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孩子是罪过”？生育率“破1”后韩国有人慌了

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生育率偏低，但由此将其低生育率归咎于“文化传统”，这显然不能服众。

9月2日，被提名出任要职的韩国著名女经济学家赵成旭，在韩国国会听证会被某议员当众斥责“不生孩子就是罪过”，一时间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

被骂得一头雾水

赵成旭今年55岁，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韩国女性，在韩国经济学界素有名望。她目前是韩国首尔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刚刚被提名接任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要职，正在韩国国会接受提名听证程序。

可就在听证会上，她被韩国传统保守右翼政党——自由韩国党议员郑甲润当堂斥责“不生孩子、未对这个国家尽到责任”。

事实上，这位女“学霸”至今未婚，自然谈不上生儿育女，郑甲润的这番“大哉之言”对她而言，也显然有些不知所云。

但至少郑甲润本人是“知所云”的：他的自由韩国党在由大国家党、新世界党、新国家党更为现在名称（该党自2012年以来多次改名）之前，党内许多政要就每每公开发表“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和传统角色，这样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之类“名言警句”，并一再引发争议。

都是出生率惹的祸

有分析家认为，这一切都是出生率惹的祸。

韩国统计部门日前发表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生育率自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跌破1，到了0.98，创下世界较大国家和地区（人口1000万以上）生育率的最低纪录。

这里的生育率，正式名称为“总和生育率”（TFR），指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通常而言，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只有不低于2.1，才能达到所谓“世代更替水平”。达到该水平，国家的财政税收才不至于因人口下降而递减，其社会福利体系也不至于因纳税和缴纳福利金数量减少而崩溃。

目前全球TFR值为不到2.5，由较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的TFR平均值则为1.68。在韩国公布“破1”数据前，TFR公布数值最低的是新加坡（0.84）。如今韩国则成了“接棒者”。

想当年，韩国TFR值高达4.54，以至于引发公众和政府对“人口爆炸”担忧，也不过是1971年的事，难怪郑甲润等人如此紧张以至于当众失态。

韩国《国民日报》指出，2018年全韩国30岁上下女性同比减少5%，新生儿（32.69万）同比减少8.6%，死亡人数（29.89万）同比增加4.7%。

一方面是寿命不断延长，另一方面是新生儿人数不断下降，尽管2018年韩国净增加人口仍有2.8万（增幅同比降低61.3%），但老龄化程度却在加速恶化。

“政策引导”就行了吗？

郑甲润们希望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加鞭策”，把韩国女性赶回家庭，赶回“生儿育女的火热前线”。这番想法在全球饱受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影响的国度不乏知音。

问题在于，“政策引导”就行了吗？

2018年版CIA《世界概况》显示，TFR值最高的10个国家全部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尼日尔（6.35）和安哥拉（6.09）在6以上；TFR值较低的国家则普遍经济发达，如美国为1.8左右，德国1.5，日本1.4……经济文化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已成普遍规律。

有分析家根据数据指出，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生育率偏低，并由此将这些国家的低生育率归咎于“文化传统”，这显然不能服众——儒家文化以“忠孝”为核心，以“宗庙”为纽带，传统上最重生育和继嗣，历史上一直是高生育率地区。

具体到韩国、日本，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都还为生育率过高发愁，而由“生育率过高”到“生育率过低”的转折，则发生在区区不到50年间。

这不到50年恰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腾飞、社会进化加速的时段。由此可见，东亚低生育率的现状和全球其他地区，遵循同样的演变规律。

国外多名知名人口学者指出，儿童死亡率降低、避孕工具更普及、更多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和投身工作，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三大根本原因。“生不起”“福利不够”等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重要性顺位”却低得多。

郑甲润们一味高谈阔论“回归传统”是缘木求鱼，有些“好心人”出的主意恐怕也是隔靴搔痒。

那么，拿低生育率就没辙了？并不是。

按照人口学者分析，发达国家还可通过吸引第三世界移民来抵消低生育率的影响，但从长远看，人类恐怕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社会发展结构、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不可逆”的低生育率和高龄化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