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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象进村踩死人 上千村民集体逃离(图)

日期:2014-05-27 09:56:23 阅读:  来源: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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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蔡应升而言,妻子留给自己最深刻的记忆,是在遭到大象袭击后,90来斤重的妻子,成了一坨“只有十来斤的碎肉与碎骨”。

  2014年5月5日中午,在蔡应升的家里,他向《南风窗》记者比划着在咖啡地里,他所


  对蔡应升而言,妻子留给自己最深刻的记忆,是在遭到大象袭击后,90来斤重的妻子,成了一坨“只有十来斤的碎肉与碎骨”。

  2014年5月5日中午,在蔡应升的家里,他向《南风窗》记者比划着在咖啡地里,他所能寻找到的妻子身上的一些部位。蔡应升是云南省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新康组村民。说起54天前妻子张德芬的遭遇,一开始,他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像在述说别人的故事,但说着说着,声音开始变调,脸部逐渐抽搐。突然,他静默不语,仰起了头,想以此框住不断涌出的泪水,但还是溢出眼角,簌簌下滑。

  悲惨的一幕,发生在今年3月13日。这天中午,蔡从苞谷地回来,没见着妻子。“一般中午12点,她就该回来了。”蔡应升说,这天早上,妻子到离家3公里外的咖啡地里喷洒农药。当他到咖啡地时,见到的是被踩烂了的喷雾器,农药水洒了一地。蔡应升边喊边寻找妻子,小半边的脑颅、半截的手臂、一只脚跟……妻子身体的一些部位,相继被发现在离喷雾器十来米,甚至几十米远的咖啡地里,有些尸骨还挂在咖啡树上。

  惨剧并未就此终结。4月12日,同村的赵家有在苞谷(玉米)地里除草时,也被大象踩死。

  短短一月,大象连续夺走两条人命。恐慌的气氛,顷刻弥漫在整董镇上空。滑石板村的村民,更是不敢到地里务农。一些村民选择逃离、外出打工。但年迈的老人及还在当地上学的孩子,则继续在恐慌中无奈坚守,命运未卜。

  对大象掳走生命、糟蹋庄稼、进攻家园,除了躲避,村民无计可施。毕竟,这些袭击人类的“大家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亚洲野象。滑石板的村民也不愿再为它们搬家了,他们显然受够了。13年前,他们已为同为国家级保护动物的黑颈鹤,从同属云南省的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乡搬到了现居住地。当时,从千里之外的滇东北到滇南,汽车为此长途跋涉两天两夜!但命运并未因此改变。

  他们是一群为国家级保护动物“驱逐”的村民。政府部门,还有很多动物保护人士,聚焦于国家级保护动物的命运,但人,这些村民,似乎是没有这些待遇的。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大象来了

  江城隶属普洱市,位于云南南部,是云南唯一与老挝、越南两个国家交界的县。到江城“转身游三国”的区位优势,使这里具有诱人的魅力。但和外界向往的不一样,近年,特别是最近两个月,当地人争相离开这里。这源于亚洲野象的出现。

  2011年10月18日,亚洲野象群首次出现在江城县,当时数量有18头。2013年3月,野象数量增加到24头。今年3月,野象数量猛升到43头。野象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江城县整董镇,其中又以该镇的滑石板村为重点活动区域。随着野象增加,对村民的祸害也在不断加剧:由原先的与人争食、踩踏农作物、经济作物,到进屋捣乱,再到攻击人类……这里的村民生产、生活,乃至生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村民对野象的态度出现了大扭转。江城县委宣传部在给《南风窗》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也坦承,村民对野象的态度,已由野象刚来时的奉为上宾,转为“一定程度的厌恨和恐惧”。

  厌恨和恐惧,主要是野象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滑石板村一带,山地为主,村民主要农作物是种苞谷,经济作物以甘蔗、芭蕉、咖啡和橡胶树为主。但成年的大象,每头四五吨重,小象每头也有三四百斤重,这样的一群野象,所到之处,不是吃完就是踩尽。

  滑石板村陇山箐村民张文芝告诉《南风窗》记者,大象来以前,她家每年收的苞谷有1万多斤,但大象来后,每年损失上万斤苞谷,只能收获二三千斤苞谷。除了苞谷,甘蔗和芭蕉也是大象的最爱。2012年,村民黄世仟种的几亩甘蔗和芭蕉,几乎全被大象吃光。“剩下二三分地的甘蔗,也被踩断成好几节,绑都绑不了,没法卖。”黄世仟告诉《南风窗》记者,受糟蹋的不只这些,还有咖啡树、橡胶树。

  大象不食咖啡树、橡胶树,但它体量庞大,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一脚踩下去,咖啡树的树根就会断掉,接而死掉。村民费兴旺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大象监测员,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他曾测量过,出现在滑石板的这群大象中,脚印最长的有37公分,最小的也有十几公分,“在地里,大象每前进一步,都是重大损失”。

  5月4日中午,滑石板村村委会主任孔令华告诉《南风窗》记者,大象对当地村民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至少在60%以上。最近两个月,因大象连续攻击两村民致死,村民更是不敢下地干活。

  最近一次袭击致死的事件出现在4月12日,这天早上8时许,村民赵家有带着13岁的儿子赵升刚在苞谷地里除草,突然就遭到了大象的攻击,赵家有丧身于大象硕大的象脚下,赵升刚侥幸跑脱了。“刚出事那会,儿子连续3天不说话。偶尔说,也是胡话连篇。”赵家有的老婆张文芝告诉《南风窗》记者,大半夜里,儿子经常突然惊醒大叫,“大象来了!大象来了!”并长时间惊魂未定。

  赵升刚至今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孔令华说,“农村嘛,遇到这种情况,经常就是请请道公、仙婆,做做法术。”

  不只小孩,恐惧同样在大人的心中不断滋长。5月14日,黄世仟简单打包了行囊,就开始朝湖南出发了。黄世仟说,儿子在湖南打工,因担心他再遭大象袭击,坚决要他离开滑石板村。

  赵家有出事的前十多天,黄世仟曾遭到大象袭击。当时,黄世仟驾着摩托车去地里干活,途中,在前行方向30多米处,他发现有两三头大象。慌乱中,黄世仟扔下摩托车拼命朝山上跑……大象见状也追了过去,见到扔在路上的摩托车后,大象用脚跺坏了摩托车。黄世仟为此花了200多块钱才把车修好。

  这并非个案,赵家有出事的同一天,骑着摩托车出行的村民费兴龙,也在路上遇到了大象。远远地,他扔下摩托车拼命奔跑,结果摩托车也被大象给跺烂了。

  在家不敢下地务农,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地里已经种下的农作物、经济作物,无人看管,也无心看管。

 超低的补偿

  江城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自2011年10月18日,大象进入江城县整董镇以来,截至2013年底,已给当地群众造成经济损失1030万元。这还不包括2014年至今的情况。

  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运作,但获得补偿金额无异于杯水车薪。江城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白梁芳告诉《南风窗》记者,2011年,县林业局向上级争取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经费,补偿农户69.2万元;2012年,县林业局筹集20万元资金为全县农户购买了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2013年,县林业局又筹集30万元向太平洋保险公司购买这一公众责任险。2012年,保险公司向江城县农户赔付了151.77万元。但2013年,太平洋保险公司本应赔付的140多万元中,截至2014年5月5日,实际只赔付了53.409万元。

  剩下的金额何时赔付到位?太平洋保险公司普洱支公司负责此事的谢兵(音)告诉《南风窗》记者,赔付的金额,分公司还在核查,预计最近一两个月能到账。不过,即使赔付,村民获得的保险金并不多。比如,被大象毁坏的橡胶树,树龄5年以上的,每株赔付22元,5年以下的,每株赔付10元。但现实中,购买橡胶苗,每株就要25元左右。孔令华说,“赔付金额连橡胶苗都买不起,还不包括每年肥料和管护成本。”

  此外,13年前,因移民才成立的滑石板村,土地核权发证率很低。而保险公司的赔付,并不是以农作物实际损失的面积来赔付,而是以农户耕地合同书上载明的面积来赔付。以孔令华家为例,他家土地核权发证的只有12亩山地,但他家实际种植38亩,但损失最多也只能按12亩计。

  据江城县政府透露,整个滑石板村核权发证的土地面积不足3000亩,但全村实际耕种的面积约1万亩。村民对不以实际面积赔付的行为很是不满。

  对赔付保险金额过低的指责,太平洋保险公司称,这是因为政府缴纳的投保金额太低了。 “我们一直都在亏钱。”谢兵说。

  进入2014年后,当大象出现在江城并损坏村民农作物时,没有保险人员去核实损失。记者了解到,这是因为,目前当地政府仍未就“为村民投保”一事和保险公司达成协议。5月6日,江城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向《南风窗》记者证实,“由于野象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保额,2014年太平洋保险公司不愿意再签订合同。”

  对江城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除向上级申请给予资金扶持、希望上级提高野生亚洲象的投保额及赔偿标准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种种困境下,离开村庄、外出务工就成了村民最明智,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但重回过去,也是滑石板村民不愿再重蹈的老路,因为他们曾有过刻骨铭心的迁徙人生。

  迁徙人生

  从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乡,到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那场始于2001年3月的大迁徙,是村民最不愿意提起的往事。这场迁徙,是为了给黑颈鹤腾出空间。拥有3000多米海拔的大山包,年平均气温不足10℃,但却是黑颈鹤栖息的乐园。

  1989年,黑颈鹤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一刻起,大山包的很多村民就注定了要颠沛流离。1990年,昭通市政府批准建立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1994年经云南省政府批准,该保护区晋升为省级保护区。随后,由云南省政府布局运作的跨市移民,在2001年有了实质性举措,大迁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政府积极运作后,黑颈鹤终于有了更多的活动和生存空间。2003年,保护区也因此顺利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随着保护区级别的提升,黑颈鹤也从最初的30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1300多只,大山包成了黑颈鹤越冬的“天下”。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村民几经波折的命运。时任大山包乡合兴村村委会主任的孔令学,全程见证了这次大迁徙。当时,他和省市组成的工作组一道,多次前往江城的滑石板村考察,并在那儿驻扎3个月。和大山包相比,滑石板的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生长,耕种条件比大山包好,而且生火做饭可以就地取柴,不需要花钱买煤。这也是这场大迁徙得以顺利进行的主因。

  大迁徙分4批进行,涉及大山包的合兴村、马路村、大兴村、车路村、老林村,近300户1200多人。

  不过,一些村民并不适应那边的生活和气候,他们都觉得江城的天气太热。尽管,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江城,年平均气温不过18.1℃。在最热的6、7月份,平均气温也不过22.2℃,气候十分舒适。但对常年呆在高寒地区、年均气温仅6.2℃的大山包村民而言,江城确实算是“很热了”。

  上千名迁移过去的村民,来到了江城后,拥有一个新成立的行政村—滑石板村。1000多名村民散居在离整董镇政府7至15公里远的5座大山坡上。这5座山坡,后来成为了滑石板村5个小组所在地。当时,政府为每户村民建了面积27平方米的房子,结构是“空心砖、石棉瓦”。“当时,说这些房子是临时安置的。”孔令华说,但13年过去了,居住的依旧是这些房子。如今,这些临时安置房也已退化成危房,普遍出现墙壁开裂等情况。

  在孔令华家,他向《南风窗》记者提供一份以村委会名义打印出来的《滑石板村的困难和问题》报告,报告最后一句是村民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保护亚洲象,必须先解决我们的生产、生活问题”—这是一行被加粗了的黑体字,格外醒目。

  这是留守者最后的挣扎。一些不适应当地气候的大山包村民,在搬到滑石板数月甚至一两年内,都陆续离开或搬回大山包。“最初一两年,回去的村民,约有200人。”孔令华说,那段日子,包括他在内,心一直是悬着的,因为“久不久就听说谁谁搬回去了,感觉自己有一天也会回去”。

  部分村民的离开,是因为水土不服。来到滑石板后,他们生疮并伴随多种疾病。而居住地附近没有医院,镇上的医院离居住地,光走路就要两个多小时。更多的村民是病后无钱医治。

  “过去后,我们全家大小都生病,儿子落下的病根,至今没痊愈。”5月8日中午,在大山包的老屋里,张开发告诉《南风窗》记者,当年他带着他家两个姑娘先撤了回来,老婆和儿子则晚他3个月才回。分两次返回大山包,主要是“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路费”。

  当时,张开发怀揣着仅有的600块钱和两个女儿回到大山包时,身上仅剩8块钱。买了两包烟和两把面条后,张就身无分文了。到家时,父母挤出一点土豆和荞子给他们充饥。张开发体会到了日子的艰难和人情的冷暖,回到老家后,他的孩子都没钱上学,孩子每天就上山采药材,一天收入两三块钱。他主要到村里帮人建房、煳泥巴,每天就挣10块钱。

  张开发的遭遇算是比较好了,至少他在大山包的破房子还在。一些当初迁走的村民,房子或卖或拆,回来后,根本没地住。和张开发同村的刘阳会,从滑石板回来后就属这种情况,他的老婆、小孩只好蜗居在一个已搬迁的小学校舍里居住,这一呆就是两年多。刘阳会只好到昆明一些工地打工挣钱,凑了一些钱才回家给妻儿搭了个棚。

  迟学虎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迁徙前把房子卖给别人,尔后反悔回来退钱。但人家死活不肯让出房子,他强行入住了一年,但每天都和那家人吵架。吵了一年多,人家还是不肯退房,迟只好带着妻儿重返滑石板。

  在滑石板,村民的日子并不好过。除了要适应气候、水土等因素外,还要学会新的耕作技术,因为大山包地处高寒地区,居住在那儿,他们只学会种植马铃薯和荞麦。至于玉米、甘蔗、芭蕉等不适宜在大山包种植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他们来到滑石板后也不会耕种。搬迁初期,政府给村民每月每人发40元的生活补贴,但半年后,就没再发了。“当时感觉就是把我们弄到原始森林后,就不管了。”孔令华说,直到2007年,困难的村民才有资格在江城获得低保。

  那些困难的时期,不少村民无奈外出打工,留守在村里的村民也到江城土著居民家中为他们打工,比如挖地、收苞谷、砍甘蔗,有时一天就为了挣到5斤大米。

  经过几年的劳作,滑石板的村民才摸清了所在区域适合种植的经济作物、农作物,生活开始有所改善。但2011年10月18日,大象来了,一切的生产、生活秩序重新被颠覆,“农民不敢去种地,土地抛荒后,十多年前初来时的困境或将重演。”费兴旺说,年轻的,还可出去打工,年老的呢?

  是否要再次为国家级保护动物腾出空间,而继续迁徙?如果是,能迁到哪儿?大山包的故乡已回不去了,他们在那边的户口已被注销,而其迁徙后腾出的土地,要么留给黑颈鹤活动,要么发包到当地新增的村民手中。当然,也没人愿意重回过去,因为他们清楚:新的迁徙,也不过是让13年前那场生离死别的悲惨命运再一次轮回、重演。但留下的空间,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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