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女记者回忆被绑架:遭多人百般凌辱性侵(图)

2011 年3 月，利比亚。　　利比亚内乱很快变成了战争。内乱开始后的三个星期，我被绑架了。　　当时我和三位同事——泰勒·希克斯、安东尼·夏迪德、史蒂夫·法瑞尔正在报道一场由利比亚民众发起的反政府内战，卡扎菲

　　利比亚内乱很快变成了战争。内乱开始后的三个星期，我被绑架了。

　　当时我和三位同事——泰勒·希克斯、安东尼·夏迪德、史蒂夫·法瑞尔正在报道一场由利比亚民众发起的反政府内战，卡扎菲把记者也视为敌人。我们的车撞上了一个哨岗。司机穆罕默德只有22 岁，是个话不多的工程学学生。现在，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卡扎菲的士兵手中，我们的手脚被绑住、蒙着眼睛。

　　有人把我推进一辆汽车的后座，恐惧让我口干舌燥，绳子勒着我的手腕，使我双手发麻，手表嵌进了皮肤。一个士兵打开车门坐到我身边，看了我几秒钟，我能感到他在盯着我，却不敢抬头去看他的眼睛。有一瞬间我以为他来给我喝水，可他却举起拳头狠狠地打我的脸。

　　我的眼泪涌上来，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他的不尊重，我害怕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从没见过一个阿拉伯男人竟然会如此不自重，殴打一个被绑住双手、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

　　人生第一次害怕会遭到强奸

　　我在伊斯兰世界工作了11 年，人们对我的热情和善意无可比拟，他们想尽办法给我食物，让我有地方住，保护我远离危险，现在我却害怕这个人会对我做什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害怕会遭到强奸。

　　史蒂夫被推进车里，坐在我旁边，我轻松了些。士兵围在汽车周围，大笑着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他们在说阿拉伯语，还好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看见泰勒和安东尼在距我6米的另一辆车里。泰勒和我是高中同学，我们13 岁时就认识，他熟悉的勇敢而镇静的神情让我感到安慰。

　　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我鼓起勇气张望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车，那辆金色的四门汽车车门开着，一个士兵把我的物品扔到人行道上。驾驶座的门旁边趴着一个青年，一动不动，他穿着一件竖条纹的汗衫，一条手臂伸开着，似乎是死了，我肯定那是穆罕默德，内心充满罪恶感。无论他是在交火中被打死还是卡扎菲的人把他处决，都是我们杀了他，我们为了一篇报道而不顾一切。我哭起来，一时难以平静。正在这时一个士兵把一个手机举到我耳边。

　　“说英语。”他说。

　　“萨拉姆阿勒库姆（阿拉伯问候语）。”我轻轻地说。

　　一个女人用英语对我说：“你这条狗，你这头驴子。穆阿迈尔·卡扎菲万岁！”

　　我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个士兵命令道：“跟我妻子说话。”

　　“萨拉姆阿勒库姆。”我重复。

　　她顿了顿，或许是在思索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对她说她们的问候语。“你是狗，你是驴……”

　　我说：“我是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

　　士兵把电话从我耳边拿开，轻柔而喜悦地对他妻子说话，他笑着，对他今天的娱乐很满意。

　　我们被绑着在车里坐了几个小时，炮弹像雨点似的不断落在我们附近。天渐渐黑了，反政府武装的进攻愈加激烈，子弹在汽车周围呼啸。泰勒设法把手腕从电线的捆绑中挣脱出来，一个有同情心的士兵解开我的手。我们躲在车门旁找地方掩护，史蒂夫和安东尼很快跟上来。我们像沙丁鱼似的蹲在地上，挤在一起。

　　一阵尖锐的爆炸声停下后，泰勒说道：“有坦克，还有机枪。”每次听到爆炸我们都心惊胆战，担心会被弹片或子弹击中。经过我们的请求，几个心地善良的士兵拿来了一个薄垫子铺在路中间，让我们躺在上面。

　　没有人知道这里的指挥官是谁，只听说我们会被送去见“博士”，一些士兵后来把他称为穆塔西姆博士——卡扎菲一个凶残的儿子。他的每个儿子都有各自的民兵队，每个民兵队都有各自的规章，我行我素。

　　凌晨4点，我们被叫醒了，能听到附近士兵的谈话。安东尼有一半黎巴嫩血统，是我们之中唯一会说阿拉伯语的人，他集中注意力听他们在说什么。“反政府武装在附近聚集起来了，军队要把我们送到更安全的地方。”

　　“还有希望。”我说。

　　几个士兵朝我们走来，逐一蒙上我们的眼睛，把手绑到背后。一个强壮的士兵像拎枕头似的把我拎起来，放到一辆装甲车里，这辆车看起来像一个铁皮甲壳虫。我尽量不动，不让别人注意到我，此时我感到一个士兵也上了车，把他的前胸紧紧贴在我的后背上。周围动静很大，很快我就听到史蒂夫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吗？”

　　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说“在”。

　　装甲车开动了，不出几秒钟，贴着我的士兵便开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祈求他不要发现我钱包里的护照。我扭动着身子，央求他：“拜托，不要这样，拜托，我结婚了。”他用几只咸咸的手指堵住我的嘴，让我不要说话，然后继续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的嘴唇能感觉到他手指上的盐分和泥土。

　　我知道那辆装甲车里坐着的全是男人，这是部队运输士兵时常用的车辆，可我不知道再过多久才会有人来救我脱离这酷刑。我听见我的一个同事痛苦的呻吟，开始我以为是安东尼，后来才知道是史蒂夫，他的屁股坐在一把刺刀上，不过刺刀没有刺穿他的裤子。我们都在经受折磨。

　　我说：“拜托，你是穆斯林。我结婚了，拜托！”他不理睬我的话，他的手在我胸口摸了30多分钟，直到另一个士兵把我拉过去，他想让我免受骚扰。手指带咸味的家伙把我又拉回去，“拯救者”又把我拉过去。有人还有良知。

　　装甲车放慢了速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有人用力把我推下车。我们被推进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里，仍被绑着手、蒙着眼睛。安东尼在大声呻吟。他的声音十分痛苦：“我的肩很痛，我的手臂被绑得太紧了。”

　　我的肩也很痛，车祸后我肩上垫着矫正锁骨的钛钢板。安东尼和史蒂夫开始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和一个士兵说话，请他把我们的手绑在身前，而不是背后。

　　士兵一一解开我们的手臂，我立即感到轻松多了。坐在车里时我异常平静，我的手现在绑在身前，离同事很近，希望整个晚上我们都能在一起。

　　劫匪抚摸着我的脸说，你今晚就会死

　　我在蒙眼布下闭起眼睛，试着放慢呼吸，不去考虑我的恐惧、口渴和尿意。正在这时，我感到有人抚摸我的脸，像恋人般的抚摸，他慢慢地抚过我的脸颊、下巴和眉毛。我把脸埋在腿间，他温柔地把我的脸抬起，继续轻轻地抚摸着。他摸着我的头发，用低沉而平和的声音反复对我说着同一句阿拉伯语。我低下头，不去理睬他的触摸和话语，因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什么，安东尼？”

　　安东尼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在告诉你，你今晚会死。”

　　我浑身发麻。自从那天早晨我们被绑架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死的可能性，此后每一分钟都像是赚的，我得专注于眼前的时刻，专注于活着，不要被情绪打垮。

　　泰勒忽然说：“我要呼吸新鲜空气。安东尼，请问问他们能不能让我下车呼吸新鲜空气。”

　　泰勒的请求非常奇怪，之前几个小时他都忍着一句话也没说，现在他却要呼吸新鲜空气。后来我听说，那个抚摸我脸、说我要死的士兵不断地对泰勒说他要砍掉他漂亮的脑袋，泰勒恶心得要吐。

　　我们坐在陆地巡洋舰里睡着了。被士兵砸门的声音惊醒时，天已经亮了，我们浑身僵硬、酸痛。他们把我们扔上一辆小货车，我们依旧被绑着手，蒙着眼睛，躺在车厢里，在地中海无情的阳光直射下往西开了约400 公里。

　　2011年利比亚的班加西，不久Lynsey就和三个同事被忠于卡扎菲的武装绑架

　　我想象着我们像中世纪战士的战利品，从一个又一个敌人哨岗前经过时的情景，我已懒得再害怕，懒得再去想接下去会怎样了，未知比什么都可怕。

　　泰勒是我们的眼睛，他能透过蒙眼布看见外面，汽车在无尽的道路上行驶时，他压低声音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了什么。安东尼是我们的耳朵，他把尖叫和诅咒——比如“肮脏的狗”翻译给我们听，这在他们那里是严重的羞辱。

　　多半时间我像婴儿一样蜷缩着，不去看街景，我把头枕在车轮处拱起的金属板上，用被绑着的手遮住脸。每次卡车颠一下，我的锁骨和肩就会痛，但我想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就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了。

　　每到一个哨岗，我们中的一个人就会遭到殴打。我听到AK-47 枪托的重击、拳头落在我同事头上的声音、克制的呻吟声。在一处哨岗，我感到一个士兵跨上车坐在我身边，用尽全身力气打我的脸。泰勒的手被绑着，但他还是朝我挪过来，在我痛苦地哭泣时握着我的手，接下去的几天里，正是这个动作让我活了下来。

　　“你没事，我在这里，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他说。

　　“我只想回家。”我大声说。滚烫的眼泪浸湿了蒙在我眼睛上的布。

　　唯一让我感觉庆幸的是，我们还在一起。

　　我们到达利比亚中部城市苏尔特时是下午，那里是卡扎菲的故乡，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间。当他们带我们走进一个感觉、闻着、听着都像监狱的地方时，我们仍被蒙着眼睛。为我领路的人让我面对墙壁，把手举到头上，分开双腿，我照着警匪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做，我们又被搜了一次身。像之前的许多利比亚男人一样，他在翻查我口袋时，手在我胸口停了不短的时间。

　　我的隐形眼镜盒里有一点点消毒液，我对之前的士兵说这是药品，他们让我留着，但这个人立即没收了我的隐形眼镜盒，拿走了我的手表，最后摸了我一遍，送我进了牢房。

　　“大家都在吗？”史蒂夫问。

　　“在。”我们回答。

　　他们终于解开我们的手，拿走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把橘子汁和淡而无味的圆面包拿来给我们做晚饭。我们的牢房长约3.6 米，宽约3 米，左上角有扇小小的窗，地上放着四张脏兮兮的垫子、一盒枣子、一大瓶饮用水和几个纸杯，靠门的角落里有个用来小便的瓶子。我太紧张了，尽管我又渴又饿，但不敢说要喝水，也不敢说想去厕所。我因咖啡因摄入不足而头痛欲裂，隐形眼镜干涩让我非常难过。我有550度的近视，不戴隐形眼镜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的眼镜和其他东西一起被搜走了。我一天得哭几次，因为眼泪能润滑隐形眼镜。

　　男记者们轮流拿着瓶子站在角落里小便，我多么渴望我有条导管，或长出个阴茎。除了睡觉、谈话和等待以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把安东尼带走审问了几次，我们不知道苏尔特监狱里的人是否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不想再报道战争了，我对不起家人

　　“你觉得有人发现我们失踪了吗？”我问。

　　安东尼、史蒂夫和泰勒都表示肯定。“《纽约时报》的同事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我们。”我很怀疑，无法想象人们能在前线的混乱之中发现我们失踪了。我一直活在我自己的念头里——要活着，我没时间想寻求救援的问题。

　　“四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失踪，这是很严重的事。”泰勒插话道。

　　史蒂夫坚决地说：“到此为止了，我不再报道战争，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我不能这样对待莉米（他妻子）。这是今年第二次了。”

　　“是啊……”安东尼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睛看着牢房地板。“可怜的娜达，让她承受这一切，我感觉糟糕透了。”

　　我们还会有机会告诉挚爱的人们，我们是多么爱他们吗？战地报道让我们的爱人们承受痛苦，我们知道，这是我第二次让保罗承受这痛苦。安东尼和史蒂夫家里都有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可尽管当时我们的负罪感那么强烈，那么害怕，但只有史蒂夫决定将不再做战地报道。

　　“假如他们带我们去的黎波里，我们可能会落在内政部手里。”安东尼说。

　　内政部有着臭名昭著的酷刑。“那里或许是关押吉斯的地方。”我们听说《卫报》的伊拉克记者兼摄影师吉斯·阿卜杜尔·阿哈德被卡扎菲的人绑架，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估计厄运已经降临。

　　安东尼说：“但我们得去的黎波里，否则永远不会被释放。我们也许能活命——这也蛮困难的，但我们到那里应该能活下来。”

　　“如果我们能活下去的话，再过9个月我就会很胖了！”我大声说。我知道假如我们能活着离开利比亚，我会给自从结婚以来保罗就一直想要的：一个孩子。

　　假如我们终会被释放，我能忍受肉体上的酷刑。

　　晚上，监狱铁门的声响把我吵醒了，我继续装睡。一个年轻人打开监狱门，看了看熟睡的四人，拉住我的脚踝，把我拖向门边。

　　“不！”我尖叫着，奋力扭动身体，挪向我旁边的安东尼。那个人再一次拉住我的脚踝把我拖向门边，我扭动着，挤到安东尼旁边寻求庇护。那个人终于放弃了。

　　最终我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沉浸于牢房的寂静之中。我眼前浮现出那些被关进监狱的人：我的伊拉克翻译莎拉，2008 年美国军队把她关进监狱；《新闻周刊》的同事马扎伊尔·巴哈里，他在伊朗时被单独囚禁，靠哼唱莱昂纳多·科恩的歌才不至于发疯。我在脑海中哼唱着阿黛尔的《白日梦》，我们被绑架的那天早晨，我就一边擦指甲油一边听这支歌。

　　我知道许多人遭遇过更恐怖的经历——绑架、酷刑，他们的耐受力让我能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恐惧，能忍受被殴打时的痛苦。我的思绪回到保罗和我家人身上。

　　整个晚上，我们都听到隔壁牢房里的男人在哀号。

　　利比亚的战斗正激烈进行，一个哨兵正登高远望

　　第二天早晨，监狱铁门熟悉的哐当声把我们吵醒。我听他们提到的黎波里，我知道那将是我们的目的地。

　　士兵把我们带出监狱，蒙上眼睛、绑住手，他们用的是会嵌进皮肤的塑料扎带，我请他们放松些，他们却抽紧了，我见过美军用这种东西绑过无数的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我手上的血液无法循环，当我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士兵把扎带又抽紧了些，扎带划破我的皮肤，他们以此来惩罚我的软弱。车开到机场，我们被推上一架军用飞机——我是靠听飞机的舷梯、引擎的声音，和墙边椅子的感觉判断的。

　　“大家都在吗？”史蒂夫问，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挨了狠狠一枪托。

　　“在。”

　　殴打、酷刑不值一提，强奸就不同了

　　士兵们让我们并排坐下，互相之间隔开一米，用绳子和布条把我们的手脚捆在安全带上，像牲口一样。我听到同事被打的声音，然后是呻吟声，忽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和无助。泰勒、安东尼和史蒂夫轮流遭到拳头和枪托的毒打，隔着衣服被摸来摸去和这些待遇相比，似乎也不算那么糟糕了。我的手脚被绑在安全带上，我的眼睛被蒙住，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无法克制地哭起来。

　　我觉得羞耻，低下头，想让士兵们看不到我，也不会因为我软弱或发出声音而打我，或把我绑得更紧一些。

　　我不停地哭着，直到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很抱歉。”他解开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条，松开塑料扎带，把我的手脚从安全带上解下。我害怕得不敢四处张望，仍旧低着眼睛哭着。这些人是邪恶的代名词，他们了解心理折磨的作用。

　　当我抬起头来时，我看见我对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们同情地看着我，眼中含着善意。安东尼、史蒂夫和泰勒仍在墙角，被蒙着眼睛，头垂在膝盖上。他们在睡觉吗？我再一次为我是女人而受到优待感到罪恶。飞机下降时，一个人又蒙上我的眼睛。

　　飞机在混乱中降落，我们被从飞机上卸下。我和史蒂夫被推上一辆警车，武装士兵站在我们周围，我能从蒙眼布的底部看到他们的枪口。他们都是流氓，有人用手机放着卡扎菲著名的“Zenga Zenga”①。口号刺激了他们，他们又开始殴打我们。几个男人把手放在我的腿间，隔着牛仔裤摸我的私处，他们比以前的人胆子更大，听到我请求他们住手时，他们笑起来。我祈祷他们不要发现塞在我内衣里的钱包，里面有我的第二张护照，那是我当时唯一的身份证明。

　　我听到他们在外面用枪殴打我同事的声音，那可怕的击打声！有人发出一声呻吟，但那声音听起来像是被什么捂住了。那个人应该不是史蒂夫，因为他和我一起坐在车里，有人逼他喊“去死，爱尔兰去死”。这个人不知道爱尔兰不是联军的成员。我在下一轮击打声中听出了泰勒的声音，之前被打时他都没出声。我没听见安东尼的声音。

　　当他们炫耀完武力，我们又被推上丰田车。

　　“大家都在吗？”

　　“在……”泰勒的声音有气无力。

　　丰田车开了大约20 分钟，一个男人用清晰的英语向我们解释说没有人会再打我们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利比亚政府在一起。安东尼后来告诉我们，在那之前他们用阿拉伯语争论谁会“得到”我们，是内政部还是外交部。我们被推上车时，原本是要去内政部的，不过不知怎么的，外交部占了上风。我不再在乎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一直在想接下来的命运，甚至忘记了害怕。一路上我像僵尸一样坐着。

　　车停了，说英语的人把我带下车，我的眼睛仍被蒙着，当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提出带我走进楼里时，我缩了回来。“请不要碰我！请不要再碰我！”

　　英语流利的男人说：“听我说，你现在是和利比亚政府在一起。没有人会打你，没有人会虐待你，没有人会碰你。”

　　我没有回答，眼泪涌上我的眼睛。

　　我们被领进一间铺着乳白色柔软地毯、干净的房里。从苏尔特到的黎波里的路上，我们都受尽了折磨，但我们不再被蒙着眼睛，似乎我们现在必须直面彼此的痛苦。我先看了看我坚韧的朋友泰勒，我是那么仰慕他。他弯着背在哭泣，或许这是欣慰的眼泪，因为我们活了下来。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对我们颇为照顾，给我们果汁喝，保证不再殴打我们，也许泰勒是崩溃了。看到在任何困难的面前都如此坚强的他哭泣，让我心碎，我也哭了起来。我看看安东尼，他的眼睛毫无神采，史蒂夫则仿佛一座石像。

　　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利比亚官员说他是外交部的，他向我们保证没有人会绑住或者殴打我们。不过，我们会在附近的一间宾馆里接受审讯，他们会蒙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翻译从见到我们起，脸上就总是带着柔和的微笑，他向我凑过来，低声问：“你没事吗？他们碰你了吗？”

　　我惊讶于他的开诚布公。“是的，他们碰了我。每一个利比亚士兵都碰了我。”

　　“他们强奸你了吗？”

　　“没有，他们没有强奸我。他们碰我，打我，把我推来推去，不过没有人脱掉我的衣服。”

　　“噢，那就好。感谢主！”他的肢体语言立即显得轻松了。

　　对此我深感震惊，这种关心和安慰与充满虐待与恐怖的世界格格不入。或许他更老成，或许他只是担心潜在的外交危机，或许强奸是他本人设的红线——咸猪手、殴打、酷刑、威胁等等不值一提，但强奸就不同了。

　　我坐在牢房里，却仍然想着报道战争

　　管事的人问我们有没有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我交出护照，他向我保证释放我们之前会把护照还给我们。他们把我们送到一间公寓，对我们说不要开门开窗，否则会被打死。

　　利比亚人让我们坐在“VIP 监狱”的客厅里，帮我们倒茶，让我们列出生活用品清单。电视里播放着卡扎菲的政治宣传片。

　　我写完清单时，总是微笑着的翻译在我耳边低语：“你需要女人用的东西吗？”我摇摇头，或许我的身体适时地在创伤和困境面前停止了生理周期。我觉得很奇怪：利比亚人会连续三天绑住我们、殴打我们、从心理上折磨我们，然后问我要不要卫生棉条。

　　利比亚官员们坐在我们对面，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安东尼拿起遥控器把频道转到CNN，屏幕上便出现了我们的照片和这样的话：利比亚政府仍无法确定《纽约时报》记者们的下落……但他们向《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比尔·凯勒保证他们会协助……

　　我又哭了起来。坐在我对面的外交官请求我不要哭。

　　我说：“你们没有孩子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和家人？我们的家人以为我们死了。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打个电话？”

　　我们下一次走进那个房间时，电视机被搬走了，只剩下一根电线在晃来晃去。

　　几个小时后，外交部的翻译带了一群人进来，他们拎着很多袋日用杂物和新衣服。这真令人担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月？

　　大约凌晨两点，走廊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来敲我的房门。

　　“醒醒！你们能给亲友打一个电话！”我突然犹豫了——没有手机，我记不得保罗的号码；我也不想把这个机会浪费在我母亲身上，因为她一定把她的手机塞在包底下听不到来电；我父亲也从来不接电话。

　　我们四个人聚在男记者的房间里，推举一个我们都会想要电话联系的人。我最终决定打电话到《纽约时报》的国际版编辑部，向他们报平安。我们几个都牢记着这个号码。

　　我们被蒙上眼睛，被带进没有电视机的客厅，官员们让我坐在椅子上，我猜坐在我旁边的是监听电话的人。我把海外版办公室的号码告诉他。

　　有人接起电话，我说：“你好，我是林希·阿德里奥，我在利比亚，可以帮我找苏珊·奇拉吗？”

　　苏珊立即接过电话：“林希！”

　　我对她说我们都没事，现在利比亚政府手上。她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促使我们尽早被释放。

　　2011年，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

　　第二天夜晚很快到来了，没有人来看我们，我们多数时间围坐在饭桌旁交谈，讲各自的战争故事，回顾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经历了些什么，这么一来到有纸笔可以写作时就不会遗忘了。泰勒说他曾在车臣被监禁，在南苏丹被枪顶着脑袋；史蒂夫说他两年前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绑架的地狱般的经历，那次绑架导致《纽约时报》的记者苏尔丹·穆纳迪和一个英国人的死；安东尼在约旦河西岸中过枪，这是他第二次这么接近死亡。

　　史蒂夫又说了一次他在苏尔特时说过的话：“我不能再干这行了，我不干了。”

　　安东尼、泰勒和我都没有说话。我觉得创伤和冒险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可怖，反而变得更加正常，它成了工作本身。作为记者，我们也成了攻击目标，接受绑架这个事实是应对恐惧的天然防御机制。或许我们三个人都不想承认在利比亚被绑架，坐在这间美其名曰牢房的地方，却仍想着继续报道战争，这是件多么讽刺的事。

　　第三天，一个看守来把我们带走，坐进车里时我们都被蒙上眼睛。车开了15 分钟，我们以为是去的黎波里市中心。周围的人们朝我们高声喊叫，看守让我们把头埋在大腿上，说这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到达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外交部办公室，我们在《纽约时报》的同事戴维·科克帕特里克在那里等我们。

　　会议开始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后续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带我们出境，如何为我们重新申请护照。戴维解释说土耳其政府可以代替美国政府帮助我们，然后他们接通了美国国务院里某个人的电话，让我们提供和护照有关的信息。

　　我们没有被立即释放，而是被转移到的黎波里市中心。一楼的一间房间里放着电视摄像机，利比亚和土耳其外交官坐在里面。我真的开始相信我们会被释放。

　　他们让我们坐下。我穿着被绑架那天穿的衣服——绿色的宽松上衣和李维斯牛仔裤。正当我们等着外交会议开始时，一个负责谈判的土耳其外交官把他的手机给我，让我对着电话那头说话。不知他怎么拨通了保罗的电话，这是我被绑架后第一次听到保罗的声音，我完全崩溃了。

　　我对着电话低声说：“宝贝，我非常抱歉。”

　　“我爱你，宝贝。”保罗的声音充满了爱和坚定，很让我安心。“你很快就会被释放的……”我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

　　我回到房间时，交接仪式刚刚开始。一个利比亚外交官给了我们3000 美元以赔偿我们被拘禁时被偷走的财物。我说我的现金没有被偷，拒绝了他的钱，这太蠢了——我那些价值3.5 万美元的摄影器材都不见了。然后土耳其和利比亚外交官签了文件，土耳其政府现在成了我们的监护人，但我肯定利比亚人会改变主意的。

　　他们带我们走进3 月清冷的空气之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没有蒙着眼睛的情况下走到室外，我有六天没有看见过天空了。走向让我们离自由更进一步的外交部的汽车，我仰头看了看矢车菊花瓣一般的蓝色天空，空中飘着几朵云。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开往土耳其大使馆，这是我第二次接受土耳其人的帮助，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利比亚和土耳其外交官安排了一个车队带我们前往突尼斯边境，《纽约时报》雇了一组私人保镖在那里等我们。两位前英国特种部队士兵负责保护我们，他们肩很宽，长着浅棕色的头发。

　　他们计划把我们从尘土飞扬的利比亚边境护送至突尼斯的杰尔巴岛海滨度假区内的丽笙酒店，我们将在突尼斯坐飞机回美国。由于刚被释放，我们无法处理任何后勤事务，包括订机票和去机场。

　　奢侈的丽笙酒店，《纽约时报》聘请的保镖请了一位医生来检查我们的伤势。很奇怪，我甚至觉得有些羞耻：七天里，我的脸被打，手腕和脚踝被绑，可都没有在我身上留下可见的痕迹，只是手腕上有几个塑料扎带留下的小红点——似乎没有身体上的证据，我就无法证明我经受了什么苦难。

　　到了突尼斯，我领取行李后走到机场外，保罗和泰勒的女朋友在等我们。我扑进保罗的怀中。整整七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拥抱他。我看了看我的同事安东尼、泰勒和史蒂夫——过去七天内，他们是我的狱友，这场噩梦将我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我们给对方力量和信心。我对他们的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当我拥抱着保罗时，史蒂夫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大家都在吗？”

　　“在！”

　　“在！”

　　“在！”

　　①        扎菲在内战时发表了一场演讲，发誓要“搜查每一栋房子，每一间房间，每一条巷子，每一寸土地”，把反政府武装分子统统缉拿。Zenga Zenga 就是其臭名昭著的口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