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姚晨口述探访难民营：我在危难之地(组图)

　　姚晨在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这些年轻人没有住进难民营，而是分散居住在城市里。

　　文章来源：张莹莹 正午故事


　　一


　　那是一次可被描述为草率的飞行：航程中加入了两次起降，飞机一落

　　姚晨在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这些年轻人没有住进难民营，而是分散居住在城市里。

　　文章来源：张莹莹 正午故事


　　一


　　那是一次可被描述为草率的飞行：航程中加入了两次起降，飞机一落地，当地的百姓如赶集般扛着大包小包，一拥而上“拼飞机”。三个小时后，这架联合国难民署的包机终于到达了机场——其实就是一片红土地，没有航道。不远处两栋快要被红土淹没的小砖瓦房是航站楼。红土地上摆了一圈石头块儿，把行李扔进石头圈里，地勤走过去，胡乱翻翻，就是安检。


　　一下飞机，热气“轰”地打过来，接近赤道的热辣阳光把空气烤得扭曲了，血液在沸腾，耳朵像着了火似的嗡嗡直响。望不到边的红土上，一种褐色的小灌木像荆棘一样趴在地上，样子倔强又丑陋。


　　这是埃塞俄比亚2012年6月的一天，我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代言人进行的第三次探访。


　　从机场坐了四小时的车，我们到达了联合国难民署设在当地的办公室。一个金发姑娘迎过来，白衬衫、牛仔裤，笑得像一道阳光。这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是美国人，已经在非洲难民署的一线工作了好几年。她朴素热情，做事麻利，特别符合人们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想象。当天晚上，我们住在由集装箱改制成的办公室里。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引起疟疾，我们带了很多蚊香，还穿着长袖长裤睡觉，结果蚊子没死，我被熏了个半死。


　　距离办公室四小时车程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边境交界处，有个刚成立一个多月的难民营，那是我们此次探访的第一站。这座难民营没有墙，只是一片红土上散布着的帐篷和窝棚。不远处，好多个热气旋把沙尘卷起来，接通了蓝色的天和红色的地，奇幻又令人窒息。在我们到达的一个星期前，难民营里两个种族间刚发生了枪战。


　　难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在逃亡时没来得及携带任何财产。他们的衣服和食物也是由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分发。许多家庭只剩下了母亲和孩子，男人们在种族间的战争中或被打死，或被拉壮丁。因而许多难民非常紧张，不愿意和外人交流。我们探访的家庭都先由难民署联系沟通，征得了难民的同意。


　　我们探访的第一户人家没能分到难民署的帐篷，她们搭了个窝棚，用的建材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种丑陋的荆棘，外面裹上捡来的五颜六色的塑料布。窝棚也就三四平米大小，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块破布，四五个人盘腿坐着，把布挤满了。才几分钟，我就觉得窒息。满窝棚里都是苍蝇，它们成群结队地转圈飞舞，声音大得像战斗机。我盯着它们，不敢轻易张嘴，生怕一不小心就有苍蝇飞进去。女主人坐在我旁边，讲述着自己的遭遇。她对这一切似乎习以为常，苍蝇停在她睫毛上、嘴唇上，跟着她的嘴唇上下颤动。她平静地诉说着，并不伸手驱赶它们。


　　看着她，我想到一个词儿：“命若蝼蚁”。可能在这样的绝境里，难民觉得自己的生命跟苍蝇并无差别，她们和它们是和平共生的。在从前的探访中，我常会问，你想家吗？想不想你丈夫？但那次探访，我什么都问不出来。关于情感的话题显得那么多余，你都觉得自己矫情。“活下去”，才是她们唯一关心的问题。


　　探访前，我总会给自己化上明艳的妆。我不希望自己蓬头垢面、看上去脸色比难民还惨。这些难民，祖国回不去，申请避难的地方也不太接受他们，他们不能工作，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这是很严重的心理创伤。而我们的来到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有个明星来看你们。他们看着我是个明星的样子，就会觉得真有个明星来关心自己，就会觉得被重视。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像个明星。


　　当地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最怕下雨。我很奇怪，这么干燥的地方，下雨应该是好事啊？他们说，一下雨，这片土地就会变成一片黑色。平时躲在地下的那些知名不知名的虫子全部爬上来，将大地覆盖。许多大人小孩被这些虫子咬伤，得了怪病。对这些怪病，难民署也找不到疫苗可以预防，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多孩子死于不知名的疾病。人们能盼望的，就是别下雨。


　　这个位于边境的难民营里有差不多二十多位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审核、登记难民的身份，提供饮食、住宿，维持秩序，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学校，但大部分难民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觉得读书无用。于是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来上学的孩子每天能在学校吃一顿免费的甜豆糊，这样，学校里的孩子才多了起来。


　　在埃塞尔比亚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另一处难民营，它已存在超过十年。我去的这户人家围起了院子，算是难民营里条件不错的人家。低矮的房屋里没有光线，我们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晒着太阳，听女主人讲述过往的经历。一个小男孩蹲在我旁边，他睫毛长长的，扑闪着，特别好看。发现我看着他，小男孩低下了头，我无意识地顺着他的动作往下移了移视线——他的小腿上，一道半尺多长的伤疤已经溃烂，上面爬满了苍蝇。


　　太阳那么热，我的后脊梁一下就凉了。我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活不长了，对于他的苦难，我什么也做不了。


　　





　　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难民们在窝棚外裹上了各种布。


　　





　　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难民正在生火、烧水。


　　二


　　2010年，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邀请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难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难民署当时的需求很简单：随同探访菲律宾的城市难民，所有费用自理。正是由于他们这个公益机构连工作差旅都不负担，发出的很多邀请都没了回音。我问：“联合国难民署是不是安吉丽娜·朱莉合作的那个机构？”他们说：“对。” 我就同意了。


　　我经纪人比较理性，说，去没问题，但能不能给个说法？别莫名其妙去了，也不知是个什么身份。难民署一寻思也是，经过一番繁琐严谨的申请过程，我成为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第一位代言人。朋友们知道了开玩笑，“代言难民！那你挺适合的，这么瘦，确实像难民”。


　　的确如此。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对“难民”的了解，仅限于《新闻联播》的播报。这个名词令人联想到非洲、饥饿和贫困，但对于难民的成因，对于难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一无所知。带着一种莽撞的热情，“难民小分队”就此踏上了探访的征途。


　　如今这支小分队已经远行探访过了五个国家。除了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其他都是志愿者。其中包括摄影师许闯和我的经纪人张蕾。为了节约经费，张蕾逼着她老公进电影学院学了摄影和剪辑，把他拉到队伍中负责视频拍摄，后来的《枪炮与玫瑰》、《未来不只是梦想》和《生于困局》这三部纪录片都是他的作品。小分队里还有两位常驻的媒体人，一位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易立竞，另一位是曾在《北京青年报》国际新闻部工作的刘一。除了她们俩的往返机票由供职媒体承担，其他人的费用都由我出。几年的探访下来，队员们从朋友变成了情谊深厚的战友。


　　难民署的合同协议是一年一签的，总部每一年对代言人都会有评定，当然也考虑到我或许会做不下去。老实说，探访后的无力感，让我在这些年中有过数次想放弃的念头，甚至还对难民署在工作中的过度谨慎无法理解，跟代表Giuseppe还发生过争执。后来他调任去了缅甸，我又经常怀念这个意大利老头，觉得他还是个尽职的好人，只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理想而已。2013年，我通过了他们更严格的考核，升级成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一时间我悲喜交加，心说这回可就任重道远了，想跑都不好意思跑了。


　　三


　　2015年9月的一天，我带着小土豆在三亚度假，天气很好，海风拂面，在沙滩上休息时，我打开手机浏览新闻，而后就看到了那张照片：一个三岁男孩趴在沙滩上，他是叙利亚难民，死于沉船。


　　就像心上被打了一拳，熟悉的无力感再次袭来。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没了，而我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我一个人回了房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阳光把房间照得透亮，我坐在浴缸边，一次又一次看那张照片，嚎啕大哭。


　　2014年5月，我和小分队曾在黎巴嫩探访过叙利亚难民。那一次，我们乘坐的越野车不像以前贴着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标志，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地的恐怖分子为了引起国际影响，会专门攻击国际救援机构的车辆和驻地。每天进出难民署办公署，安保拿着扫雷器，把车里里外外扫个遍。一位工作人员反复叮嘱我们：这辆车每次乘坐的人必须是固定的，乘坐位置也不能换。他冷静地说：“万一车出事，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谁死了。”


　　他没夸张。我们探访的那个星期，酒店附近便发生了枪战和自杀式爆炸袭击。


　　从三亚回来，我向难民署申请去土耳其探访逃难到那里的叙利亚难民。申请提交没几天，土耳其就发生了大爆炸，紧接着是大选。当地难民署做出安全评估后，谢绝了我们的探访申请。于是按照此前的计划，2015年12月，我进行了第五次探访，前往巴基斯坦探访阿富汗难民。


　　众所周知，巴基斯坦也是长期动荡之地。这几年，小分队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想走就走的单身状态变成拖家带口，多了许多责任和牵挂。出发前我在小分队的微信群里说，这次去的地方很危险，建议大家谨慎选择，谁不能去的，私下说一声，千万别纠结。 结果没人接茬，大家都若无其事地扯别的。问了两遍，都这样。我感动又担心，感觉自己背了六条人命。


　　战争永远比想象中更残酷。在巴基斯坦的难民署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们放了个PPT介绍当地情况。“本来有两个酒店可以让你们选择，”他说，“但现在只能住这个了，因为另一个在去年被炸掉了一半，死了四百多个人”。啪，一张血淋淋的照片放在眼前。工作人员又说，“尽量不要去清真寺、商场这种人群聚集的地方。这些电话你们都记一下，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能用得上。”我寒毛倒竖，心说真遇到事，来得及打电话嘛？


　　在巴基斯坦，我每时每刻都在排练反恐内心大戏。进了酒店大堂，我就想，如果从正门冲进来一队恐怖分子，我就先把老易(易立竞)扑倒，拽下沙发，从沙发后往里跑，那儿我探测过，有个厕所；但万一恐怖分子进厕所扫射呢？往大堂外跑？目标太大了；倒地装死？听说恐怖分子习惯对死人也补几枪……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这算不上杞人忧天。看新闻，一个月前，非洲就有恐怖分子冲进一家酒店，先对着大堂里喝咖啡的人群扫射，又上到客房，一个门一个门踹开，对内射击，好多人死在床上。


　　联合国难民署这次为我们申请的安保级别是D，仅次于一线战场的标准。从伊斯兰堡去难民营开车需要五个多小时。我们第一次在探访时坐上了防弹车，中途只允许在指定地点上一次厕所。武装警察先端着枪下去里外巡视一遍，我们再去。摄影师许闯说：“人生头一次在AK47的保护下上厕所，尿得特别安心”。


　　这次探访的重要对象是一位在巴基斯坦难民营生活了十几年的阿富汗难民女教师Aqeela Asifi，她打破了阿富汗许多部落数百年来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的传统，十几年来，有一千多个女童先后在她开办的学校里读书。Aqeela在2015年9月获得了南森难民奖。


　　Aqeela的家就在学校对面，为了迎接我们，她把好多块白布拼在一起，做了一块尽可能大的地毯。她拿出一套亮晶晶的玻璃茶具泡奶茶给我们喝，我想，那套茶具也许那是这个家里最华贵的东西。Aqeela的家灯光很暗，四壁皆空，唯一的装饰是南森奖的奖牌。巴基斯坦女性爱美爱化妆，我送给 Aqeela一个化妆盒，还有一条苏绣披肩。她是个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女性，我不想送她生活必需品，更想给她一些来自一位女性友人的礼物。Aqeela 立即把披肩围在身上，又走进里屋拿出一个首饰盒，塑料盒子的边角已经破损得很厉害，她从里头拿出一个蓝色的手环，镶满人工水钻，闪闪发光。那应该是个珍贵的、只在节日里戴的首饰，她把它送给了我，还有一串胡椒壳项链。她说：“我们交换礼物，是为了记住彼此。它并不贵重，但即使现在我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那也是代表我的心意。”


　　闪闪发光的手环和胡椒壳项链现在摆在我家柜子里，每天我都能看见它们。


　　





　　巴基斯坦，阿富汗女教师Aqeela Asifi。2015年9月，她因对当地教育做出的贡献获得了“南森难民奖”


　　四


　　“当时我离安全地带只剩下一百米，”Indrika Ratwatt说，“可是反叛军出现了，他们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没有停，一踩油门加速往前冲，但一声枪响之后，后车胎爆了，他们开了枪，随即我被从车上拽下来，好一顿暴打！”


　　这是我在巴基斯坦探访的最后一天。晚上，难民署驻当地的代表Indrika Ratwatte请我们吃饭，席间讲起了他被反叛军劫持的经历。那是上世纪90年代，Indrika所在地区的反叛军和政府军发生冲突，反叛军包围了他驻扎的区域，他让难民署同事先撤离，自己和另一名同事留到了最后，结果被反叛军劫持。这件事上了国际新闻，他的妈妈在电视机里看到了他被劫持的消息，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后来，反叛军提出交换条件，Indrika逃得一命。那之前一直到现在，他都在为难民署一线工作。“看多了尸体，反而不觉得害怕，”他说，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Indrika是斯里兰卡人，五十岁开外，永远不慌不忙、乐乐呵呵，富于教养和风度，小分队里的女孩一见到他就满脸花痴。认识了他，我才相信没有头发的男人也能这么帅。Indrik说，18岁的时候，他满脑子只有姑娘，“恨不得一周换一个”。担任政府官员的父母希望他接任工作，但Indrika 的奶奶告诉他：“孩子，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于是他选择了难民署，成为了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后来我才知道，Indrik的父亲是斯里兰卡的总理。


　　Indrika的无畏，也符合我们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想象。不过历年探访中，我们也遇到过令人无语，非常官僚的工作人员。最初，我有些愤怒：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人道主义工作者？后来我反问自己，为什么人道主义工作者就一定要是完美的人？


　　所谓“人道主义工作者”，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个“人”，人本身就是复杂的个体，会同时拥有人性的美好与阴暗。这个行当和其他行业的人一样，各式各样。六年前最早联络我的难民署新闻官宋菁是个雷厉风行的女性，把我“代言”这事办完，她就调任到孟加拉，现在驻扎在土耳其，这些年总呆在危险之地。你想象她一脸正义吧？其实，她是个KTV麦霸，唱起歌来如训人般铿锵有力，在微博上评点人事特别“毒舌”风趣，令人捧腹。对了，她最爱鹿晗[微博]。


　　2011年我去泰国梅拉难民营探访时，接洽我们的是难民署在当地的一位高级新闻官——60多岁的老太太Kitty McKinsey。Kitty做过二三十年的战地记者，身量高大，不苟言笑，极其敬业。梅拉难民营情况特殊，是由当地军方管理。探访前，Kitty坐了七个小时汽车先到难民营跟军方打好招呼，确认了我们即将探访的家庭，又坐了七个小时汽车回到曼谷，在机场接到我们，再和我们一起坐七小时汽车回到难民营。我们坐了一趟来回就快散架了，真不知道她六十多岁高龄，两天两趟十四个小时山路来回，是如何继续保持头脑清晰，神采奕奕的？


　　记得有次晨起集合，小分队里有几个人下楼迟到了两三分钟，Kitty非常生气，用英语把大家骂了一通，我那天有如神助起得很早，所以逃过一劫。当天晚上，定下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后，其他人都回房间了，Kitty拉着我悄悄说：“我给他们说的时间早五分钟，怕他们迟到。你可以晚五分钟下来。”我一愣，立刻觉得这老太太可爱极了。


　　每位难民署的官员在同一个国家任职不得超过四年，家属可随行；在危险地区，这个时间被缩短至两年，也不允许家属随行。Kitty一直是单身。从泰国回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Kitty。有时我甚至觉得那些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也很像难民，在一个个危难之地流离失所。我曾问过Kitty，多年的难民工作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说，难民就是你给予他一分帮助，他恨不得用全部来回报，这让她非常感动，觉得一定要和难民一直站在一起。


　　





　　探访泰国梅拉难民营，我和这些已经申请到第三国安置的小朋友一起上社会常识课。


　　五


　　时间已过去六年，但还会时常想起我们第一次探访难民时，在菲律宾马尼拉见到的Mamun博士。Mamun是索马里人，二十多年前，他被索马里政府送到马尼拉学习，按照当时的计划，毕业之后，他要回到索马里为政府工作，但他还没毕业，那一届政府就被推翻了，他的仕途就此终结。


　　菲律宾是难民福利相对完善的国家，Mamun博士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按照规定，在菲律宾居住八年以上可以申请本国国籍，Mamun博士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之久，但他从未申请过菲律宾国籍。他时刻关注着世界政局，总觉得也许今天下午，也许明天早上，他就能打包行李回到索马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亲人，回去干吗呢？我问他。他不容置疑地回答：“那是我的故乡，我死也要死在那里。”


　　Mamun五六十岁了，一直没有结婚，他说，他心目中的理想对象起码要“年轻漂亮”。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心说想得还挺美，一干巴老头，长得也不好看……但同时，我能体会他的孤独和他对生活的强烈向往。他怀抱着一个坚定的希望，哪怕它很可能无法实现。


　　在很多时间，很多地方，难民似乎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只要战争不结束，永远会有人流离失所，而大众对他们的注意力不会持续太久。这段时间，世界的关注焦点在叙利亚难民身上，事实上，阿富汗难民问题已经持续了35年。我见过一些难民，他们在难民营里出生、长大，对他们来说，阿富汗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巴基斯坦更显得像故乡，可巴基斯坦又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接纳他们。他们没有公民权，不能离开难民营，不能工作，也就失去了恢复成正常人的可能。


　　联合国难民署曾经制作过一系列宣传海报，令人印象深刻。主题是“难民也想拥有和你一样的烦恼”。其中一张海报上，一个男人坐在马桶上，一个女孩推开他面前的门，两个人都呈现尴尬的表情，两人的周围是一片废墟；另一张海报上，一个男人刚洗完车，突然下起了雨，他郁闷地看着天空，实际上，那是一辆被炸毁的车，他的身后也是一片废墟……我很喜欢这一系列海报。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中的小小不顺心，但我们所抱怨的，正是难民所奢求的。


　　去年我受邀拍摄了“倍耐力”年历封面，今年1月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水晶奖”，3月当选了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这些荣誉其实都与我这几年从事的难民工作有关。


　　六年前，真不敢想象会因为为难民做点事，而拥有这些认可和荣誉。从2010年开始从事难民工作以来，我在质疑声和骂声中成长。“消费难民”、 “作秀”，说得最多的就是“国内还有很多贫民，你干嘛帮助国外难民”。事实上，帮助国内的同胞和帮助难民并不冲突，私下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难民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高调宣传，将这些难民的境遇传播出去。


　　2012年，我的个人生活发生巨大变故，我觉得自己像个被现实卡住脖子的人。那时的我根本没有力量去探访难民，太讽刺了！我都不能自救，还要去救别人？可是在埃塞俄比亚探访的那几天，我真把自己的事情忘了。探访的最后一段行程，我在难民营中的手工坊里，和那里的女人一起唱歌、跳舞，有个非洲姑娘特别活泼，她拉着我跑到篱笆前，搂着我的脖子对着镜头露出笑容。在危难之地，她依然认定生活值得追求、未来值得憧憬。


　　非洲探访归来后，网友的声音开始发生变化，到现在，七成的评论变成了支持。


　　在探访中，我经常听到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她为联合国难民署做的探访、宣传和募捐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我还不知道难民是什么的时候，她已经是我最钦佩的女性。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如果不是曾在电视里见到安吉丽娜·朱莉和难民儿童在一起，我可能不会接受难民署的邀请，也就不会有如今的经历与收获。


　　其实，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问自己：我还能为难民做什么？仅仅是探访，真的有用吗？难民署每次都回答我：“你来，就是为他们做了很多。安吉丽娜·朱莉所在的环境经常有对难民问题的普及和传播，但在中国，你几乎等同从零做起，你的职责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难民。如果十四亿人都能来关注和帮助难民，力量会是巨大的。”这个说法不能令我完全满足，但至少，它能让我获得一些宽慰。


　　难民的世界是黑暗的。一位索马里难民姑娘对我说：我的世界只有两天，一天是快乐，一天是忧伤。但这些年，难民给予我的力量却远远超过我给予他们的。


　　有时我想，上帝造人，为什么大家不能一样？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喝着咖啡，可能某个地方就响起了枪炮声，又有人失去家园，成了难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上帝到底是公平的吗？最初我不能理解，现在我慢慢接受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