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菲佣：每天5点半就起床 感叹大陆土豪太阔绰

Marry Car Traifclgar Lieses，48岁，她30岁的时侯从菲律宾到香港做家佣，然后每次一签两年约，约满了便回国探望家人一个月，所以这十七年来她只是回国七次。对比一般香港菲佣来说，她算是年龄比较高才来香港的。

    Marry Car Traifclgar Lieses，48岁，她30岁的时侯从菲律宾到香港做家佣，然后每次一签两年约，约满了便回国探望家人一个月，所以这十七年来她只是回国七次。对比一般香港菲佣来说，她算是年龄比较高才来香港的。她家中有3个儿子，都在读大学，家庭全靠Mary在香港挣的钱来养活。

大陆的诱惑

    笔者在澳门对菲佣交易进行暗访时，和安娜有过半天的接触。当时安娜逃到深圳去了新雇主家后，新雇主通过倒卖签证的魏国，将她和其他菲佣一起，带到澳门来办理签证。

    安娜逃跑时的借口是，她在中国待了多年的朋友，能办到更便宜的签证。这样就可以为主人卢云霞节省一些开销。眼看安娜半年的签证即将到期，女主人卢云霞不希望这个菲佣“黑”在自己家。卢云霞给安娜一个合法的身份，是对她的最大尊重。

    4月的一个晚上，在中介的安排下，卢云霞与丈夫面试了安娜，他们是若干面试雇主中的最后一拨。

    在中国大陆，菲佣像隐形人一样生活着，事实上，围绕她们已形成可观的供求市场。一位在北京从事菲佣中介(他们大多都有家政公司的幌子)的人士说，他根据行业内的一些信息估算了一下，在北京打工的菲佣，应该超过了10万。

   大约2005年前后，一些高收入外籍人士来华工作的时候，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菲佣也带了进来，渐渐地，大陆的富裕阶层也对菲佣的高标准的服务有所耳闻，一个地下市场开始发育，并始终与官方的监管进行着猫鼠游戏，甚至存在着某种默契。

    那次面试快结束的时候，借着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如厕的机会，安娜拉住了卢云霞的手，急切地表达了马上被雇佣的意愿，并发誓自己的工作会让主人非常满意。

    原本，双方是可以第二天再做决定的，男主人对安娜的资料比较满意，交了合计5万多元的所谓签证费、中介费，当晚就把安娜带回了家。

    安娜今年32岁了，又矮又胖，其貌不扬，但资历确实很适合这个中国雇主。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安娜就开始在新加坡做佣人。她聪明伶俐，很会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加上出国前和到新加坡后都接受了比较专业的培训，她成为了非常出色的菲佣，很受雇主欢迎。在台湾工作3年的经历，让安娜学会了中国话，并烧得一手好中国菜，这为她赢得了在大陆就业的充裕资本。人还没到，很多看了简历的雇主就在家政人员那里展开对安娜的争抢。家政公司借机加价，将她的中介费瞬间提高了50%以上。

   安娜听说，中国大陆的工资比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高，为了赚更多的钱，明知道不合法，她还是毅然和小姨等人一起来到中国大陆。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蛇头”和中介公司的人为了省钱，让她们坐上了陈旧狭小的一班夜航飞机，机上不提供免费食物和饮水，身无分文的她们一路忍饥挨饿到了澳门，随后转道深圳，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北京。安娜说，一路上她就喝了一瓶水，吃了两个包子，熬过了有些凄楚的旅程，不过，她心中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据安娜事后回忆，见到卢云霞一家人之后，她立即动了心，觉得这对年轻夫妇举止文雅，有教养，而且家庭状况很简单—只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这让安娜很动心。

5个月的“蜜月”

    在北京的生活开始了，男女主人对佣人彬彬有理，家里的食物和用具，全权由安娜负责，她工作得特别开心。

    按照多年的工作习惯，她每天5点半就起了床，将一二楼的房间和庭院全部打扫干净，在8点之前做好早餐摆放在餐桌上，然后去照料3岁的小主人穿衣服、洗漱、吃饭。可爱的小主人无形中缓解了安娜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她照顾得格外细心，孩子也特别喜欢她。

    8点半，小主人准备去幼儿园，安娜为她穿上准备好的衣服和鞋子，书包里早已放好装满温水的水壶，干纸巾和湿纸巾也各放了一包。在男女主人出门前，鞋子早已擦亮，安静地摆放在门口，她还能根据女主人当天要穿的衣服，将相应的鞋子和丝巾也搭配好，女主人总会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拥抱。

    将孩子送走后，安娜继续自己的清洁工作。她把别墅擦拭得窗明几净，沙发和地毯(包括柜子下面)每个星期都要清理一遍，衣柜也要定期整理。下午的空闲时间，除了打扫花园，便是熨烫衣服。这是安娜的一天，也是接受过标准化服务培训的中国菲佣的一天。

    按照安娜透露的线索，笔者在北京找到了卢云霞。安娜曾经的主人住在北四环的一个高档社区里，房子是独栋别墅，面积很大，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很有生活品味，几乎把每个角落都布置得别有情趣。房间内整洁温馨，花园里鲜花盛开。

    在卢云霞看来，安娜是见过世面的人，在面对女主人那些昂贵衣服的时候，什么品牌、什么材质的衣服怎么洗烫，她都非常清楚，处理得体，这让最初有些嫌弃其容貌的女主人越来越喜欢她。像多数菲佣一样，安娜时刻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家务方面从未让卢云霞操过一点儿心，主人偶尔指出的差错，她会立即纠正，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安娜的尽职与专业并非特例，总体而言，菲佣确实是高素质、高标准的保姆群体，甚至可以说，菲佣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保姆，代表着行业的标杆。

    深圳一家菲佣中介的王先生说：主人交待过的事情，菲佣绝对不会忘记；规定的工作范畴，她们也会严格遵守，绝对不会像有些中国阿姨一样，规定干的活，今天高兴就干，明天不高兴了就不干，菲佣会始终如一。因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素质相对较高，责任感很强，喜怒皆能做到含而不露。

    她们安静、随和、谦恭，出国前大多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培训，大到能以接近医护人员的水准护理孩子和老人，小到熟练掌握各种材质的衣服的洗烫，更职业一些的菲佣，会根据女主人当天所穿衣服的颜色，搭配好相应的鞋子和丝巾。最重要的是，她们兢兢业业地恪守职业规范，服从是她们的天职。

    女主人对工作出色的安娜超乎寻常地善待，刚替换下的手机，会送给她使用，还会把自己的许多衣服慷慨地送给她。安娜又矮又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卢云霞便给她买新装，从头买到脚。每次出差回来，更不忘给她买个礼物。

    “中国的雇主很多时候喜欢把保姆当成自己的家人，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和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我其实不过是在工作而已，在哪里都是这样工作的。”安娜曾这样对我说。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从未对主人一家投入任何感情的安娜，在北京的天气突然变冷的日子里，开始变得焦躁，在热带国家长大的她，对北京未知的冬天充满了恐惧。9月初一个微雨的早晨，对中国北方人来讲很舒适的天气，不冷不热，安娜已经开始浑身发抖了。几天后，当她的手上因为干裂出现了第一道血口子时，她烦躁不安地给她在深圳的朋友打了电话。

    在外工作的菲佣很抱团，情感上相互取暖，她们没事就会打一通电话，彼此说说雇主及家庭的情况，有了烦恼更是一吐为快。她们可以省吃俭用，但在电话费上从不吝惜，这份“感情投资”甚至会占到薪水的五分之一。按她们的话讲，这是保证她们不疯掉的唯一的情绪出口。很多菲佣，为了多挣点加班费，全年都不休息，其压力可想而知，而雇主为了避免她们出去惹麻烦，也愿意多出几百块钱、息事宁人。

    安娜本来是为了倾诉的一个电话，却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朋友茱莉已经在深圳的雇主家待了5年，作为一个精明的“中国通”，她坚定地告诉安娜，北京的气候不适合她，冬天特别冷，会下很厚的雪。来中国不久的安娜当时还不知道，茱莉极力鼓动自己去深圳找个雇主，是有利益驱使的。菲佣资源短缺，有赚取暴利的空间，黑中介之间进行着不正当竞争，他们鼓励自己的菲佣，拉一个人回来给1000-2000元的提成。茱莉通过自己所属的公司，在深圳给安娜又找了个雇主，同意工资多给200元，每月5200元。

    安娜虽然留恋北京的工作，但还是禁不住茱莉的鼓动，她要想办法把护照搞到手。聪明的她，在主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尽心尽力。

    半个月后，半年的签证快到期了，卢云霞张罗着联系倒卖签证的人，以便花高价为安娜“买”回后半年的签证—在大陆，为非法务工的外国人提供相关“服务”的地下产业链早已形成。

    安娜终于等来了机会，她对卢云霞说，她的朋友可以帮忙办签证，也是出关去澳门，但可以省一半的钱，半年的签证一万多元就能搞定。

    安娜并未在工作中表现出任何异常，卢云霞从未想过这个温顺的菲佣会不辞而别，于是毫无戒备地把护照交给了对方。

回不去的中国

    中介公司的人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载着笔者和十几个前来办签证的菲佣，七扭八拐地来到了澳门很偏僻的一条无名小巷里。这里路边都是廉价破旧的出租房，一个席子就是一个地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中介公司的人，将签证快到期的菲佣，从蛇口海关带出境，在这里住星期，等新的签证办好了，再重新入境回到内地各个城市的雇主家去。

    据出租屋的老板介绍，从去年初开始，生意就不怎么好了，因为签证越来越难办了，很多原来做倒卖签证生意的人，都不干了，加上鉴证费越来越高，很多菲佣雇主都不愿意折腾了，不办签证，菲佣的工资因此提高了很多，而雇主也乐意用钱买个平安顺利。所以来这里住的菲佣也就寥寥无几了。早些年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几乎供不应求。

    在澳门中心街湿热的街头，安娜惊诧地获知，自己被中国大陆拒签了，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同行的人都过关了，自己却这么“倒霉”。原来，受到欺骗的卢云霞愤怒至极，通过相关部门朋友的帮助，“封杀”了安娜在大陆重获签证的可能。

   安娜强忍着泪，从签证贩子魏国手里接过被拒签的护照，她用力甩甩手，发泄着对主人的怨恨，但她的怨恨无论多强烈，都显得苍白无力。

    她坐在地上，憋着不哭，黝黑的面孔涨成了紫色。其他十几个一起来澳门的菲佣都顺利办好了签证，她们试图过来安慰一下，安娜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过关吧，我想静静。

    魏国随口骂道：“让你不安分，让你跑！现在他妈的被列入黑名单了，必须滚回菲律宾去了吧？给自己惹麻烦也给老子惹麻烦。”然后他又转头看着我说，“她的雇主对她很好，结果她为了多拿两百块钱就从雇主家跑了，菲佣特别无情，相信她们，就是相信猪能上树。”

    矮小、清瘦的魏国有强势的一面，他通过非法途径为菲佣办理签证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人，因此说话时喜欢嗓门高八度，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频繁地眨动眼睛，一副精明的样子。早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农民偷渡到香港打工，后来居然得以入籍香港。有了香港身份的他摇身一变，不但回深圳娶了个三陪小姐做老婆，还大摇大摆地做起了倒卖签证的生意，仅两年时间，就在深圳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也是他时不时拿出来显摆的资本。

   外界疯传魏国的“关系”极广。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全国各地的家政公司开展“合作”，总是能将大批的菲佣带到澳门，让她们在澳门小街上的出租屋里，打地铺住星期，然后顺利地办好商务签证，再带进大陆。同时他还负责给非法来中国居住或做生意的非洲黑人办理签证，因此若谁惹他不高兴了，他不但会暴跳如雷，还会威胁说：“我找几个黑人弄死你、或奸了你！”狐假虎威这招，他做得极其到位，因此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也很惧怕他。

   通常，魏国一个签证对外收费8500元(另一个张姓的办签证的男子告诉笔者，现在办一个半年期的商务签证，至少要16000元了，不包括家政公司的加价)，至于家政公司如何加价，向雇主怎么收费，他就不管了。在倒卖签证的“生意人”里，据说魏国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澳门街头那家麦当劳餐厅里 (菲佣和中介公司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把护照交给魏国)，他总是大声地吆喝：“收签证了！”一边喊一边骂骂咧咧，否则似乎不足以表明他的能量。

    魏国也不讳言，这钱也不是全部进了他的腰包，要分给那些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那些警察黑着呢。”在笔者发稿前，魏国突然失去了联系，知情人说他被人举报，跑回了香港。

    在麦当劳门口，比安娜还小一岁的小姨阿雅跑过来，抱着安娜大哭起来。这一对亲戚一起从菲律宾千辛万苦地来到中国，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依靠，现在安娜被拒绝入关，想到自己一个人在中国的孤单，阿雅似乎比安娜还要伤心。

    “别哭了，赶紧过关。”当魏国像赶鸭子一样，将十多个菲佣赶向关口，安娜的惶恐这时爆发了，矮小的她甩掉脚上的拖鞋，像一只羚羊一样，迅速地窜过去，抓住了魏国的胳膊：“求你了，我家里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别让我回去，我刚出来半年还没挣到什么钱。”

    她终于失声痛哭起来。魏国厌恶地甩开她的手：“神经病，他妈的前几天你的夫人还求你回去，你就是不回，活该，你要回她家吗？”安娜突然静下来，冷冷地说：“不回！”

    “你就是狗。”魏国骂了一句转身就走。

    二十多天以前，安娜在深圳投靠了新雇主，月薪比在北京高出200元。不过，因为她要去澳门办理新签证，新雇主告诉她，等回来之后再发工钱。被拒关外，意味着安娜连那二十多天的工钱也没拿到，现在她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返回菲律宾。32岁的她原本打算在中国至少再干5年，现在一切都泡了汤，在电话里，家中那个全职做家务的丈夫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安娜从包里拿出了一本手掌大的相册，里面有她男女主人的结婚照，她看了一下，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隐隐地，她能感觉到，暗中有一只手阻挡了自己继续在中国大陆谋生，嘴上说着“我恨她们”，但懊丧的眼神表明，她心底更恨的是自己，为什么轻易就听信了“朋友”的蛊惑。

离不开的菲佣

    尽管离安娜逃走已经两个多月了，但卢云霞提起此事，仍伤心不已。因为房子很大，孩子很小，需要操持的家务特别多。没有父母帮忙，她非常需要一个得力的佣人。卢云霞家里也用过本土保姆，但她把那些的日子看作噩梦—中国保姆懒散、邋遢、无知，稍微不满，她还没说什么，她们就开始撒泼打滚闹辞职了。工作没做好，少给一分钱，她们就在小区门口大哭、大骂，为了怕在邻居面前丢脸，她总是选择妥协，直到最后从心底惧怕她们，保姆也似乎每个人都敢顶撞她，和她吵架。

    这样的日子，除了痛苦便是焦躁，她一直使用这样的评价语汇。有的保姆进门后连基本家用电器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专业的洗烫等工作了，而安娜带来的，是作为菲佣的标准化服务，让主人备感舒服。

    在失去这个安娜的日子里，女儿终日愁眉不展，甚至哭着到处找安娜阿姨。安娜的“冷酷”离去，也让卢云霞心痛得一个星期没睡好。

   卢云霞曾费了很大力气，通过社会关系找到直接的中介人，极力劝说安娜回来，并表示可以追加工资。但是，安娜表现出了极度的决绝，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

    “菲佣是很无情的，她们把这就当一份工作，在雇主家，她们绝对听话、温和，一旦离开，不管雇主对她们多好，绝不留恋。”做了十几年菲佣家政的朱先生不满地表示：“菲佣如果有真话和真情，石头都化了。”

    朱先生的评判体现了文化差异，与笔者交流时，身为菲佣的吉娜觉得，“不近人情”再正常不过：“我们和雇主就是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关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阶级矛盾。我们付出了劳动，换取了她们的钱，感情为什么还要给她们？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整天对你指手画脚的雇主。哪怕她是温和的，但实际上也是盛气凌人的、高高在上的。”

    无论如何，她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为她们赢得了掌声和美誉，同时也赢得了中国雇主发自内心的爱。一旦失去，雇主们难免无所适从。

    在深圳生活的菲佣雇主王先生告诉笔者：家里房子大，且有两个孩子，以前她们家雇了3个中国阿姨，一个做饭、一个打扫卫生、一个看孩子。即使这样，家务还是搞得一团糟，交代的事务，有时要反复提醒，吃饭的时候，阿姨们也不分主次。此外，阿姨的脾气还不小，批评不得，一不高兴抬腿就走，这导致家里三天两头换阿姨。按他的说法，雇主每天都得给她们陪着笑脸。后来他找了菲佣，一个菲佣干3个人的活，居然还井井有条，最主要的是，感觉自己真像个主人了，出门回来有人打招呼、倒水，走的时候有人送，对主人习性了解之后，菲佣还会帮着准备出差的行李，“这些都不用说，人家就干了，不满意说几句，立即就改，绝不顶嘴，哪像中国阿姨，遇到泼妇型的，敢和主人对着吵。”王先生甚至表示，用过菲佣之后，中国阿姨白给用他都不用。

    北京的赵女士也有同感，她家换过十几个中国保姆，都不满意，万般无奈之下终于找了个菲佣。“中国阿姨大多来自农村，没什么文化，因此个性也很偏执。她们不懂得尊重人，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说句不好听的，中国阿姨带孩子，孩子会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恶习。”她大发感慨，“用菲佣，你会觉得自己有了帮手，甚至有了管家。可以放心地把家交给她，她们比很多女主人都会打理家。菲佣大多受过至少中专以上的教育，她们有素养，懂英语，对教育孩子也是个很好的帮助。她们有服务意识，从不和雇主一起吃饭。分内的工作，你不用刻意去交代，每天该做的工作无论做到多晚、都会完成，不需要你监督。”

    在中国大陆，家政公司大多缺乏规范化管理。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保姆，家政公司就可以随便推介给雇主，赚取中介费之后万事大吉，任由雇主和阿姨费劲地磨合，一旦保姆很快辞职，家政公司乐得为她们再找一个新雇主，又是一笔中介费。难怪中国的雇主们普遍抱怨，他们买不到满意的服务，倒觉得自己的家成了培训机构。而且，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保姆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也使保姆们如同不愁嫁的皇帝女儿，自然不思进取。

    菲佣确实体现着“训练有素”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大陆市场，经过比较而越发彰显。菲佣们出国前都经过精挑细选，受过至少3个月的专业培训。她们喜欢学习和接受新事物，初来中国的菲佣，得到一本英语版的中国菜谱后，很快就能将中国菜做得有滋有味。对于那些如卢云霞一样见识过菲佣的高素质服务的人们而言，被迫重新适应本土保姆注定是痛苦的。

    不过，地下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无序，假如继续选择菲佣，雇主们要承担的风险、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只能认了”

  按目前的市场行情，一个菲佣的中介费在人民币18000至20000元之间。雇主通过家政公司提供的资料(有时还要网络视频面试)，觉得满意了，立即付给家政公司10000元左右的定金；等到菲佣到岗，雇主不仅要把全部中介费付清，还要支付商务或旅游签证的签证费，其中半年期的费用为人民币 18000至24000元，一年期的签证费需要28000元。同时，雇主要一次付清菲佣6至8个月的工资(一般月工资在5000至6000元之间)。

   在不透明的市场里，黑中介搞出许多霸王规则，比如菲佣在国内转运的交通、食宿成本，他们一方面要求雇主承担，一方面又蒙骗菲佣，在她们的工资中扣除远远超过实际成本的款项。因为都是有求于黑中介，无论雇主还是菲佣，即使明知道被盘剥和欺诈，一般也只好忍气吞声。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不同，在中国大陆的菲佣无需经过培训即可“上岗”，即使这样，大陆的中介机构也会扣除菲佣6至8个月的工资，直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大陆，因为客户都是高收入群体，加之供不应求，黑中介们习惯于狮子大开口。菲佣通关的所谓过关费只需几十元，他们敢向雇主要价几千元，由于都是地下交易，雇主无可奈何。

    把一个菲佣请回家，在一天都没工作的情况下，雇主至少要一次性掏出6-10万元。有一些家政公司胃口更大，实行了所谓的年薪制，即一个类似安娜那样成熟、有经验的菲佣，要求雇主支付年薪30-60万，他们从中可以坐收更丰厚的利益。

    前不久，深圳某家政公司为一个菲佣“标价”60万元，如此昂贵的一个原因是，她曾在台湾知名主持人胡瓜家里工作两年，算是“贴金”了。很快，深圳一位富豪支付了这笔高额年薪，但事实上，菲佣只是从家政公司拿到每月最多6000元的工资，其余款项都被家政公司占有。那家家政公司的员工事后感叹，中国大陆的“土豪”真是出手阔绰啊。

    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又没有最起码的监管可言，黑中介不择手段地去挖人、抢人，类似安娜那样的跑路现象多起来。为了避免菲佣跑路给自己带来麻烦，家政公司巴结她们还嫌来不及，管理条例于是形同虚设。摸清了中国家政公司和雇主的弱点，菲佣们也变得胆子越来越大，她们往往无视约束条款，一不高兴就离开雇主家，通过无孔不入的黑中介寻找新的雇主。

    广州的雇主刘珉告诉记者：今年3月，他通过中介找了个菲佣，人不但漂亮，且性情温顺。大学本科毕业，学计算机，很聪明，什么东西一教就会。因此没来几天，他的太太就多次表达了对她的喜欢，来他们家之前，这菲佣曾和中介公司的人表示，如果雇主好，就干上3年再回去。所以中介和她签了3年的合同。结果因为他太太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喜欢，这个菲佣半个月内两次提出加薪，第一次他们答应了，第二次被他们拒绝后，她便立即提着行李回了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的人问她是雇主不好吗？她说不是，她就不想在他们家呆了，没原因。刘先生找家政公司要人，家政公司的人说：他们不敢逼她，否则她就回去别的公司找工做了，现在菲佣到处乱跑，为了留住人，他们不敢难为。

    就这样，刘珉忍气吞声地等了一个月，才等来新的菲佣。

    这家家政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菲佣现在越来越可恨了，也开始像中国阿姨一样不高兴就闹辞职，因为她们知道我们没办法约束他们。常常他们闹着从这个雇主家离开后，发现新雇主还不如老雇主好，因此后悔不迭。可当时怎么和她们说都不听。害得我们和雇主之间经常为此发生纷争。”

    于是，付出昂贵代价的雇主们，要面对人财两空的境地。家政公司不会随便把揣进腰包的钱返还客户，他们会百般推诿，这种纷争无法获得法律保护，谁都不敢搬到明面上，所以一番鸡飞狗跳之后，吃了哑巴亏的大多是雇主。至于雇主和家政公司，都对雇用菲佣的性质心知肚明，他们也没有办法追究黑中介及菲佣的法律责任。假如雇主或家政公司亲自去抓逃跑的菲佣，菲佣们情急之下会集体跑到大使馆去告状，大使馆联系所在地派出所，派出所就会根据规定处罚雇主和家政公司，没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

    在家政公司工作的于女士说，这几年菲佣从雇主家逃走的情况司空见惯，跑掉的菲佣有的就在公司附近租房，逛街时遇到，会若无其事地走过，“谁想抓她们回去，她们就闹，她们也常常拿这个威胁家政公司和雇主。”

   一位从美国回来就一直做菲佣中介的从业者，面对巨额收益，却决定洗手不干了。她说，做了十几年了，目前菲佣在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包括吸毒、卖淫的情况也出现了，远远不如前些年单纯。其实大陆菲佣现象之乱，责任在于大陆人自身，“为什么在香港和台湾，她们就能安分守己？就能不逃跑，不偷东西？因为有法律规范和约束。”

    “本来一个菲佣可以是干全部家务的，结果很多‘土豪’一次请3个，一个做饭一个看孩子一个做卫生，同样的钱，工作量却不一样，造成了菲佣现在在大陆开始挑雇主、挑工作的状况。现在菲佣在大陆的状况，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破坏规矩。”做中介的刘女士说。

    “如果有一天菲佣不让进来了，我们会很痛苦，现在工作节奏这么累、这么快，太需要她们这样职业的管家了。最主要的是，用她们会提高生活质量，而用中国保姆，反倒会更累。在如此需求下，政府应该寻求一个合理方式，让她们存在下来。”家里请了菲佣的王女士说。

    卢云霞告诉笔者，她半年前请安娜回来的时候，一次性向家政公司交了6万多费用，还不包括给安娜的工资，结果安娜干了5个月就跑了。中介费又不给退，只能认了。

明天依旧是黑市？

    中国大陆的新兴富裕阶层已经体会到菲佣的好处，虽然政府严令禁止菲佣入境，但是巨大的需求仍然使地下菲佣市场十分活跃。受访的中介机构介绍说，如今菲佣的雇主中，主体是中国人，某家政公司介绍，每10个菲佣雇主中有9个是中国人。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陆续出现了一些菲佣中介机构。这些中介公司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网站，雇主可以上网了解到菲佣的详细资料，甚至可以通过视频挑选菲佣。由于需求旺盛而市场无序，菲佣的黑市价格不断攀升，在境外人士看来已近乎天价，即使这样，并未妨碍中国的富豪们对菲佣趋之若鹜。

    一位东北籍的富豪毫不隐讳地说：生活是为了快乐，挣钱也是为了快乐地花，中国阿姨就是一个土鳖，还不听话，天天把我气得半死，我宁愿多花点钱找个舒心快乐！他觉得用过菲佣之后，中国的阿姨没法再用了，“不是一个级别的”，“人家菲佣，我不会的她还会呢，不用管。很多衣服我老婆都不知道怎么洗，以前总送干洗店，现在菲佣洗的比干洗店还好，谁不高兴啊！”

    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大中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菲佣市场，滋生了一个暴利产业。在政策与市场的扭曲状态下，很多“有关系的人”和相关执法部门的人，腰包迅速鼓起来了。

    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从2005年起，菲佣们在黑中介和出入境管理人员的联合运作下，源源不断地从各个口岸入境，她们的主要通道最初是深圳、广州，此后延伸到海口、厦门、北京、海南和内蒙古，其中以北京和深圳为甚。

    北京一个从事了3年黑中介的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他旗下有两百多个菲佣，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有一百多人。据他介绍：北京这样的中介公司起码20家，有的干了十多年的，旗下的菲佣至少上万人。

    面对笔者暗访的时候，深圳某家政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你去网上查查，我们公司还被报道过呢，当然对外我们说只做中国阿姨。我们从2005 年开始做，到目前菲佣至少几万人了。我们没事经常会去公安分局坐坐，每年都要给他们‘上供’，他们才不会查我们。你以为呢，如果他们查我们，就要交罚款、关门，不和他们搞好关系怎么行啊。”

    她告诉笔者，目前他们手上有七八个可以选择的菲佣，她还强调自己的老板是海归，素质很高，菲佣的质量绝对有保证，此外，他们与管理部门的关系比较好，不会有任何麻烦。

    3年前，笔者以找菲佣的名义认识了菲律宾人任恩。任恩早在2004年就开始往中国“倒运”菲佣，身份类似于“蛇头”。瘦弱精明的他无疑是最早尝到甜头的人，此后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他长期和北京、深圳的五六家黑中介保持联系，家政公司负责在国内找客户，他从菲律宾找菲佣。

    与任恩的角色不同，无数个“魏国”把持着签证这一关，他们在这个地下市场浸淫多年，早已打通了诸多的关口和出入境管理局，大把献金之后，带给自己的也是非常丰厚的收益。

    在记者截稿的前几天，一个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人士透露，从去年开始，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查处这些受贿人员，3月份某出入境机构还被抓走了几个，受贿金额都在上千万。

    近两年，随着中菲之间偶有摩擦，菲律宾政府也明令禁止菲佣来中国打工。据任恩介绍，菲律宾政府这两年在出入境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把控。因此，来中国的菲佣越来越少了，不是她们不想来，是没办法轻易来了。

    从去年开始，黑市的签证费也越来越贵，很多中国雇主不愿再给菲佣办签证了。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为了淘金梦而不惜铤而走险的菲律宾女人，她们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大陆，为了不断上涨的薪水(今年的平均水平比去年涨了10%-20%)，她们认为即使“黑”下来也是值得的。

   “3月份的时候，警察突击行动，我姐姐就被遣送回去了。”玛瑞的眼角有了泪光。但是，她不会被这样的震慑吓跑，“干上三五年后，钱也挣够了，再彻底离开。即便是被遣送回去，坐十几天的牢，有吃有住的，还能省个机票钱呢。出来打工什么苦没吃过？不在乎了。”

    据了解，随着菲佣入境困难的加剧，很多精明的黑中介近来做起了印尼和缅甸保姆的生意。不过，印尼和缅甸的保姆大多不会英语，在京沪广深等大城市几乎没有客源，她们大多分布在二三线城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位法律专家指出，对菲佣的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给她们一个合理合法存在的方式，同时加强对国内保姆市场的管理和规范，那么多大中专的毕业生都在待业，如果中国本土保姆也具备了相应的职业素养和操守，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标准，谁愿意花高价、不合法地找一个外国保姆呢？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大陆对菲佣的限制越来越严，与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黑市”如若继续，乱象也难有终结。

(因报道题材所限，本文为暗访，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