去年突破了40分。

　　王名：NGO推动力

　　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起6年的留学生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留学生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首先是生活方式，然后是思维方式，包括做学问的态度乃至整个人生价值观。”

　　20年前，在中央党校担任讲师的王名踏上去日本的留学生涯，他的第一站是日本福井大学。在福井大学进修结束后，王名转到京都大学自费留学。在京都，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和两个日本学生一起，住在京都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

　　白天上课，下午4点下课，晚上6点到打工的地方干活，晚上10点前结束，然后回到住处。这是那段时间王名的生活。他干的是刷盘子的工作，刚开始经常被店主训斥，因为没有做好。

　　“后来我发现，日本人干任何事情，哪怕让他去扫厕所，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得一丝不苟，而且要做到最好。”王名说。他慢慢发现，事情不做好，谁都挨批评。但你要把事情做好了，谁都尊敬你。后来店主成了他的好友，还单独请他吃饭，帮了他很多忙。

　　王名于1997年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带了20多箱书回来。一位校领导去他家看他，望着一屋子没开箱的书问他想做什么研究，他回答说：“想研究NGO。”没想到这位时任校党委书记马上告诉他：“我支持你。”

　　1998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国内首次NGO学术研讨会，中国第一个NGO研究机构——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后改名为“NGO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名担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该中心(所)陆续开展了有关中国NGO和公民社会的多项实证研究，积极影响相关政策和立法，先后出版了《中国NGO研究》等数十部相关研究报告和专著。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中国NGO研究或公民社会研究上起步比较早。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学术共同体。”王名解释说。大体上从上世纪末开始，以北京为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NGO。

　　王名还发现，这几年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很多留学归国的人，直接进入NGO参与到公民社会的实践中。

　　在这背后，是十几年来社会的巨大变化。我国各类社会组织总量已达300万家，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与多元化格局，提高了公民参与社会的能力及其张力。

　　2009年7月，在江苏当地村民就环境污染问题向政府进行多次反映和上访均无明显成效后，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江苏省无锡市中级法院受理了此案，这是我国首例由环保社团作为原告主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入选了当年的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之一。入选理由为：现行法律的限制致使众多公益案件难以进入诉讼程序，公共利益的维护缺乏最后法律防线。本案中，社会组织得以成为环保领域公益诉讼代表人，开创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先河。

　　2011年，免费午餐项目被认为是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并因此入选当年的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之一。

　　评选者认为，免费午餐由网络动议最终得到政府呼应，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计划得以全面启动。其价值不仅在于利用网络为动员和行动的工具，开启社会公益新模式。更重要的价值则在于，在公共议程长期由政府全面主导的历史传统下，公共议程首次由民间引导，社会发酵而得到政府的良性互动实属罕见。这固然显示出政府顺应民意的开明，更显示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日益理性成熟。

　　王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把NGO推到了公民社会的前沿，也就是说没有NGO很多事情解决不了，NGO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成为推进改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14年前，正是王名带领的团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调研。

　　王辉耀：引才“千人计划”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上大学之前，“住的是茅草房，喝的是井水，点煤油灯，非常原始的生活”，但一直没有放弃追求理想。1977年恢复高考，王辉耀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国家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工作，1984年赴北美留学。

　　王辉耀20年前已经是加拿大的局级干部。他当时31岁，是加拿大驻香港负责推广魁北克企业的首席商务经济代表。35岁，王辉耀成为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同年回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43岁开始，他过渡为社会活动家和研究者，目前也是中国海归和国际人才研究的领跑者。他的头衔很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在此前的一次论坛上，王辉耀说，自大学毕业30年后，我们中间很大一批人可能实现了个人的中国梦，但是这个国家的中国梦有没有实现，值得思考和深刻反思。

　　“中国正在转型，我们这批人占据话语权，占据制高点。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今天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下一个百年，包括欧美同学会走向下一个百年，我们还能做什么？”王辉耀表示。

　　王辉耀的行动之一是参与改造和提升欧美同学会。

　　150年前，抱着“强我中华”的一批年轻人，远涉重洋、负笈留学，回国后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欧美同学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于1913年10月，早期的会员包括梁敦彦、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詹天佑等人。

　　“文革”期间，我国对外留学事宜中断，欧美同学会活动相应中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这种形势下，1982年，茅以升、周培源、何长工等人联名向中央提出欧美同学会恢复活动的请求并获得批准。恢复活动不久，一大批留学苏联、东欧归国的中青年学者加入了同学会。

　　一位了解欧美同学会历史的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的欧美同学会就是一个老人会，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1993年回国创业并于1997年加入欧美同学会的王辉耀，很快成为海归中的活跃人物之一，并和一批同仁给欧美同学会带来新活力。

　　2002年10月，经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同意，王辉耀等人一起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第一批会员包括的张朝阳、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主席田溯宁等人，凝聚了一大片活跃在体制外的商界海归精英。2005年11月，王辉耀被选为首任创会理事长。

　　此外，王辉耀还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突出海归的智力密集和建言献策优势。

　　“我们和中组部、统战部有很多沟通渠道，不少建议已经得到了反馈，比如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等方面的建议和中国留学人员创业支持计划等。”王辉耀说。

　　2008年4月，中组部启动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编制工作，王辉耀参加编制工作，并被聘为“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

　　不久，王辉耀领衔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提交了十几万字的国际人才战略研究报告，为中央人才规划纲要的编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提出改善与改进我国国际人才战略机制和政策的措施和建议，为中央出台引入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今年9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介绍说，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已成功引进了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者将近2800人。

　　2010年5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通过，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多年研究和关注的人才话题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此外，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和中组部副部长陈喜庆的指导下，王辉耀起草了关于中国海归人才创业支持计划的建议，该建议上报后得到了决策层的批示，目前已经成为人社部一项国家创业支持政策。

　　当年容闳开创的留学时代，是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民族复兴。当代海归则是将西方先进的高科技、先进的管理制度带回来，创业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态格局，王辉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一个佐证是，田溯宁、丁健创建亚信，将互联网带回中国；张朝阳、茅道临等人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代门户网站，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李彦宏开创领先世界的搜索引擎，提高了中国人的信息利用效率……

　　一个佐证是，2007年，万钢担任科技部部长、陈竺担任卫生部部长，两位海归作为从政者中的代表，更是统筹国家级科教卫生发展战略……

　　如今，以、、百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互联网企业使中国有了数亿网民，也带来了扁平的世界和崭新的地平线，提高了传播的效率，带来全球视野、民意平台，带来了博客、微博等全新的社会个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