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味的“玛仁糖”：走近卖切糕的年轻人(图)

喀什东门附近的住所里，阿不拉江搅动锅内熬着的糖浆，妻子在床上把和田进来的核桃仁进行挑选和分类，
为制作新一批的切糕做准备。（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原标题：卖切糕的年轻人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

喀什东门附近的住所里，阿不拉江搅动锅内熬着的糖浆，妻子在床上把和田进来的核桃仁进行挑选和分类，
为制作新一批的切糕做准备。（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原标题：卖切糕的年轻人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 实习生贺风玲谢佳熹 发自：喀什、乌鲁木齐

　　编者按：2012年12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发布题为《切糕、切糕，肿么了》的长微博，对切糕的历史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之前，由这种新疆传统食品引发的一起纠纷，已在网络上掀起舆论狂欢。

　　南方周末记者前往玛仁糖（切糕的传统名字）的故乡喀什，了解玛仁糖的历史与现状，更探寻玛仁糖买卖背后的年轻人。抛开具体事件的细节与道德评价，远离家乡、沿街售卖“切糕”，至少绝非一份值得羡慕的生活。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片面指责于事无补。正如新疆网络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成盛说：“社会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切糕及切糕背后的年轻人，切糕的狂欢化讨论背后，是亟需弥合的民族关系。”

　　艾尔肯不种地而去打工是因为种地不赚钱；不打工而去卖切糕是因为受教育有限、看不到上升空间；不卖切糕而回到故乡是因为要在城市生根，是如此困难。

　　这几乎是许多南疆青年打拼的缩影。他们不愿回家困在地里，但想进入城市，却发觉自己甚至难以填写一张就业申请表。

　　玛仁糖是艾尔肯童年最甜的记忆。

　　那年艾尔肯10岁，父亲带着他由喀什出发，坐着长途列车前往15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路很远，一片片戈壁缠绕着一片片土丘。半道的绿皮车厢里，父亲啃着一块冻硬的馕，却递给儿子一块金黄色的糖块。

　　糖稀裹着核桃，粘而脆，渗进牙齿的甜让少年安然度过了漫长颠簸。

　　艾尔肯也曾看过村里的老人制作玛仁糖。昏暗的木屋中，一口铁锅熬出粘稠糖稀，倒入洗净切碎的核桃等物，用木棍搅拌之后，放进长宽半米的木槽之中。糖块凝固之前，用木板将其压实，冷却之后，便是一块近100公斤重的玛仁糖。

　　63岁的玛仁糖制作者吐尔迪说，这种南疆特有的食品，已有至少数百年的历史。喀什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会点、跋涉商队的休整之地。南来北往的旅人还要继续穿越漫漫黄沙、翻过高原雪山，紧实、营养且因糖分丰富而不易腐烂的玛仁糖，是最先要采购的补给物。

　　艾尔肯也曾相信，玛仁糖是那个繁华时代留给南疆人的遗产，“是我们过去的骄傲”。而如今荣光散尽，黄土覆盖万里古道，很多人已记不起这份甜蜜的遥远由来。

　　成年后，艾尔肯成了内地庞大切糕售卖队伍的一员。这些城市里的游牧民骑着三轮车、载着沉重的切糕讨生计。

　　维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阿不都艾尼曾对北京售卖切糕的维族流动商贩进行调查。他发觉这个特殊群体大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南疆农村。其中来自喀什克孜勒博依乡的最多，约有二百至三百人。

　　“卖糕者”均与艾尔肯有着相似的境遇与特征：家境贫困，汉语能力较差，就业困难。

　　坚硬的现实

　　因为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新疆老乡无法企及的。

　　在艾尔肯眼中，家乡和他一样出身的年轻人有着两种命运：要么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要么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

　　19岁之前，艾尔肯属于前一种人。1988年，他出生在喀什市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此后，父亲又陆续生养了3个小孩。一家6口人，守着三亩薄田，以及一间筢子墙围成的土屋。

　　弟弟们5岁起就下地干活，但贫瘠的土地以及每年80天以上的干旱、扬沙等恶劣天气，让耕作所获少得可怜，这个家庭连修补屋顶的裂缝都无能为力。

　　人多地少，是幅员辽阔的新疆另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近几十年来南疆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使这片绿洲的人地矛盾愈发尖锐。2006年，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人口约占全疆人口的30%，而GDP仅占全区的8%。

　　公开数据显示，在喀什，至今仍有65.66万居民要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

　　10年来，喀什市区经历着旧城改造、建立经济特区等一轮轮发展热潮，70公里外艾尔肯所在的阿拉勒村，时间却仿佛陷入停滞。村里八成以上的村民不懂汉语，也从不使用机械化工具，男人们则大多在街上闲着。种地收入太低，村干部甚至需要每年挨家挨户做工作，才能让农民们及时播种、收割。

　　艾尔肯读完初中，就再没去上学。在田地里苦熬5年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2006年，伽师县选派220名青年赴天津务工，拉开了喀什地区向内地输出劳动力的大幕，这也是全疆第一次疆外劳务输出。

　　长久贫困与对财富的渴望，让这个年轻人迫切地想要离开家乡。

　　第二年，艾尔肯报了名，成为天津一家木板制造厂的员工。

　　在这家工厂里，艾尔肯每天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实木颗粒混入胶水后压制成木板。每月的工资1100元。一年以后，艾尔肯攒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1万元，抵得上他种5年的地。

　　金钱冲淡了乡愁，有那么一瞬间，艾尔肯充满了幸福。他把一半的收入——5000块寄回了家，让父亲修葺残屋，把院外土墙改成砖墙。他还告诉16岁的二弟，读完初中也赶紧过来。

　　政府大批量的劳动人口集体输出，改变了一批年轻人的生活与对自我的定位。至2010年底，伽师县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33.8万人（次），劳务创收达10亿元。艾尔肯所住的工厂宿舍里，也开始出现了MP3、手机以及价格不菲的手表、皮鞋。

　　然而日复一日，财富迷雾下的坚硬现实却逐渐清晰。漂浮着碎木粉尘的车间里，艾尔肯每天工作12个小时，重复一个动作要上万次；他读不懂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叫不出车间主任的名字，也不认识机器上的任何一个英文字母。

　　这意味着，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同乡们无法企及的。

　　这不仅仅是艾尔肯一人的困境。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机电系的教师库图鲁克每年要培训300至400人，为期30天的培训里，最简单的电路维修，最后仅有40%的人能够掌握。

　　更难熬的则是孤独。艾尔肯及他的同乡，被安排在一个车间、同一个寝室里、同一个清真食堂，每天反复吃着馕、馍馍与挂面。

　　积攒着微薄的收入，内心的撕扯却愈发剧烈。一台50元买的收音机，是艾尔肯夜里唯一的慰藉——孤独天线里传来的熟悉乡音，能让他感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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