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5800万 生存堪忧自杀率相对高(组图)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打拼，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人数目前已达到5800万左右，其生存现状堪忧，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亲子关系疏远，儿童心理障碍和学习障碍出现的可能性比普通孩子要高；此外，他们更容易染上酗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打拼，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人数目前已达到5800万左右，其生存现状堪忧，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亲子关系疏远，儿童心理障碍和学习障碍出现的可能性比普通孩子要高；此外，他们更容易染上酗酒等不良嗜好，产生自杀的想法几率高于其他儿童。


　　5月5日报道 美《外交政策》杂志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打拼，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人数呈不断增多趋势，目前已达到5800万左右，生存现状也非常令人担忧。由于长年不在家，农民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除了得不到父母的悉心照料外，农村留守儿童还面临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研究人员指出他们更有可能染上酗酒等不良嗜好，产生自杀想法的几率高于其他儿童，同时也更有可能出现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

　　情感灾难 户籍制度遭指责

　　2011 年7月一个闷热的晚上，17岁的张娟子（Zhang Juanzi，音译）和母亲黄冬艳（Huang Dongyan，音译）结束12个小时的旅途，从深圳回到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农村。下车后，娟子推开木门，走近屋内，叫醒5岁的弟弟张毅（Zhang Yi，音译）。看到黄冬艳，张毅并没有立即投入她的怀抱，而是扑向姐姐。他一直看着姐姐，似乎不敢看母亲。黄冬艳则一直乞求他，让他叫妈妈，可张毅就是不肯叫。过了一会，黄冬艳拿出一个毛绒动物玩具，轻轻地说“叫妈妈”，张毅这才叫出“妈妈”两个字，同时用手抓住他的新玩具。黄冬艳此次回家的目的是接儿子去深圳，与她一起生活。

　　在深圳，像黄冬艳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大约有1200万。他们中很多人在工厂打工，生产鞋子、iPad和其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希望用赚来的钱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由于长年在外打工，黄冬艳与儿子的关系非常疏远，上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在小张毅眼里，母亲似乎是一个陌生人，一年只回家一两次，渴望获得他的温情。

　　黄冬艳将这种母子分离归咎于中国的户籍政策。在中国，到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在1.5亿人左右。由于没有所在打工城市的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导致黄冬艳这样的农民工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在中国农村，像张毅这样的留守儿童大约在 5800万左右。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这种骨肉分离可能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在情感上，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问题诸多 生存现状令人忧

　　中国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正值青春期的农村留守儿童更有可能染上酗酒等不良嗜好，产生自杀想法的几率也高于其他儿童。广东心理学研究员张平（Zhang Ping，音译）表示，留守儿童也更有可能出现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在学校，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回家后则缺少必要的指导。

　　在将儿子带到深圳前，黄冬艳希望能够拉进母子之间的情感距离，但这并不容易做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她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吸引儿子的注意力。当时，她对儿子说“让妈妈喂你吧”，但小张毅却拿着鸡腿离开饭桌，朝着姐姐走过去。不一会，她又听到张毅让姐姐给他剪指甲，黄冬艳坚持帮儿子剪。她说：“你只听姐姐的，不听妈妈的是吗？”语气中带有一份痛苦，因为儿子显然忽视了她的存在。

　　张毅与母亲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电话，每月通话次数不多。张平表示用电话与孩子保持联系已经成为当下农民工的一种“标准做法”。电话中，很多在外打工的父母——包括黄冬艳在内——只是问一下学习和家里的情况，其他的基本不问。这种有限的交流很难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纽带。通常情况下，这种纽带只有在父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时才会形成。

　　由于孩子的父母在城里打工，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通常肩负起照顾孙辈的重任。他们本就步入老年，身体状况不佳，除了照顾孩子外，还要到田里干活，操持家务，这给他们的身体造成巨大压力。张平说：“中国正以空前的速度发生变化。对于生活在偏远农村的祖父母辈来说，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之间相距甚远。”

　　缺少保护 被计生官员“没收”

　　王雁琳（Wang Yanlin，音译）现年17岁，性格比较内向，父母也在城里打工。她说自己经常感到压抑，感觉自己遭到遗弃，虽然她心里很理解父母为何要到距离湖南农村老家几百公里外的城里打工。她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是工厂的清洁工。在她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父母就到工业城市东莞打工。虽然父母每月也会往家里打几次电话，但显然无法消除彼此间疏远的感觉。

　　王雁琳的很多同龄人的父母也在外地打工，他们有时候会欺负她，这让她变得更加抑郁沮丧。她说： “每一个父母在家的孩子都会说‘我会告诉我爸妈，让他们教训你’。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却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在一条荒凉的乡村公路上，一群孩子往她身上扔石头，其中一块很大的石头砸中了她的大腿，导致腿骨骨折，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她一直躺在地上，最后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努力爬起来，最后一瘸一拐地回家了。王雁琳说：“告诉奶奶事情的经过后，奶奶说我骨折了。我不会再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段回忆。”

　　最近几年，中国留守儿童企图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让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陷入担忧之中。9月，江西省3名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女孩企图跳下一座两层楼自杀，因为无法完成课堂作业带来的后果让她们心生恐惧。据悉，提议自杀的那名女孩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两年前，陕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5个孩子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

　　由于缺少父母的保护，留守儿童也成为计划生育官员“变相绑架”的目标。2011年5月，中国财新网报道称，湖南计划生育官员1999年至2006年强行“没收”了10多名儿童，而后将他们送进福利院，福利院又将这些孩子交到国际领养者手上。他们的父母中很多人在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打工。其中一名女婴是2005年春季被当地计划生育官员强行抱走的。由于电话线路故障，他的父亲每月只能往家里打一次电话，女儿被绑架几周后，他才得到消息，随后急忙赶回家。按照当地官员的要求，他凑了大约900美元，准备赎回女儿。这个时候，他才得知女儿被送到当地一家福利院。等找到这家福利院时，女儿已经不见了。

　　落户城市？ 考大学成主出路

　　十几岁的时候——最早十三四岁—— 很多留守儿童也到工厂打工，彭伯燕（Peng Boyan，音译）便是其中之一。她曾是一名留守儿童，每次父母离开的时候，她都感到非常沮丧。16岁时，彭伯燕决定辍学，来到父母所在的深圳的一家工厂，成为一名工人。最初，城里的生活让她感到既新鲜，又自由。她每天工作到深夜，下班后也不上床睡觉，而是一直看电视。但很快，新鲜感就消失了。现在，彭伯燕已经20多岁，离家已经近10个年头。她现在一家电子企业打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周末轮休。她说：“过去，我的精力非常充沛，可能是年轻的缘故吧。现在已经无法和过去相比了。这是我做过的最累人的一份工作。”

　　彭伯燕每月的工资在315美元左右，周末加班的话可以拿到 475美元。对于收入，她很满意。不过，她也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没有跟着父母到工厂打工，现在的她应该是怎样一种状况。她说：“父母在家的时候，我的功课就很好，彷佛一下子变聪明了。一旦他们走了，我就无法集中注意力。”彭伯燕认为，如果当初继续上学，她能考上大学或者找一份更理想的工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唐纳德·特莱曼表示，即使父母陪在身边，农村孩子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道路也非常艰难。对于他们来说，拥有城市户口的主要途径就是考上大学。随父母一同到城里的孩子中能够考上大学的微乎其微。特莱曼指出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没有中学，那些希望孩子继续接受教育的父母只能将他们送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很多家庭无法承受住宿费用。“如果能考上大学，你就能走出农村，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就只能回家，当农民。”

　　都是孩子 差距咋就那么大？

　　张娟子初中毕业时，她的同学中有60%的人辍学，外出打工。他们走后，村子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有些老人散布谣言，称娟子与一些男孩子关系暧昧，经常深夜外出。面对这种谣言，她恨不得马上离开村子，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几年前，黄冬艳就担心女儿可能到城里赚“快钱”，可能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甚至走上卖淫的道路。她一度建议女儿到深圳找工作，这样就能一直看着她，防止她走歪路。后来，娟子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暑期工作，开始体会到母亲的艰辛。最后，她决定拿到中专学历，从事早期幼儿教育工作。

　　2011年夏季，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来到东莞，成为一名幼儿园实习教师。黄冬艳曾劝说娟子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找份工作。她说：“跟她说我希望她做什么一点用也没有，她根本不听我的，她有自己的主意。”黄冬艳觉得自己亏欠娟子很多，不希望这种遗憾在儿子身上重演。在儿子的性格形成时期，她希望能够扮演母亲应有的角色，关心和引导他，让他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她决定将儿子带到深圳，希望母子间的关系能够变得亲密起来。

　　作为一名农民工的儿子，张毅到深圳后可能受到别人的歧视，这让黄冬艳非常担心。除了湖南话外，张毅只能说几句普通话。公立学校往往拒绝张毅这样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或者说与户口挂钩的城市教育福利。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虽然为农民工子女兴办了学校，但很难吸引高素质的教师。黄冬艳说：“如果我的儿子生在一个城市家庭，他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看看城里的孩子享受的福利、生活条件和教育质量，再看看我们农民工的孩子，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湖南农村姑娘，23岁的姜采杭（Jiang Caihang，音译）称很多农民工家庭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这对孩子不公平。农民工的孩子到城里上学却遭到学校的拒绝，留守儿童被迫做各种家务，这是很多城里孩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将影响他们未来的就业机会。农民工的子女也应与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在城里受教育的权利。”

　　留在身边 很多问题难解决

　　当地政府虽然采取一些举措，但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为工人说话的香港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杰弗里·格洛哈尔表示：“他们虽然意识到工厂需要农民工，但在允许农民工分享利益方面却显得很不情愿。”户籍改革将加大市政府的财政负担，迫使政府拿出资金，让农民工这些新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待遇。

　　黄冬艳说虽然有些不安，但她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将儿子带到深圳后可能面临的诸多挑战。然而，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有可能迫使黄冬艳将儿子送回农村，例如无法承受的教育费用，自己的工作变动以及无法预知的医疗支出等等。不过，现在的她只希望好好享受与儿子在一起的日子。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城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牵着母亲的手走在大街上，小张毅的眼睛四处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穿职业装的年轻女白领，站在面馆外面抽烟的男人，所有这些都是他没见过的。

　　黄冬艳的住处位于深圳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区，面积很小，只有一个房间。回家后，小张毅一下子跳到床上，高兴得不得了，玩够了就剥石榴吃。看着儿子这么高兴，黄冬艳感到非常欣慰。她说：“儿子从没有和我这么亲密过。”对于黄冬艳来说，将儿子接到深圳能够让她真正体验做母亲的感觉。她说：“我没有一点带孩子的经验，不知道怎样照顾孩子。唯一知道的就是，带孩子一定很辛苦。我希望儿子能够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