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不平静 医患矛盾“血色”升级：无法回避

　　这个春天医患关系极不平静，哈医大实习医生被杀、北京人民医院医生受伤、乌鲁木齐一家医院医生遭殴打，一系列恶性事件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早已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医患矛盾再次陷入“水生火热”。

　　这个春天

　　这个春天医患关系极不平静，哈医大实习医生被杀、北京人民医院医生受伤、乌鲁木齐一家医院医生遭殴打，一系列恶性事件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早已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医患矛盾再次陷入“水生火热”。

　　这个春天医患关系极不平静，哈医大实习医生被杀、北京人民医院医生受伤、乌鲁木齐一家医院医生遭殴打，一系列恶性事件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早已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医患矛盾再次陷入“水生火热”。

　　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将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5月初，卫生部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在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设立警务室。

　　这些措施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一方面，恶性事件冲击着社会公众心理，逼迫医疗卫生部门不断升级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人防物防甚至将医院“碉堡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医患失和酿成惨剧并非缺乏警察保护和高压政策所致，只要医患之间对立情绪存在，不信任关系继续，医患冲突事件还是会不断发生。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医患矛盾更非一日之功，这当中，医生、患者、媒体、政府都应该成为矛盾的“解铃人”。

　　对于医方来说，应该心怀对生命的敬畏，而不是揣着如何不被患者讹的心态，在降低道德风险信任风险的同时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即将面临的病情、诊断、治疗以及可能出现的潜在结果和风险……

　　对于患者和广大公众来说，应该摆正医生的位置，理解和包容医疗工作者，学会换位思考，遇到医疗纠纷要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摆脱“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错误思想……

　　对于媒体来说，医患纠纷矛盾的报道十分敏感，本该就事论事引发理性思考，不能将事件作为噱头煽风点火，更不能情绪化处理态度摇摆……

　　对于政府来说，“堵”不如“疏”，制度不健全是根源，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全民医保、医患纠纷预防及解决渠道等等问题，加大改革力度的责任不容回避……


　　

　　节衣缩食求医无门终走极端：“信闹不信法”

　　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农民张广因妻子产后大出血在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张广及其亲属在医院门口挂横幅、摆花圈、烧纸、放鞭炮，围堵医院大门，索要70万元赔偿。

　　据《法制日报》报道，2012年4月，张广及其亲属共4人被视为医闹，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4人判刑。

　　报道还称，2011年，河南省共发生各类医疗纠纷2000多起，赔付金额8000多万元。河南省各级公安机关处置医患纠纷1113起，破获涉医刑事案件85起，查处涉医治安案件182起，查处职业医闹案件1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58名。

　　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看来，医患之间有纠纷很正常，但医患纠纷由产生到恶化，暴露了调处机制的低效能。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三种:由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由卫生行政机构协调解决，由人民法院审判解决。现在，广东、江苏等地区还出现一种方式：人民调解机制。

　　医患纠纷走向恶化的表现，轻则“医闹”，患方以不正当手段，在医院堵门，到处拉挂横幅，甚至围堵医务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重则对医务人员进行谩骂和殴打，对医院进行打砸破坏。甚至刺杀医生，导致血案频频发生。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2006年1至6月，广东省各级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患方“暴力索赔”事件共200件，平均每月33件。有医学界专业交流网站统计，2011年，光媒体报道的全国砍杀医务人员恶性事件就有10起。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王云说，今年以来，她所在医院就发生了三四起较大的医闹，“骨科的一次手术，病人没救过来，家属就叫了很多人围住科室又打又闹”。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李和说，他们医院今年以来就有3起医闹，其中一次是江西赣州的职业医闹搞出来的。“从治疗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明显过错，但社会普遍对医生有仇视情绪，‘医闹们’就是借这种情绪找医院麻烦的”。

　　对于医闹的处理手法，李和说，医闹就是给领导施加压力，领导要面子，家属要票子，所以就经常私了。虽然有多种处理方式，但大家还是喜欢走息事宁人的路子。

　　王云也说，患方一般都觉得一闹就会有钱，不愿意采取其他方式解决，“我们医院以前发生过一起医闹，院长报警后，警察也建议拿钱私了，我们也没办法”。

　　为什么患方经常弃其他处理方式不顾而宁愿采取医闹手段？刘晔认为，重要原因在于其他方式不被患方信任。

　　他说，就以医疗诉讼中的核心程序—医疗技术鉴定为例。2010年《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国家统一了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但这部法律没有对医疗诉讼中最核心的程序——医疗技术鉴定程序作出规定。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目前仍存在双轨制，各个地方的法院都自行其是。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法院优先委托本地医学会，也有部分地区的法院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委托医学会以外的机构。无论是医学会还是医学会以外的司法鉴定机构，都可能面临不被患方或医方信任的结果。比如医学会，表面上是公正的，专家都是抽签产生，似乎没有问题。但医学会事实上与卫生行政系统存在利益关系，很多医学会专家也都是当地医生，跟出事医院关系紧密，委托本地医学会，很难得到患者信任。至于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其鉴定专家多由鉴定机构指定，为了市场生存，会顾及公正，但难保不被操纵。

　　刘晔认为，医学会的鉴定机构不应由卫生局主管，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也不应由司法局主管。如果法院需要这些机构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那么所有这些鉴定机构及鉴定人都应纳入法院鉴定人名册，由法院指导如何鉴定，并对法院负责。法院也应建立鉴定人退出机制，对不公正、不科学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坚决清理。

　　王云说，她也知道很多患者都认为医学会和医院“就是亲爹和儿子的关系”。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曾披露，在2003年到2005年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纠纷中，354宗申请的医疗事故鉴定最终只有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所占比例只有11.02%。

　　著名医疗器械打假人陈晓兰说，确实有些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鉴定书上只有医学会的公章，参加鉴定的专家不签字，也不写鉴定意见，法院审判也不出庭接受质询”。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肯定了上述现象的存在，认为这使得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

　　李和也认为，很多患者认为医院跟法院有关系，走法律程序肯定对自己不利，但事实上医疗诉讼医院的败诉率很高。“医院也不相信法院，我们曾有个病人，医院没责任，但法院还是要无过错赔偿，让我们也很寒心”。

　　

　　受伤的医生

　　1

　　接二连三的伤医凶案，使得林灿（化名）先是生怒，继而动摇。他说：这对医学生打击很大。

　　林灿是上海某医学院眼科专业的一年级研究生。早些时候，他看医疗剧《无限生机》着迷：剧中有一干超脱的大夫，病人来了说没钱，他们给治，下本用好药；病情告急时，又能凭借洞察力，做到药到病除。

　　“现在看来，这是美好向往，而非现实的反映。”林灿说，支撑医学生走下去的，是一种类似于股市中的“被套牢”心态——舍不得割肉，便维持现状。

　　他记得，念本科时，就有师兄灌输：既然在重点医学院，不能只去地段医院做个全科大夫，那么，考研即成为目标。而现在，他可以预料，待到读完研，导师必然又会讲：3年了，学到很多东西，离胜利一步之遥，停止的话非常可惜。

　　即便辜负了导师的期望，直接进入医院，但等到要从住院医生晋升主治医生的那天，博士文凭仍会是一个硬指标。

　　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再往后是1至3年的住院轮转，医学生的大好年华便被绞入了旷日持久的求学与临床见习里。

　　上了高速路，林灿没法怠速或者掉头逆行。他的本科同学——未能被保研的，却都在做妥协，比如曾立志要做骨科医生的，去了辅助科室。

　　“作为26岁的男生，至今还只是学生，没有收入，不能独立养活自己，没时间陪家里人。”林灿沮丧地说，“选择学医愧对家人，社会对我们又如此不理解。”

　　2.

　　林灿说的不理解，是指医疗纠纷。有一回随导师出诊，他在旁做文书录入。有个病患排了很久的队，要做眼疾手术。导师检查后发觉另有问题，暂不适合动刀，建议他先去另外的科室排除隐患。家属认为被“踢皮球”了，就来责难：你不是很牛的教授？你不是世界第一？怎么这样的病就看不了？

　　导师激动地与其争辩，场面失控了。

　　“这种对你的攻击是突如其来的。”林灿说，“医生会一愣，觉得不是我的错。”

　　根据卫生部统计，仅就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了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

　　进入2012年之后，医生被伤害的案例越来越多。除了此前哈医大和北京等地接连出现刺医事件之外，就在5月5日凌晨，在湖北荆州第一人民医院，一名躺在急诊室手术台上准备做手术的患者突然坐起，跳下手术台开始追打医生。而当事医生称，自己是照例问询核对伤者信息。

　　有时，调换位置想，林灿也体谅病人。“长时间候诊，病人已经烦躁了，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某个状况需要进一步处理时，他的心态就彻底坏了。”林灿说。

　　但排队在所难免，林灿所在三甲专科医院，一个眼科医生一天门诊大约看100个病人，从早上8点，看至下午点点半。

　　林灿承认，“就诊检查的细致程度非常有限”，“只能看眼里有无问题，测眼压，验度数，如果是一般近视，就让去配镜。”

　　“对于门诊医师，一要做到不出错，二要尽量看出隐患。”林灿这么理解，“常规的检查已成模式，检查一做，一般的病症基本能反映出来。”

　　“许多病患怨言：什么都不问就给我开检查？”林灿老实作答：“实在是没时间问。”

　　3.

　　徐夏（化名）在江苏某三乙医院做麻醉科医生，有17年医龄。她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7点45分到岗，忙碌7小时，照理是14点45分下班，但几乎每天要加班。

　　麻醉科有30名医生，常态下，有人值急诊或者轮休，能上手术班的大约是12人，一天要应对70多台手术。

　　徐夏常加班至傍晚五六时，乃至夜里11点，相应的加班费是5元一小时，这比麦当劳的小时工还差一截。

　　“占用的时间太多，我们和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区别。”徐夏抱怨说，“并且加班是制度性的，即便一分钱没有，你还得干，除非辞职。”

　　另一个问题是，这点付出没能产生多大效益，医生的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到体现。

　　徐夏举例说：北京协和医院最出名的教授，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14元；做一台时长七八小时的插管全麻手术，麻醉收费约490元，不插管全麻收190元；一台大手术，需要5至6名外科医生、2名麻醉医生和2名护士一齐协作，耗费数小时，费用是一千至三千元不等。

　　“医生的技术付出都是亏的，医院收入靠药品提成和检查费弥补。”徐夏坦率地讲，“药品回扣，有些医院有，有些医院没，分配方式也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普通医生拿到手的很少。”

　　“现在，在社会公众看来，医生就成了一群逐利的小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谢汝石医生说，“但是医生也是人，不但要生活，同时还要担负医院的建设和发展。”

　　他透露，在现行的制度下，在大部分医院里，政府每年的拨款还不到医院总支出的10％，而大学的附属医院更少，不够6％。

　　“你说医院如果不赚钱，病人到医院就诊有这样的环境和设备吗？能有那么多的专家吗？”谢汝石反问道。

　　2010年，徐夏全勤，税后年收入不足6万元，这包括了工资、奖金、节日费、加班费以及手术津贴。

　　徐夏也曾拿过红包，面对诱惑，她挣扎过，确实也需要钱。她自己说，后来不拿了，因为“社会的净化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另一个原因是：收红包有风险。她说：“在医疗上要找差错太容易，医生不收红包，还被砍被杀呢。”

　　“收受利益不是个体医生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制度，来约束这种行为，也没有一个好制度，帮助医生实现他们的价值。”她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