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大妈：不让我们跳舞，空余时间还能干啥

当大妈与这个世界碰撞时，广场舞无疑是战场上双方拉锯争夺的高地。　　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个舞蹈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且饱受争议——在上海一份最新的调查中，有七成市民支持广场舞的存在，但大部分人也说，“最

　　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个舞蹈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且饱受争议——在上海一份最新的调查中，有七成市民支持广场舞的存在，但大部分人也说，“最好不要在我家楼下跳”。

　　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持续交锋，让“广场舞”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居高不下。有业主购买26万元专业音响对抗广场舞，也有业主放狗泼粪驱赶舞者，还有大爷大妈承诺高考期间不跳舞。

　　不过，在这份争议背后，有坚持与变革，有热爱与憎恨，有流行与落后，从本质上来说，广场舞是一个人口老龄化与信息社会高速发展交锋的产物。

　　老旧小区附近，广场舞扎堆

　　南京长江路与中山路路口的这个广场不大，每到傍晚，这里就被占据了，随着《最炫民族风》之类的劲爆音乐响起，大爷大妈们，总是聚集到这里，随之起舞。

　　最内核部分的人群动作最熟练，不管是转身，还是踏步，总能和着节奏。外围的舞者就差多了，他们大多一边跳，一边紧盯着旁边的人，动作总是慢上一拍。人们一边跳舞，一边交谈着，时不时有一阵笑声爆出。

　　这样的场景在南京，乃至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随处可见。

　　现代快报记者调查发现，南京的广场舞场地分为三类，一类是较大的市民广场。如鼓楼广场、河西万达广场、河西中央公园等地。一类是老旧小区内部或附近的小片空地，从北至南，金陵小区、锁金村小区、南湖、老城南、安德门附近老小区等地，都是广场舞舞者青睐的场地。新小区的居民大多在小区内的健身广场跳舞。

　　比起市民广场和新建小区，老旧小区内广场舞更成规模。

　　在锁金村小区的市民广场，每晚8点左右都会响起阵阵音乐。作为附近小区为数不多的空地，这个广场几乎成了居民们跳广场舞的唯一选择，来自附近的居民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小区居民说，就算是下雨，这个小广场也经常聚满跳舞的人，“就是今年高考时，城管来协调了一下，才停了3天。”有居民说。

　　老年人众多的南湖地区，也是广场舞密集的地点。

　　据悉，目前，中国的广场舞爱好者超过了1个亿，主体人群是40到65岁的中老年妇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个数字还将增大。

　　广场舞发展史

　　广场舞姐妹抱团，行走了半个中国

　　实际上，多年前，广场舞就存在了，就跟打太极、散步、遛狗一样，不过是老年人的娱乐活动之一。广场舞的爆发，集中在最近的几年。

　　近几年，退休的人数增多，而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退休者的物质生活与上班时没有区别。不过，在精神层面，他们就空虚多了。

　　很快，广场舞就进入退休人群的视线，“广场舞不只能锻炼身体，还能交朋友，改善邻里关系。”当年在厂里当文艺骨干的陈大妈说，一开始，因为跳的人少，没有出现过场地不足的情况。

　　跳广场舞并没有准入限制，越来越多有兴趣的人聚集在广场上。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广场舞逐渐成了一个交友的所在，从陌生人到成为新朋友，从新朋友熬成老相识。

　　在口耳相传中，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跳舞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不少老年人旅行团就是从广场舞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有个老年旅行团就是从广场舞上发展起来的，儿女工作忙，没时间陪我们，我们就选择自己抱团，后来，我们一路行走了半个中国，别说，跟同龄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更舒服，儿女跟我们可没有这么多共同语言。”陈大妈说。广场舞的圈子，逐渐成了一个新的圈子，正如同年轻人手机上的朋友圈。

　　再后来，就如同微信朋友圈一样，广场舞这个圈子里也逐渐有了推销者，有“舞搭子”卖包，还有人推销药。

　　广场舞发展得快速而稳定，直到近两年，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开始对广场舞口诛笔伐。

　　广场舞反对派

　　小区广场全给占了，“神曲”唱得人头昏

　　人们对于广场舞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占据公共空间与扰乱公共秩序方面。

　　在网上，有关跳广场舞占据车位、行道、遛狗区域的抱怨随处可见，对于广场舞音乐和舞蹈的反感，更是不绝于耳。

　　记者在网上查询之后发现，排名前十的广场舞歌曲分别为《小苹果》《火火的姑娘》《我从草原来》《荷塘月色》《 郎的诱惑》《 伤不起》《 老婆最大》《 套马杆》《爱情买卖》《月亮之上》。

　　在网友看来，这些歌曲大多是“神曲”。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许多跳舞的老年人并不知情，“这些难道不是最流行的吗？”不止一位老年人这样问。

　　实际上，信息时代中，老年人不能把握什么才是流行。而在网上广为流传，街边小店频繁播放的音乐，也成了他们试图把握住流行的钥匙。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广场上，踏着节奏，甩着膀子，不少广场舞舞者纵情地跳出真我。

　　“为什么不另找个地方跳呢？”一位受访者听着窗外高亢的神曲，痛苦地说。

　　对于别人的抱怨，许多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表示早有耳闻，“其实我是不会上网，我要是会上网也到网上去跟他们辩论。”住在金陵小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刘大妈说，每次看到报纸上或者是网上对广场舞的指责，她总是很愤慨，“就算我们不去跳舞，那些年轻人也会在广场上玩轮滑，玩快闪，凭什么他们能用广场，我们就不能用，再说了，如果不让我们去跳舞，我们空余时间还能干什么？”

　　网友“广场舞姑娘”：

　　因为被投诉了好几次，我们小区的大妈在跳广场舞时都配上了蓝牙耳机，有一天晚上，我下楼买东西，就看见一群大爷大妈在安静的黑夜里，面露微笑，翩翩起舞……

　　网友Sophia_顾雨琳：

　　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要没事去看大妈跳广场舞么？因为跟大妈混熟了之后，大妈就会问：小姑娘有没有男朋友啊？没有的话阿姨给你介绍一个。被自己的智慧深深地震惊了！

　　评论家鄢烈山：

　　“广场舞”也可能是好东西。据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到访广州“花城广场”，对“广场舞”很欣赏，表示要“引进”它丰富市民的生活。可以肯定，人家引进的“广场舞”，会把音乐声响严格控制在法定噪声标准之内，对可以跳舞的区域和时间也会有严格的规定。若能如此，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

　　凤凰传奇的玲花：

　　华尔街先生，我们的阿姨在哪里跳舞是她们的自由。在中国的国土上，扰民是我们的家里事。在你们的公园里跳舞，打扰到谁也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中国阿姨只是在你们的纽约公园跳跳舞，这么大的报纸就跳出来说三道四，这让我想起你们正在翻拍的中国古装剧《甄嬛传》中的一句台词：贱人就是矫情。这句台词免费剧透给你们，不用谢。

　　专家观点

　　诉求：

　　广场舞，满足了老人们对于“我群”的需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指出，如今，中国社会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其中的一个特点是，它“未富先老”，其中一些老年人，年龄越大，富裕程度越低。因此，老年人的生活、生理、精神的需求，也就成为社会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然而，近年频出的广场舞、抢鸡蛋、抢金子、挤公交等事件，又让社会对老年人产生了各种“想法”。“确实，现在给‘大妈’正名非常有必要。”邱建新说。

　　说到底，抢鸡蛋、抢金子、挤公交是满足老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此外，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老人已经摆脱了生存经济阶段，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而是进入了发展经济阶段，更多地提出了精神需求。因此，既满足了健身需要，又满足了情感诉求的广场舞，便成为了很多“大妈”的首选。

　　“跳广场舞，起码说明一件好事，即老人们对健康意识增强了。”然而除了强身健体，老人们参与广场舞的很大原因，是退休背景下的孤独感、由此产生精神需求，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人际交往的需求。这些需求比年轻人大得多，这也是生活繁杂、工作忙碌的年轻人，乃至中年人，所无法理解的。“如果说仅仅是健身需求，他们完全可以买跑步机，在家锻炼。”然而作为集体舞的广场舞，则满足了老人们对于“我群”的需求，他们在队伍里产生了归宿感、认同感，从而减轻了精神的危机。

　　对社会：

　　即使看到“负功能”，也别把老人“污名化”

　　不过，邱建新也认为，客观来说，广场舞确实存在其“负功能”，比如扰民、导致社会冲突等。

　　“参加的这群老年人，基本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走来，其中一部分，因为代沟、文化素养等原因，对公用领域、私人领域的概念不够清晰，较多地关心自我需求。然而广场毕竟是公共空间，从这个程度上来说，少数老年人确实做得不够。”

　　但他也强调，“我们不该过多纠缠。”一个社会应该有多元化需求，只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在多元化的、各个群体不同需求共存、兼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状态下，社会应该干什么？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需要用“和而不同”的态度理解事物，学会妥协、寻找替代，而不是用博弈把别人逼上绝路。同时，社会也应学会化解矛盾。比如街道、物业等，应该提前准备好矛盾利益冲突的调处机制， 不至于导致冲突升级，如果真正升级了，政府应该及时介入。此外，从晚辈来说，应更强调包容。“有些年轻人，看到一些由老年人引发的问题或矛盾，就过度指责老年人，甚至用‘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极端语言，将老年人‘污名化’，这很不应该。”他强调，这种包容不仅是对老年人，而且是对每个人自己，“因为所有人都有老的一天，将这种包容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社会交换，等自己成为老人，下一代也自然懂得包容他们，形成整个社会的‘德性文化’ 。”

　　对政府：

　　有组织地开放公共资源

　　而从政府层面出发，应更强调服务型政府。“为什么有的大妈会在小区中间，甚至楼道边跳广场舞？实际上，这是因为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上，本身就缺乏可供人们娱乐的大型公共空间。”

　　此外，长期形成的单位制，导致了利益的部门化。单位所拥有的这些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共场馆，并没有向社会完全开放、形成互通，没有让社会群体充分分享到。

　　这就给政府提出了几点建议。比如通过加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在达到特定居住人数的社区，规划远离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广场，使其成为民众互动交流的场所。同时，政府应发挥协调、沟通、引导的功能，整合校园、厂矿等社会公共资源，有组织地向社会开放，实现资源互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阶段，仅仅通过居家养老等措施，并不足以满足老人的身心需要。而学习，则是摆脱孤独、寂寞的最佳手段之一。”然而，有限的老年大学名额，却让老人们想进去不容易、一进便不想离开。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社区的老年人需求，利用多元化的教育资源，比如大学、小学、电大、空中大学等，或与市场合作，倡导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有所学”创造条件。邱建新认为，这能让我们的社会实现这样的美好状态——即“人人均为学习之人，处处均为学习之所，时时均为学习之机”。“当老年人文化素质提高，受益的绝不只是老年人自己，还有国家。因为每位老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模式，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后辈们。”

　　对子女：

　　任何人际交往，都无法替代亲情

     邱建新同时举了一个例子。前段时间，南航的“蒋巷社会实践小分队”去到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进行调研。在当地，学生们发现，村委会专门为老人们建立了老年公寓，58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前来居住。值得一提的是，老年公寓除了提供居住等基本 服务，还充分利用起了村里的文化场馆、主题公园、阅览室、健身馆、棋牌馆等，每天老人们定时前来参加各种活动，热闹非凡。

　　村委会还帮着很多老人充分发挥“余热”，“聘用”他们成为村里的会计、监管员、保洁员、生态区管理员。在城市颇受争议的广场舞，在那里则由村里统一组织。村委会不仅主动提供录音机、喇叭、放音设备等，还专门划出了剧场前面、远离住家的一大块空地。大伙约定俗成，吃完晚饭前来跳舞，天黑了就回家，既跳得很过瘾，也不会影响到他人。邱建新认为，这可以算是村级养老模式的一个典型，可以被城市所借鉴。

　　在老人的问题上，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子女，“希望他们能‘常回家看看’。”销售人员的“好”“嘴甜”，被很多老人喜欢，有老人甚至这么说，“我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卖东西给我，但他们能这样关心我，像待爹妈一样对待我，我哪怕上当，也愿意花这个钱。”这番心酸话语，恰恰体现出老人对亲情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