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京地铁乞讨：小孩花钱“租” 月入七八千

北京地下深处，蛛网般的地铁线遍布全城。这个移动的社会有乘客、警察，还有换着方式讨钱的乞讨者。地铁为他们行乞提供了温和的温度、密闭的车厢，以及大量拥有怜悯心的乘客。乞丐从何而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坊间流传

北京地下深处，蛛网般的地铁线遍布全城。这个移动的社会有乘客、警察，还有换着方式讨钱的乞讨者。

地铁为他们行乞提供了温和的温度、密闭的车厢，以及大量拥有怜悯心的乘客。

乞丐从何而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坊间流传的“丐帮”和月收入过万是否属实？一个月以来，新京报记者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

假残疾

孙警官向他喊：“不要再装了！”起初乞讨者仍在地上爬行，很快，在乘客哄笑声中，他低着头站了起来

6月24日，晚8点，雨。王涌泉（化名）用塑料布裹着双腿，把坐垫包在屁股上。他决定，用双手在地铁二号线复兴门站爬上车。

二十多位乘客散坐在车厢里，有人低头打瞌睡，有人玩手机，一些人看着车窗外电子广告墙发呆。

王涌泉双手一支，从车门外跃进了车厢。地铁广播飘来“请大家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的提示，王涌泉似笑非笑。

他打开身上巴掌大的小音箱，放起了歌曲《离家的孩子》，喇叭夹着“刺啦”的杂音。

王向对身边的乘客说“我是个残疾人，我需要帮助”。接着，他又借助双臂支撑身体，滑向一位女人身旁。一张纸钞递了下来。

晚10点，列车进入积水潭站，此时王涌泉已坐了多个来回，走遍了数十节车厢。

这期间，他曾获得一些中年女乘客的怜悯，他向她们展示了金属壳和塑料布里包裹着的“残腿”。

“男人在女人面前最大方。我向情侣们作揖，主要是做给女人看。”

三个小时的乞讨为王涌泉带来一堆碎票。“一块、十块、五十、一百”，总共200多元。他笑了：“虽然下雨，但收成不错。”

离开地铁时，王涌泉打开书包，掏出另一只运动鞋套在被包裹的脚上，然后将臀部的坐垫解开，放入书包，再将卷起的裤管放下。他不用扶墙，走路轻快。

“这是我养活自己的唯一办法”。

6月25日凌晨，40多岁的安徽人王涌泉酒后窝在沙发里，称脚有残疾不假，但如果不在地上挪着屁股乞讨，谁会给钱？

夸大残疾程度或假装残疾乞讨，在北京地铁并不罕见。

7月16日，地铁五号线天坛东门站警务室孙姓辅警称，去年4月，他在列车上执勤时，一约50岁的男人在地上爬着行乞，“一只腿包裹着塑料布，显得很可怜。”

“我仔细一看就发现了破绽”，他另一条“受伤的腿”仍可用力。孙警官向他喊：“不要再装了！”起初乞讨者仍在地上爬行，很快，在乘客哄笑声中，他低着头站了起来。

20岁的金大大（化名）先天失明，他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地铁里乞讨近十年。

金大大认为，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抱小孩的还是面目留疤的，都是“假乞丐”。

他称，遇到伤残的乞讨者，他总会想想自己的遭遇，默不作声；而装瞎装残的，他则无法忍受，凭灵敏听觉，他会循声冲过去，砰地将拳头砸过去。

租孩子

“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

6月27日下午，地铁10号线，30多岁的舒馨（化名）一手牵着4岁的女儿，一手拿着话筒唱歌。时不时她会停下来，蹲下身为女儿喂水。

“丈夫与我离婚了，我带着女儿无家可归”。来自甘肃农村的舒馨和女儿下地铁已俩月，比去饭店当服务员轻松，赚得差不多。

但7月16日，据媒体报道，舒馨被市民发现每日带不同小孩乞讨，可能有多个孩子。

7月17日晚，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发布微博回应“发现此女请报警，已部署核查”。

孩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目前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

舒馨这类“抱小孩的”，是王涌泉等人的“眼中钉”。多年来盘踞在北京地铁的乞丐们一直致力赶走这些外来者。

2010年，金大大发现，一些抱孩子的女人涌进北京地铁向乘客要钱。

“好几百人规模，几乎地铁每列都有”，王涌泉回忆。

当年3月，民政部在沪部署世博会期间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许多常年在上海的乞讨者纷纷转战北京。

7月16日，地铁辅警孙先生称，警方发现地铁里抱孩子的女人以甘肃籍为主，“一条线往往密集出现，多达十多个”，“一次执法中，我一天抓了七八个抱孩子的”。

多位民警称，抱孩子的“多半是抱自己的孩子，检查时发现有出生证明，验血也未发现非亲生”，“尚未发现存在拐卖等情况”。

“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舒馨对新京报记者说，“从穷地方800元到1000元每月租个孩子，等孩子上学时再送回去。”

北京地铁民警贾俊平称，据他了解，不排除一些抱孩子的乞讨者之间相互换孩子。

6月25日凌晨，古城地铁站附近一烧烤摊旁，王涌泉咕咚一口啤酒下肚，得意地告诉记者，“知道现在地铁里为啥看不到抱小孩的？是我们赶跑的。”

金大大、王涌泉等资深地铁乞讨者当年曾发动针对“抱小孩的”的“自卫反击”。

王涌泉称，数十位乞讨者曾在一家饭店搞了专门聚会，商讨如何赶跑“抱小孩的”，“决议认为，见到就赶走”。

在地铁中遇到“抱小孩的”，金大大会凑过去警告对方：“滚！谁让你们到北京地铁的啊，这里不欢迎你！”

多位乞讨者对新京报记者说，“抱小孩的”往往并未因资深乞讨者的威胁离开，而是避开人流量较多的线路，去相对偏远的地铁线路行乞。

“高”收入

“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王涌泉说，“我正在琢磨要不要招几个徒弟”

6月24日凌晨，王涌泉租住在古城地铁站附近一10多平米的一居室里，摆着一台微型电视，一张沙发，桌上还摆着一部手机。

“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他说，“我正在琢磨要不要招几个徒弟。”

北京地铁多位民警称，乞讨者分布在地铁各条沿线，部分乞讨者将讨饭当职业，收入数千元。

据记者调查，乞讨者们的月收入有的达七八千，有的只一两千，取决于勤奋、技艺与运气。

但乞讨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一位乞讨者称，警察经常打击乞讨行为。

他说，站台上的警察并不可怕，乞讨者都知道车一进站就要立即停止乞讨。可怕的是车厢里的便衣，人太多很难看见，等发现时已被抓了。“会被罚款，治安拘留。”

金大大也曾遭遇警察的调查。

去年夏天一个傍晚，警察们突然冲进他家，拿着照相机和录像机，把屋里拍了个遍。

“说要摸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看是否确实暴富。”

一些脾气暴躁的乘客也令乞讨者们感到难受。

一张姓乞讨者在一次乞讨中丢掉了两颗门牙。

“我看到一对情侣，就去女的那要钱”，女孩的男友认为她被调戏，啥也没说，迎面一脚就踢在张的脸上，脸花了，牙也掉了。

北京地铁一位工作人员说，确实发生过乞讨者被打的情况，大多是乘客认为受到了骚扰。

乞讨者们还面临内部风险。

乞讨者尤其是资深者都有各自地盘。1、2、5号线及八通线是“富矿”，新人不得靠近。

王涌泉称，相熟的资深乞讨者们在沿线地铁站乞讨时会相互协商，能否共享各自的地盘，比如，“你可以在我的地盘乞讨，我也可以在你的地盘乞讨”。

地盘所有者会制定规则，“该从什么地方上车，从什么地方下车，如何乞讨等。”

金大大说，如果乞讨者与地盘拥有者在同一列车碰头，乞讨者应立即停止乞讨，等车停后下车，因为这截了主人的车，“不礼貌”。

多名乞讨者称，刚入行的人四处乱窜，“挡人家财路，当然要挨揍”，吃过几次亏后就得规规矩矩。

一些入行较晚没有地盘的乞讨者，多选择在昌平、亦庄等地铁沿线乞讨。

无奈

执法中，仍不时看到老面孔，王晖试图劝乞讨者做别的，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乞讨者对记者强调，他们在维持北京地铁的秩序，秉持着“丐亦有道”的理念。

但在外人看来，金大大等人创造的秩序只有混乱。

大四女生小曹回忆：“一个十四五岁小男孩，问我要钱我摇头，他突然把手伸进了我的裙子里。”小曹吓坏了，回寝室和同学诉说，被同学告知有个王姓女生曾因不给乞丐钱，遭乞丐扯头厮打。

国企员工张先生说，一次地铁上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往地上一跪，就开始要钱。“不理他吧，他一个劲儿地扒拉你，最后看我没有给钱的意思，就用藏在手里的针扎了我的腿一下。”

刘锋力是65岁的老人，曾试图劝说一位同样苍老的乞讨者干点正事，结果被对方一拐打在额头上，“他对我吼，让你管闲事。”

24岁的北京地铁民警王晖（化名）的职责是维持地铁治安。

他劝阻一些乞讨者离开地铁去警务室时，一些乘客会对他投白眼，甚至当着他的面给乞讨者一元、五元钱。

此时，王晖会觉得自己没同情心，像是在做错事，“心里会难受好一会儿。”

尽管地铁乞讨影响公共秩序，但残疾人有保护政策，一般情况下不能抓。

王晖说，他会带乞讨者到警务室“写检讨”。如果下次再见到，就罚款。

不过罚款也未阻止靠地铁吃饭的乞讨者们。执法中，仍不时看到老面孔，王晖试图劝乞讨者做别的，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人曾建议阻止乞丐进入地铁，但这在地铁公司看来没有可操作性。“乞丐是买票进站，我们不能阻止”，苹果园地铁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6月28日，石景山区救助管理站站长称，乞讨者属于救助对象，但他们不愿意在救助站消磨时光。10年间，收容站救助的7000多人中，职业乞讨者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救助就是遣返，送回家，没人愿意去”，金大大称。

6月27日晚，金大大的妈妈，50多岁的杨东菊盛满一海碗饺子，端在小院木板上。金大大循着香味，摸索着走了过去。

“不要饭还能干啥？”杨东菊说，金大大无劳动能力，目前老家的民政部门每月为他发放低保金不足百元。

据金大大家乡河南商丘的数据显示，2013年1月，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由87元提高到100元。

伤残还未必都有低保。去年，当地一位民政局官员称，当地低保是以家庭困难程度，而非是否有残疾人为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