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3名维权农民被碾死 均被迅速定性为事故

近期，舆论高度关注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　　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试图阻止闯入的开发商铲车，被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44岁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

　　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试图阻止闯入的开发商铲车，被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44岁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时，被施工人员驾驶水泥罐车碾头而死，现场惨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岁村民宋武华、，被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的推土机碾压致死。

　　“以钱买命”成逻辑，“以命维权”就不意外

　　刘采萍：三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有几个共性：一，事起征地拆迁；二，农民在维护权利时被拆迁方的交通工具无情碾压，惨死；三，当地政府在曝光后迅速定性为“意外事故”或“安全生产事故”，然后展开“积极处理”，即赔偿谈判。

　　李妍：因为征地拆迁，农民维权竟然被碾死，这总让我想到城市拆迁中有所谓“屋顶上的矿难”一说。都是因为拆迁，都是因为资本利益、权力利益与个体利益出现冲突，最后弱者以命相搏。农村征地拆迁中，会不会出现一种“田野中的矿难”现象？这种情形如果频繁发生，会不会无休无止，最后成为这个时代无法遏制的溃疡与悲伤？

　　这三次碾死人案，不约而同被说成是“意外”，这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推土机闯良田”一旦成为惯性，就像“推土机进民居”一样，任何“意外”，都变成意料之中了。

　　翟春阳：说“意外事故”，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拆迁者在对他人权益进行侵害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李妍问，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无休无止？春节期间曾与家乡一个干部交流，他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重新把地连起来，别人都转包了，就你当钉子户不转包，那怎么办？不强制行吗？就得强制。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鼓励家庭农场、合作社。一号文件也强调以自愿为前提。但问题是，在基层，好经可能会被念歪，变得没有“自愿”这一说。

　　刘采萍：据报道，仅2010年至今，已经有7起因为征地发生类似施工工程车辆碾死村民的事件。

　　从城市强拆引发命案，到农村征地纠纷中的“碾压死”，中国社会已经没办法回避土地权益变化中的那股血腥味了。回避解决此类问题，只会放大悲剧的恐吓力量，让凶残者更放肆，让无力者更绝望。

　　这三起事件密集发生，其实和以往的类似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特别之处就在于，以一种近乎难以忍受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中国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处境，是多么弱势。原因正如老翟所讲——— 连最基层的干部，都已经接受了“强制”逻辑。这化那化，不是靠增加农民利益来吸引和说服他们，而是靠强制、强推、强拆、强建，总之，用一股铲车般的、难以抵抗的力量“征服”他们……

　　翟春阳：评论有“花钱买命”的说法。让我想起其中一起事件中死者的家人，听说得到巨额赔偿后几乎“感激涕零”，于是就想起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们不能跟一个社会底层的人计较，毕竟生活是第一位的，钱是很现实的，不可能要求他们有更伟大的担当。

　　问题是当地政府的态度，当地司法的态度。当政府与开发商站在同一个利益点上，司法如果不能为权利兜底，那么这样的事，总能大事化小。

　　刘采萍：我不太同意刚才老翟那个说法。没有人会对夺取家人生命的凶手“感激涕零”。如果真有那么一种姿态，我怀疑也是为了掩盖而伪造出来的所谓“和解”，就像很多通稿中的“情绪稳定”一样。

　　底层的人，确实有很多现实的诉求和妥协。但是，人对自我利益的判断与争取，首先要看利益机制如何安排和保护。任何人都这样，不管底层还是其他什么阶层。在这点上，农民绝非不懂生命的价值，他们只是看到了自己和拆迁方及其“保护伞”相比，力量太过悬殊。

　　权力如果为政绩，权利就会被弃置

　　刘采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几起事件和很多拆迁纠纷一样，几乎都可以用“由来已久”形容——— 死人，其实是矛盾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农民遭遇过什么？

　　在此之前，拆迁方往往已经采用多种法律不允许、不容忍的手段骚扰、纠缠和危害农民。以中牟惨案为例，开发商弘亿庄园曾推倒宋家地里的林木，逼得宋合义等人只能采取地头巡查等方法保护自己，直到铲车开进他家的承包地；湖北巴东县村民也证实，施工方为了逼迫他们，堵路、挖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村民的房屋都给淹了，问题延宕三年，农民呼告无门。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么长的纠纷过程中，在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弄出人命”的阶段，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什么得不到保护？如果合法权益全无屏障，那么在穷尽手段之后，躺在或者站在铲车前，用孤注一掷的方式维权，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维权的农民怎么可能想到，会有人制造“花钱买命”的拆迁模式！这只是拆迁啊，怎么能夺人性命？

　　翟春阳：直接原因当然是权力的庇护。而在基层，一般又与法治不彰有关。但权力为何要庇护拆迁方？最主要还是双方利益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开发商给官员输送多少经济利益那么简单；即使开发商不输送任何利益给官员，双方的利益仍然可以是一致的，因为“开发”可以为当地官员创造政绩。而利益一致，让地方政府总是作为开发商“保护伞”的角色而出现。

　　李妍：中牟事件中，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开发商弘亿公司碾死人，但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还笑着强调，这是一个施工事故，死者饮酒过多。白岩松说，“这一笑让我浑身都发冷。”

　　肇事企业的高层笑谈农民被碾死，这刺痛了公众的心，同时也暴露出更多疑点：企业是不是与地方政府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敢让推土机开进人家的承包地，是不是表明即便出现性命争斗，也可以最终“达成谅解”？企业面对人命惨祸还能气定神闲，只能让人联想到，这背后有着行政权力的身影。

　　刘采萍：接受“赔偿”的农民，也许并不认同那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就是买下一条命的“价值”。但我想，拆迁者，倒是很可能认可这个交换公式。在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中，曾流传着“打断一条腿十万，打死一个人二十万，伤亡赔偿都造在预算中”这样的说法。这到底是狂言，还是拆迁潜规则？到底有多少开发商、工程方，伤人之后还能这样理直气壮？

　　强拆和拆迁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拆迁，意味着谈判，交易，利益变换。但是强拆，意味着霸气，霸气背后是霸权。霸权从哪儿来？恐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纵容……

　　翟春阳：我并不认为一家企业真能那么气定神闲，值得计较的，也不是那位总经理的笑——— 而是他的话，他把事故的责任，推到了被侵犯者的身上。

　　注意，这不是这位老板下的结论，而是当地警方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死亡，只是轧伤或者殴打了宋合义，地方政府恐怕依然会站在企业一边。正是这样的有恃无恐，纵容了企业的不法，最终引发“意外”。

　　政府守住行为的线，法律才能护住农民的天

　　刘采萍：刚才谈到一点，就是这些拆迁问题，往往都纠缠了相当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农民的合法利益为何难以得到保护？我们没法回避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正是在行政干涉下，剥夺了农民维护权益的合法途径。

　　李妍：河南中牟惨案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给出“死者醉酒”的结论，与此前当地政府给出的“意外事故”的表态高度吻合，这已经将事情很微妙转到了不利于死者的一边。尽管如此，许多人对于这样的结论，依然是充满了不信任。因为在案发仅一天，当地就做出了“意外事故”的认定。

　　政府必须在司法机关作出严谨的调查、认定后，才能表态。可是现实中，官方表态往往比法律更管用，所以在当地政府发出“意外”声明之后，警方也以“死者醉酒”的调查结论佐证之。这自然无法让公众信服。

　　翟春阳：你要政府守法，那政绩就没有着落。这里其实存在两个制度成因，一是政绩评价机制。我国目前的政绩评价机制基本上还是自上而下的；二是官员任用机制，同样是自上而下的。正像一些官员说的，你守法，就什么也办不成。

　　李妍：看来法律在土地拆迁纠纷上的缺位，根子还是因为权力不守法。正如之前说的，法律有时要服从于权力，而权力需要政绩和经济利益，那么法律也会跟随，去服从甚至服务于政绩和经济利益。

　　现在一些地方的司法现状，有时很难对权利保护周全。

　　刘采萍：这两年强调公安干警、法警等不能站到拆迁第一线，不能卷入本该在法庭上解决的纠纷，或是在纠正过去的错位。只是，光有这种纠错还不够，还应该完善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让官员能够更好地为百姓服务，为民众负责。

　　“城镇化”是城的未来，更是人的未来

　　刘采萍：现在这三起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肇事司机都被控制起来了。其中两名碾死人的司机都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自己的行为，是在公司高层授意下进行的。因为一份职业，而使个人成为一种血腥工具，这是不是太挑战道德底线了？

　　李妍：对生命和法治没有敬畏，一个没有碾死过动物的司机，也可能碾死农民。这些司机是否深信，即便出了事儿，“上面”或者公司，也能给他们兜着？

　　刘采萍：我甚至觉得，可能不仅拆迁方的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心里是不是也承认开发商拥有无比强大、无法挑战，凌驾于法律和生命之上的能力呢？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慨叹：为钱跟他们斗，多不值得啊……

　　李妍：所以司机才深信啊。他们相信的正是采萍所说的，确有一种凌驾于法律与生命之上的能力。但是，“高层授意”不是逾越法律害人性命的借口。

　　翟春阳：我认为，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这种类型的矛盾。而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这种类型的矛盾。

　　李妍：城镇化是个好东西，至少它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发展现代农业，可以幸福农民。但是，书面上的理想或者说是本意，并不那么容易转换成现实。城镇化需要效率，但是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农民的公平以及权利，农民被城镇化的推土机碾死，就不会停止在这几起惨祸之后。

　　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农民最终受益，而是他们的权利被损害被剥夺，失去土地的农民，必然还会遭遇是否“以死抗争”的困境。

　　除了以命相搏，农民还有没有可以为自己权利兜底的选择？

　　前几天，我在媒体上曾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尽管这几年已有多人死在征地、拆迁或类似工程的车轮下，然而，“无一经济项目在出人命后受影响，也无一个科级以上干部被追责”。从今年的报道看，“拆迁命案”不是杜绝了，而是发生频率更高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法律不尽快撑起遏制这危机四伏的利益屏障，那么血色拆迁的噩梦，就会继续纠缠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