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中国能否实现5.5％的预期增长目标？多数专家和机构的判断比较乐观，甚至有人认为可以达到5.5％～6.0％的增长。显然，在他们的判断中暗含了一个假设，即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经济活动回归正常。也有谨慎的判断认为经济增速在4.5％～5％，同样未考虑疫情可能会有反复，因其造成的影响不可测。他们认为，根据潜在增长水平，下半年要达到8％以上的增速难度很大。从上半年数据看，5.5％的目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消费是否强劲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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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2.4％，相关数据表明，最终消费相当乏力，资本形成相对走软，净出口则表现抢眼。上半年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资本形成）均贡献了0.8个百分点，而净出口贡献了0.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由于新冠疫情在中国经济强省等地区出现反复，中国GDP增速下跌至0.4％，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拉动分别为-0.9、0.3和1.1个百分点。可见，二季度主要是因为消费深度下滑，导致GDP增速较一季度的4.8％出现大幅下滑。

不妨从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数据，看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关系的一般状况，进而反观中国现阶段消费深跌的严峻程度。2019年，消费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6％，资本形成为28.9％，净出口为12.6％，分别拉动增长3.5、1.7和0.7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60％左右是常态。然而，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仅为30％，二季度更是为负值。所以，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主要就是要看消费的贡献能否回归正常。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和价格。联系到当下，收入增长，可能主要是政府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下半年要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可能性较小。转移性收入增长，除了正常的增长，如增加养老金，就是部分专家呼吁的普遍地发钱，或给低收入人群发钱。不过，这个办法现在看也有问题：首先，现时财政收支矛盾的压力比较大，钱从哪来是一个问题；其次，在预期转弱的情况下，发的钱转化为消费的比例会降低，因为低收入群体或会将部分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尽管如此，在疫情严重冲击下，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措施，或仍是一个政策选项，由此也可拉动部分消费。

发放消费券，兼有收入和价格的双重作用。从一些城市推行的结果看，成效比较明显。用于抵扣（打折）的消费券对于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作用是显著的。政府一方面可以协调部分行业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商业企业增发抵扣消费券，以拉动消费；也可以根据自身财力和实际需要，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视同现金的抵用消费券，这规避了发放的现金或会转化为存款、不能直接拉动消费的问题。

在当前疫情反复冲击的非常态下，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因此，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力促消费回升，使之回归常态的关键性举措。首先，在“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下，科学精准地做好疫情防控，在操作中是有尺度把握的，应当考虑接触型生活服务业的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消费场景的现实需要。其次，充分分析和把握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痛点”和“堵点”，尽最大可能消除它们，以利于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实现。

目前，生活服务业的小微企业普遍遇到经营困难，使它们难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此，要采取进一步的解困措施。另外，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疫情防控不力的部门和相关人员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处理，这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对疫情防控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检查处理，以保证精准防控的各项措施得以有效落地。必须看到，新冠病毒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进一步研制更加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就显得十分迫切。唯有它们的普遍推广和应用，才能最终使经济和民生回归正常。

长期以来，在中国总需求三项支出中，消费一直处于弱势。这里有比较复杂的原因，例如，与资本收入相比，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偏低。这些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矛盾。两年多来疫情的冲击，使消费更是大受影响。在考虑综合施策时，我们要尽可能将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常态化因素和非常态化因素放在一个框架中，以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总原则，使居民最终消费尽快得以正常化，并能够稳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