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抉择：做北上广的沙丁鱼 还是做家乡的咸鱼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上海白领早班地铁生活：上海人民公园地铁站，早晨八点多钟，往浦东新区赶早班的人们。 （田鸣/图）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上海白领早班地铁生活：上海人民公园地铁站，早晨八点多钟，往浦东新区赶早班的人们。 （田鸣/图）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