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民工：他们是世界工厂里无法标准化的“机器”(图)

一些人学会隐忍，学会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生存，学会把身体调试成不知疲惫的机器，学会用命里劫数来对待遭遇的不公；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沉沦，用身体、用鲜血做赌注，与这座城市的繁华快速接壤。

　　

　　东莞中

　　可人毕竟不是机器，对身体、对动作过度标准化的分割，首先导致的就是工人身体的异化。

　　陈芳来自四川绵阳，她到东莞半年后开始出现痛经。在成为桑拿技师之前，她是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负责检测主板，每天检测20到30件，每件60 箱，每箱100个。这种工作强度对东莞大多女工来说不算劳碌，可她曾三次被痛经折磨到当场晕倒。但每次回老家陈芳的痛经症状就消失，回到东莞又再出现，这 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女工的身上。在每年3万多起工伤都无法及时解决的珠三角，女工们的痛经要引起重视，无疑是奢望，但她们有公认的“神药”：避孕药。东莞的 工业区附近大多配备有福建莆田人开的小诊所，他们卖得最多的就是避孕药。

　　避孕药可以治疗痛经的说法，据说最早来自台资企业。在台企的车间里，主管们的口袋总会装些不知名的药，一旦有女工出现经期不适或者晕倒等症状，就会赶 紧喂她们吃下，吃完之后效果不错。有心的女工悄悄破译了主管们的秘密，并且口口相传。陈芳就有过无数次用避孕药缓解痛经的经验，而事实上，用避孕药缓解疼 痛并非所有女性都适用，不过，女工们已经顾不及了，因为摆在她们面前的是更现实的困境：痛经不能成为请假的理由，而旷工则要面临不菲的罚款。

　　压抑和算命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相较于身体的异化，让何闯和陈芳更痛苦的，是过度标准化的分割导致的压抑。

　　2010年，在富士康六连跳之后，南方周末实习生刘志毅潜伏富士康28天，他惊讶地发现，“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而“屌毛”和“屌 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有工人死后，同宿舍的其他几个舍友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刘志毅最后总结：“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 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

　　对于这一点，何闯深以为然。富港电子厂喷漆部要求甚严，每个工人进入车间前都必须换上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个眼睛的蓝色无尘服。何闯说，“穿着无尘 服，我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怎么交朋友？”在富港工作3年，何闯唯一熟悉的就是自己生产线的线长，因为每4小时可以申请上一次厕所，而上厕所前必须到线长处 领取全线仅有的一张离岗证。

　　不用穿无尘服上班的张欢，同样认为在工厂交朋友是件困难的事，认识到这一点，他牺牲了三部手机。张欢性格爽朗好交朋友，打工之初的闲暇时间，常常喜欢 缠着舍友聊天，还拉上舍友一起喝酒。他以为和舍友们成了朋友，可先后有三个这样的“朋友”在离职前以手机卡没钱为由，把他的手机骗走。之后，张欢再不相信 工厂里的友谊。

　　陈芳的脖子上则有几道长长的抓痕，都是打工期间睡觉时自己用指甲抓的。陈芳说，不清楚为什么，也不清楚具体时间，抓得流血也不感觉疼痛。这让她苦恼，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有变态倾向。陈芳宿舍里的另一个女工则有睡梦中尖叫的习惯，她甚至会被自己的尖叫声吵醒。

　　面对这些情况，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咨询算命先生。东莞的工业区附近大多徘徊着一些算命先生，除了算命，他们还兼看风水、取名字、代写书信甚至帮农民工代 写起诉状、按摩疗伤。算命先生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在农民工群体中却十分受用。因为算命先生的建议，陈芳更改了睡觉的朝向，还在床边贴了张捉妖天师钟馗的画 像。

　　“你这是坐办公室的命，现在是磨练你的时候”，年轻的工人会被算命先生告知这样的“天机”，张欢的一些工友相信了这些话，报了培训班，试图从体力劳动 跨越到脑力劳动。常平土塘工业区有家只有两间门面的广智培训学校，工余时间总有不少年轻人来上课。学校老板说，打工群体选择最多的是678元的高级办公文 秘课程，包括WORD、EXCEL、POWERPOINT等基本办公软件，以及诸如如何穿职业套装、如何打领带等基本办公礼仪。因为不太熟悉电脑，这些年 轻人用起办公软件来很笨拙，但他们虔诚的神情，足以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汗颜。

　　隐形的抗争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照亮的，是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

　　在机械化的工作和碎片式的生存双重压力下，东莞的工厂不乏抗争案例。

　　就在何闯和工友爬上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的前几天，黄江裕成鞋厂就发生了数千工人上街抗议的事件。裕成鞋厂是黄江的重点企业，以替阿迪达斯、耐克等诸多 世界品牌代工成名。当地政府历来重视鞋厂工人的诉求，这次却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工人们抗议的是鞋厂订单减少，不让他们加班。

　　在东莞，工人的收入基本都由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几乎紧贴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只够农民工自身开销，加班工资才是大头，是农民 工们寄回家的钱的主要来源。正因为此，农民工们在找工作时通常都只问两个问题：出粮准不准（时）？加班多不多？进入工厂后，也大多主动签署自愿加班的书面 材料。

　　可是，这并不代表工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老练的工人都知道，忙季是向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最好时机。因此，东莞的工厂常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在订单最多、 最忙碌的时候，生产线上的工人却像打了霜的茄子一样，不管主管们如何责骂，都打不起精神。对于这种隐形的抗争，企业主通常会选择容忍，为确保按时完成订 单，他们还会适当改善伙食，顺便满足工人一些简单要求以作激励。

　　但对于另一种方式的隐形抗争，企业主们就绝不会容忍。在部分农民工看来，偷工厂的产品不算偷，而是拿，因为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出来的。有些商人专门做 起这方面的生意，厚街寮夏一些鞋包店就自称有内部渠道，收购工厂里流出来的东西。这些鞋包通常都是工厂代工的名牌产品，商店以极低价格从工人手中购取，再 以不菲价格卖给追求品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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