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无法改变社会 但可学懂规则玩死他们(图)

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在《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少年消费群体》一文中分析80后的消费特征：中国青少年群体的背后是一个年销售额为360亿美元的市场。宠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高达287.5亿美元，还有75亿

 
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在《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少年消费群体》一文中分析80后的消费特征：中国青少年群体的背后是一个年销售额为360亿美元的市场。宠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高达287.5亿美元，还有75亿美元则直接出自孩子自己的口袋。追逐时尚型的青少年集中在大城市中，他们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更信赖科技力量，追逐金钱财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十分在意。小城镇的青少年用更多的时间读书，更加让人震惊的是受访者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郭敬明先生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一独特市场。

《小时代》最令郭敬明骄傲的是一个长镜头，摄像机追随奔跑的杨幂，从秀场的一层到顶层。这个长镜头共拍摄了4天，难度在于要在一个封闭的、充满各种障碍物的楼里为摄像机寻找适合的角度，并同时调配800个演职人员。这是第一次做导演的郭敬明坚持使用的手法。

这符合郭敬明一贯追求极致的性格：热爱名牌、华服、party和美酒；他出版的杂志叫《最小说》；公司叫“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最世”)；他洗脸10道程序，出现在公众视野完美如瓷器。因为衬衫没及时烫好，他曾缺席《锵锵三人行》的录制。

他高调炫富的生活态度有着广泛的影响。除了作品质量之外，他让人联想起美国著名作家卡波特，同样有着小男孩的身材，娇嫩的嗓音，热衷名利场生活，结交明星、模特、奥运冠军、房地产老板……他主办的party往往选在上海最隐秘奢华的场所，比如外滩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原址。他是称职的沙龙主人，习惯用夸张又真诚的口吻称赞每一位入场的女士：亲爱的，你真美。

但是，如今他已经有了不穿名牌的权利，此刻坐在《人物》记者面前的郭敬明穿的是一件300多块钱的暗蓝色衬衫。“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寸寸抢回来的。”他说，“现在社会对我的认可越来越高，包括这几年媒体的态度。就像我现在，你不会对我说，哎，郭敬明，不好意思，你麻烦换一件贵一点的衣服。”

看他金光闪闪，看他杀气腾腾

郭敬明对《人物》记者说，崇尚名牌缘于刚成名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2003年《幻城》出版后，20岁的他在上海大学念大二。

“那时我对名牌没什么概念，还穿了一套自己觉得挺好看的衣服。然后到了活动现场，一个工作人员问‘郭先生到了吗？你是他的助理还是什么？’我说我就是郭敬明。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说，‘哎——你服装带了吗？我们先去把衣服换掉。’我说：‘我已经穿好了。’”

“他那个脸，我当时记一辈子。”郭敬明翻了个白眼，脸上是一种夸张的不屑，“他说，哦，你跟我来吧。然后就放到一个小小的座位边上。”

郭敬明说，这种耻辱感把他整个世界观“摧毁”了。“像突然从学校拎出来，丢到闪光灯下，我傻眼的那个时候。”他感到愤怒又自卑，“并不是我一定要穿得多牛逼，而是被要求穿得很厉害。”

刚出道时“被欺负”的桥段出现在郭敬明接受的各种采访里。归结原因，“自己没那么牛，别人才敢那么对你。”郭敬明出生在四川自贡一个公务员家庭，初中时最爱引用的诗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高中时两次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在仔细研究前两届新概念获奖者的文风后，他才敢投出作品，“我是很认真地想要拿第一名，用尽全力地，朝向那个最虚荣的存在。我写了整整7篇5000字的文章。我买了7本杂志，剪下7张报名表。”

上海让郭敬明毫无归属感，于是终日旷课、打动漫，用写作排解迷茫。直到2003年出版《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逐渐赚到了钱，他才认为自己算“真正融入了上海的生活”。他最大的爱好是结版税的当天去银行查存款，看看又有多少进账。

“你绝对不能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要自己写一个规则。这是不可能的。你琢磨自己就行了。你是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的，但是你可以去学懂它的规则，然后去玩死他们。”

郭敬明对《人物》记者说，口气冷冰冰的。

由于每天只能睡2—3小时，他休学了；21岁生日当天，他组建了工作室，出版杂志书。他成为作家财富榜上最年轻的上榜者。这位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理所当然自认是残酷竞争中的赢家。“在这个时代，我出来了，你没出来，就永远出不来了。”

“郭敬明的书最吸引我的是情节，展示了不一样的生活：几个人纠结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女的漂亮，男的帅，又有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一学生熊梓屹说。

“我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郭敬明很少锋芒毕露地回应对他拜物的嘲弄和质疑。“我本来就是一个教养很好的人。”他说。他的反击是博客上高调炫富的照片，《小时代》中反复出现的奢侈品。“我想在里面很残忍地、很赤裸地去讨论问题，我当时非常明白它一定会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挑战那些卫道士们。但是我遵从内心的出发点去写，我非常想记录我所看到的上海，我就是刻意要血淋淋地挑起这些矛盾。”

“时代一定存在天才”

直到最近3年，人们才能够正面认识郭敬明对出版业所做出的惊人贡献：中国现有传统文学期刊的全部发行量加在一起，才仅仅能抵上郭敬明旗下5本杂志的发行量；连诺奖引发的“莫言热”也未能改变中国书市的畅销格局——排在畅销榜首的依然是郭敬明；他的公司连年盈利超过2000万，旗下的80多位年轻作家每年为图书市场贡献2亿码洋。

这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出版线，郭敬明坐在金字塔顶端。作家们通过郭主办的文学大赛、杂志和身边近10个编辑的选拔产生。塔底的作家每本书销量在5万上下。攀爬至金字塔中段的销量标准线是10万—20万册。笛安、落落、安东尼是簇拥在郭敬明左右的王牌作家，每本书的销量至少50万。“在其他出版社3万—5万就是畅销书了。在郭敬明这里是不够的。”金丽红说。作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她的公司负责后期发行，郭负责内容制作。“读者买的是我的判断力。”郭敬明对《人物》记者强调。

在郭敬明构建他的商业帝国时，痛苦指数最高的是“从情感维系到制度维系的阵痛”。

最初的团队如乌托邦：同吃同住，以友情推进工作。然而，“没有规则和标准必然会与人情抵触”。“他有时会很贴心地跟我聊天，像朋友；有时就会用上级的语气要求我。我转变不过来。”当初一同创业的Hansey向《人物》记者解释当年离开郭的原因之一是“作为老板，他不够强势”，所谓不够强势，指的是当Hansey和别人意见分歧时，郭敬明私下会说支持他，但公开场合又一语不发。

Hansey离开时郭敬明哭了。另一个创业伙伴阿亮看见他发了会儿呆，头埋在臂弯里，悄无声息，整个背都在颤抖。

几年后Hansey回归，郭敬明接纳了。他使用“理性”、“克制”这类字眼解释自己已经“被社会训练得越来越冷静”。“我并不会把它理解为你对不起我，有一天落魄了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要雪上加霜地置你于死地，我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他们走过的路我太明白了，我比他们早了五六年。”他称与他同龄的员工是“温室里的花朵”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他们被他保护着，“我冲在最前头，去谈所有残酷的现实的东西。”

他开始学习如何建立企业管理制度，如何树立权威。员工被要求喊他“郭总”，只有签售新书时才能喊昵称“小四”。“现在你能想象我和员工住在一起吗？早上起来聚到客厅，一边吃早饭，一边开选题会？这不可能。”郭敬明认为这不是一道“在友谊和金钱间如何取舍”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关乎“权力如何分配”的社会命题。财富和权力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就像一个金字塔，由上到下分配，几千年延续不变。”

他严格苛刻，像打造明星一般管理作家。既小心翼翼又略显不安的情绪笼罩在这家出版帝国上空。一位不愿具名的最世作家告诉记者，编辑提醒他不要跟老板交流太多，因为“不知道说了什么就会被雪藏”。“我有时会感觉很……无措。”他说。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开，“离开了，书不会有那么高的销量。”

3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郭敬明曾将成功归功于“时势”；3年后，在拥有了更多的资源、知名度后，他毫不犹豫改了答案：“时代一定存在天才”。

“我进影坛一定会像当时我进文坛一样，震死他们”

郭敬明清楚公知精英们对他的不以为然，他的角色和韩寒不同。比如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曾公开表示“不会尊重一个将生活完全变成消费符号的人”，“无论郭敬明在商业上取得多大成功，也完全不可能赢得我的尊敬”。

“其实现在好很多哎。”郭敬明平心静气地说，他希望别人给他评价是“公正的”，“一个新的现象突然诞生了，人们拒绝你，但是发现忽视不了它的存在，他会试着去了解你，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了解，但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向别人证明。”

“上一代人是无法判断下一代人的阅读喜好的。”陈晓明对《人物》说。他是北大中文系教授，10年前开始关注郭敬明和他的文学，“80后是没有历史记忆的一代。过往的文学作品推崇冷酷的、愤世嫉俗、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过滤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反抗什么。”

郭敬明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安东尼。郭敬明通过网络发现他时，他在澳大利亚一家酒店打工，写作风格是呓语配插画。1940年代末出生的金丽红无法理解安东尼为什么可以红。“他的文字很散乱。”金丽红说。她从办公室的书架上取出一本酷似少女笔记本的《陪安东尼度过的漫长岁月》，“签售时，只要他一出现，现场就是狂热的。”

大多数粉丝会在长大一些之后离开郭敬明。所以他的粉丝就像一茬一茬的韭菜。他们大都在18岁以下，女孩居多。刘吟是一位80后编剧，从初中开始喜欢郭敬明，她曾被他所构建的悲伤世界完全迷住：“那个世界有我的青春伤痕和对深沉爱情的憧憬。”

当新概念挖掘出了高中生真正喜欢的东西之后，一直坚守高中生群体的郭敬明也因此成了新概念遗产最大的继承人与将之持续商业化的人。在中国封闭而残酷的高考制度下，中学生的生活几乎是变化极少的，间接来说，是这种僵固决定了郭漫长的创作生命与持续而巨大的商业价值。

按照《黑客与画家》一书作者Paul

Graham所描述的，学校是类似监狱和上流社会女士午餐会一样的存在，它们都不同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关键并非在于它是由成年人组成的，是在于它的规模足够庞大使得你所做的每件事都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效果，而学校、监狱、上流社会女士午餐会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场合的成员都好像关在封闭的泡沫之中，所作所为只对泡沫内部有影响，对外部没有影响。”

郭敬明从来没有想成为鲁迅式的作家。“我的产品就是让大家去享受青春美好的故事，去享受阅读小说的快感。”他抿了一口助理买回来的速溶咖啡，“如果在好莱坞，我应该是一个生产《2012》这类商业大片的导演，而不是文艺片。”

导演梦在今年实现了。“这次我进影坛，一定会像当时我进文坛一样，震死他们。”

“插上红旗的人，永远只有那么几个”

歌手韩红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郭敬明写的歌词，惊异“这是谁写的？如此的锐利”。现在，锐利的郭敬明在描述这样一个《小时代》：这是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我们躺在自己的小小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生依次需要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郭敬明的小时代故事直接从情感和归属开始，迄今基本实现了尊重，正在向最高层的自我实现迈进。

郭敬明很自信，“只要有人写中国文学史，绝对避不了郭敬明三个字，他如果避掉郭敬明三个字，这本书就是不公平甚至缺失的”。他对未来世界跃跃欲试，“我手上的几个计划完全跟现在的身份没有关系。”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是：“看看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了的？”他抓起一包餐巾纸，“但让我把一块钱的东西卖出两块，我没兴趣。”

他害怕衰老。每天喝燕窝，吃各种药丸，比如有抗氧化功能的东西，吞下多种水果蔬菜榨成的汁，味道不佳但营养全面。

“我觉得生命太短暂，而且死亡真是很可怕的事，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地体验更多的人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一定要没有遗憾，一定要做到真的不能再做了……”

“可能别人都觉得我年少多金，但我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赶稿。”他不无落寞。但随即，他收敛孩子气，板起面孔，“我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太爱玩了，有时实在太累了，就有惰性，工作会拖，不够拼。”

过往10年无休的生活、日均3—4个小时的睡眠、以30分钟切分的日程表被隐藏在光鲜亮丽的场面之下。“他似乎晒晒太阳就活过来了。”笛安形容。

“唯一一次情绪不好是在工作室陪着他，等待法院宣判抄袭案。结果出来后，他一下愣住了，站着不动。后来，他回了房间，我估计在房里大概有哭过，出来后，眼睛红红的，一声不响。但这天后也没有跟我们聊过这件事情。”痕痕回忆。

为抵抗疲惫，他喝大量咖啡。但唯一无法抵抗的是孤独，日渐强烈。

“现在叫你吃饭怎么这么难，难道我们友谊淡了吗？”

他曾又失落又生气地对痕痕说。一次，笛安去上海开会，散后会，郭敬明提议吃火锅为她庆生。“实际上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后来我才明白，他是讨厌开完会各走各的。”

《小时代》杀青酒会致辞时，他“哭得很凶”，意识到“一切结束了”。

他没有任何一段公开恋情，对外解释没时间，即使谈了，内心的想法也不能全部跟对方吐露。“爱人间牵扯太多经济的东西”。

郭敬明用爬山比喻通往成功的过程，残酷又艰涩：“一旦决定要成为走上顶峰的人就注定孤独的开始。不能因为有人跟不上节奏就停下来陪伴……旁边的女孩要结婚了，生子了……最后发现身边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要忍受，其实这时就是跟自己精神对抗的过程。插上红旗的人，永远只有那么几个。”

谈到这些时，郭敬明看上去平静极了。15平方米的房间至少有10个人在注视着他。自始至终，他保持微笑，戴着美瞳的黑眼睛仿佛一直望着你，又似乎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