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光影三十年：一位犹太摄影师的上海时光(组图)

　　1922年，一个20岁的俄罗斯犹太青年沈石蒂，两手空空抵达上海；35年后，他离开上海时，行李中有两万余幅他在上海拍摄的照片。这既是他的最美时光的记忆，也是上海一个时代的表情。再也没能回到上海的沈石蒂，在54

　　他就像个导演

　　在沈石蒂的生意日渐兴旺时，由于德国排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欧洲辗转到上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据统计，至1937年夏，定居沪上的犹太人约有1000到1500人，大多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譬如奥地利医学家韩芬，奥地利心理学家施托福尔，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俄国钢琴家·H·马可林斯基和阿达·勃朗斯坦夫人（傅聪的老师）等。

　　上海沦陷后，日本当局将部分来自德奥等国的约1.4万名犹太人强迫居住在位于提篮桥附近，并将其命名为“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里后来被称为“隔都”。

　　作为早期移民，沈石蒂没有被强迫去“隔都”居住。但沈石蒂向德克斯勒透露说，上海的日据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过。沈石蒂始终没搞清楚被逮捕的原因，因为日本人开始拷问他时，他便开始唱歌。在场的一个日本军官对其余几个日本士兵说：“一个在这时候还能唱歌的人不可能是个罪犯。”于是就把他释放了。

　　不知有多少照片拍摄于这段艰难的时期。但可以设想，战事不顺，经济萧条，亡国阴影下，瑟瑟寒风中，整理衣装到照相馆去拍一张强作欢颜的相片，大概既寄托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又是优雅、体面、自尊的上海精神写照。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隔都”也正式解放，由于之后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以及国际关系，主要是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据潘光教授统计，至1957年时，还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只有100人左右。

　　沈石蒂就是坚持到最后的这100名犹太人之一，他的照相馆也还在营业。

　　1954年的一天下午，刚刚参加完业余芭蕾舞演出的洪落霞来到沈石蒂的照相馆。当时她只有17岁，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洪落霞每次路过沈石蒂照相馆，都会在橱窗前驻足，欣赏里面展示的照片。这天，她因为演出，有了一件崭新的舞蹈服，便动了向家里要钱去拍照的念头。

　　57年后，已74岁的洪落霞还记得沈石蒂为她拍照时的情景：“他鼓励我自由地跳舞，我记得他为我拍了许多张。”

　　一个星期后，洪落霞从朋友那里得知，自己的照片被沈石蒂放在橱窗里展示。她赶紧跑过去看：在照片中，她双手自然地在胸前交叉，微微扬起头，回眸凝视。洪落霞开心极了。

　　大学毕业后，洪落霞与青梅竹马的男友结为夫妇，并随丈夫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但在文革期间，她所有身着芭蕾舞蹈服的照片全部被付之一炬。“这种照片是不能留的，全烧了。”

　　这一年，游美瑛也带着刚1岁的儿子孙逊到沈石蒂照相馆去拍照。

　　游美瑛现在已经85岁了，但对沈石蒂仍然有记忆。她说，孙逊的爸爸在美国留学多年，当时刚回国不久，中文说得不好，沈石蒂便用英文和他交流，令他轻松不少。所以家里只要照相，就会去沈石蒂的照相馆。

　　孙逊说，他1岁左右的照片不少，但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沈石蒂拍的两张：一张是自己的单人照，另一张是与母亲的合照。“因为母亲很喜欢这两张照片，所以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

　　1954年，曹莉贞24岁，在中学当数学老师，陈立善25岁，在纺织厂做技术员。两个年轻人订婚了，他们都看中了沈石蒂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因此决定在这里拍摄他们的订婚照。曹莉贞现在已经81岁了，她还记得：拍照的时候沈石蒂像个“导演”，用地道的上海话，指导他们做了很多动作。他们当时既拍了单人照，又拍了合影。

　　57年后，曹莉贞和陈立善还在一起，还带来了自己珍藏的“沈石蒂牌”订婚照。

　　沈石蒂照相馆收费较其他照相馆贵，因此，只有家境较好的游美瑛选择将照片放大，其他人只做了很小的尺寸，即使如此，他们也很知足。

　　“他的房间里全是关于中国的回忆”

　　沈石蒂不愿离开中国。他的大部分青年时光和记忆都与这座城市同在，更重要的是，他恋爱了。

　　在沈石蒂晚年对德克斯勒的描述中，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当时沈石蒂年届半百，而对方还在大学里学习，双方年龄差距有二十多岁。这个中国女孩子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南希。南希当时结过婚，与前夫有个小女儿。

　　沈石蒂与南希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结了婚，当时南希的孩子大约五六岁。在德克斯勒找到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应是他们结婚典礼的大合影，参加典礼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神态自然、兴味盎然地围在新娘新郎周围。一对新人穿着白色礼服，沈石蒂依然展露他标志性的笑容，新娘虽有些紧张，但也笑得很开心。他们的手交握在一起。

　　但这段让沈石蒂认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持续多久。

　　中国很快开始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公私合营”，继而是政府付钱，把企业的经营权从资本家手里赎买过来，并在企业内部设立党支部和工会，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外国人沈石蒂不清楚自己的照相馆怎样公私合营，又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了一位中国人，继而在上海的一家英语学校教了两年摄影。1957年，沈石蒂离开了生活35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直至去世。

　　他没有带走他的中国妻子和养女，他与南希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潘光教授对这件事情感到奇怪，在以色列访问时，他问遍了沈石蒂的朋友，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大家大概猜到的原因是：他们离婚了。

　　或许，因果应该倒转，正是因为他们离了婚，沈石蒂才会放弃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他或许也有些无奈，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氛围里，与一个外国人结婚生活，对年轻的中国女性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刚到以色列时，沈石蒂为摩西·达扬将军（以色列著名军事领导人，俄罗斯犹太人）的妻子剪纸，没过多久，便重操旧业继续从事摄影工作，主要拍摄珠宝。

　　移民以色列大约十年后，沈石蒂再次结了婚，德克斯勒就是那时认识了他。虽然那时沈石蒂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依然每日忙忙碌碌。“我从来没有一次看见他坐着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总是在忙碌着写什么，或是忙着录下广播里的某一首歌曲，或是忙着做从中国学会的剪纸。”

　　在德克斯勒眼里，这位个头矮小、精力旺盛的继父，“早已习惯了中国，就是个中国人”。他经常怀念上海，怀念那里的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能够再次回到上海是他余生的梦想。“他的房间里放满了关于中国的记忆，关于上海的记忆，他把那些珍贵的东西都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因为他内心的自豪之情。”

　　德克斯勒在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一天，沈石蒂在街上遇到了几位台北的留学生，他们就在街上聊了起来，对方对于能在异国他乡遇到说汉语的人也感到很新奇，对他颇感兴趣。这几位留学生住得不远，沈石蒂后来偶尔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吃饭，聊聊他在上海的往事。“每逢谈起中国，都流露出他对中国无尽的思念，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人的秉性，善良，对他人非常尊重。”德克斯勒说。

　　1970年，沈石蒂接受当地报纸《新消息报》采访时，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上海：“我在上海寻找到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经历，每当想起上海，我总会喃喃自语，这是一个如此特殊、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仿佛能看到它缤纷的色彩，闻到它丰富的气味????”

　　1987年6月29日，沈石蒂在特拉维夫逝世。

　　他没能再联系上那位叫“南希”的爱妻，也没能实现重回上海的梦想。但他当年开照相馆的南京路73号仍然存在，如今，这里叫南京东路美伦大楼东楼。这幢建于1921年的六层楼房，虽然经过多次粉刷和翻新，仍保持着几乎和照片中一模一样的纹饰，以及丝毫未变的玻璃窗格局。

　　57年后，以色列大使馆希望能在沈石蒂照相馆旧址附近举办这些老照片的展览，以便使“老上海”沈石蒂，最终通过他曾倾注过热情与心血拍摄的照片，回到既成就了他、也使他魂牵梦萦的上海。

　　时隔50多年后，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的老上海人物肖像作品又再次回到申城，呈现在世人面前，将尘封的往事唤醒。在陆续发布数十张人像摄影作品后，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已经获得了一些线索，“有人联系我们说照片里的人是自己的长辈，我们正在核实。”

　　在寻找照片中人的同时，人们也对这位技术精湛的外籍摄影师感到好奇：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经过记者走访考证并综合市民提供的线索，早报记者了解到，Sam Sanzetti的中文名叫“沈石蒂”，他在上海的照相馆之一正位于南京东路的美伦大楼。

　　南京路门牌号曾大调整

　　在Sam Sanzetti留下的诸多照片中，仅有一张是他在南京路照相馆拍的照片，摄影师从二楼照相馆的窗口探出头，而他开的“上海美术照相馆”外标注的门牌号为73号。

　　带着这张仅有的珍贵照片，早报记者找到了黄浦区档案局。档案局研究人员景智宇告诉记者，南京路的门牌号码在1935年时有过大规模变动，“如果这张照片拍在1935年之后，那时门牌号码和今天的变动不大，还相对容易找一些。但根据照片中的场景和摄影师的年龄来看，基本可以断定照片在1935年之前拍摄。”

　　在照片上能够看到照相馆所在大楼少部分的纹饰，然而在老大楼云集的南京路，仅仅凭借这些纹饰，要找出照相馆的位置犹如大海捞针。

　　在保留下的关于南京路商铺的资料中，很难找到关于这座照相馆的记载。但在《老上海行名辞典1880-1941》一书中，却用英文记录下了蛛丝马迹。短短数行显示，Sanzetti曾在三个不同的地址开设过以其英文名命名的照相馆，在1928-1929年间照相馆的位置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905F，1931-1932年照相馆位于南京路73号，而1933年在静安寺路。

　　Sam Sanzetti的继子曾透露，他父亲在上海开过4家照相馆，但资料显示的3个地址究竟是指3家分店还是先后变迁的地址，不得而知。所幸，在《老上海行名辞典1880-1941》中，记录了另一个极其关键的信息。

　　老照片显示，上海美术照相馆楼下是铃木商会，该商家在1932至1934年的登记地址是南京路65号，而在1935至1937年的登记资料为147号。由于南京路在1935年以后的门牌位置变动很小，据此推断，Sam Sanzetti照相馆极有可能位于南京东路(河南中路至四川中路)一带。

　　美伦大楼即影楼旧址

　　带着Sam Sanzetti留下的照相馆老照片，早报记者跟随景智宇来到南京东路，对该区域范围内的老大楼逐一比对。当走到南京东路143-151号(近江西中路)美伦大楼东楼时，景智宇断定，这里便是原Sam Sanzetti照相馆所在的位置。

　　早报记者看到，和老照片对比，美伦大楼的纹饰一模一样，而玻璃窗的格局也几乎丝毫未变。据悉，美伦大楼东楼建于1921年，为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如今的美伦大楼已经人去楼空，根据黄浦区的规划，这里将会引入一些珠宝、钟表品牌。

　　尽管已被修缮完工的美伦大楼大门紧锁，但曾住过这里的80岁高龄的徐女士告诉记者，她1957年入住美伦大楼时，还能看到楼道里贴有照相馆的海报，大楼门外也写着“照相”字样。“我们住进来时二楼已经变成了上海晒图行。另外，三楼开过一家丽丽舞厅，一楼开过东海餐厅和私人诊所。”

　　收费比王开照相更贵

　　根据其继子的说法，Sam Sanzetti在上海开过4家照相馆，曾经找Sam Sanzetti拍过照的傅先生回忆，Sam Sanzetti还有一家照相馆在锦江饭店附近，中文名就叫“沈石蒂”。

　　“我在‘沈石蒂’那里拍照片的时候是上世纪50年代，那时我只有20多岁，和我现在的妻子还在谈恋爱。我们在锦江饭店吃晚饭以后，就在附近逛街，逛着逛着就进了他的照相馆。”傅先生说，沈石蒂在当时已经挺有名气，收费也比其他照相馆贵，“那时在锦江饭店吃一顿饭七八块，找沈石蒂拍张照要十几块，比王开贵很多。”

　　在傅先生的记忆中，Sam Sanzetti当时看上去40多岁，会说点“洋泾浜”中文，“他有个特点，凡是他拍的照片都会在背后亲笔签上英文名。我们拍的照片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同样在Sam Sanzetti处拍过照片的顾客，傅先生希望，所有回归上海的照片都能找到主人，“我知道很困难，但我还是非常希望这些照片能有人认领，因为沈石蒂真的是一个技术很高的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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