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回应调查转基因被质疑：剩我1个人也坚持

　　包间小得不能再小了，五六个人就足够塞满了每个缝隙，没有窗户，空气纹丝不动。3月1日，三大门户网站同步推出崔永元赴美国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截至3月8日，该条相关新浪微博收到两万条赞，转发两万，评论过万，

　　包间小得不能再小了，五六个人就足够塞满了每个缝隙，没有窗户，空气纹丝不动。3月1日，三大门户网站同步推出崔永元赴美国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截至3月8日，该条相关新浪微博收到两万条赞，转发两万，评论过万，随后崔永元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追问农业部关于“转基因农作物泛滥种植”的提案更像是激起千层浪……此刻崔永元坐在这个小房间，以被簇拥的恣态面向房门。位于奥体中心某座公寓的这间茶馆，名不经传到一个客人都没有，身边的朋友每三五分钟就笑成一团，只有助手的手机不断响起，各种采访的请求此起彼伏时，短暂的沉默才提醒众人，这间位于奥体中心的茶馆包间只是一叶暂时远离汪洋大海的扁舟。

　　中等个头，51岁的崔永元像是两个分身，一个作为那个被大众所熟知的国民主持人，年年月月陪伴在电视屏幕里，温和谦逊，是邻家大叔；另外一个相当陌生，当他自这一年浮出水面，时时和大众不那么熟悉的“转基因”这样的科普词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呈现出似乎不同的形态：高调、坚决、犀利。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方舟子声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对此，崔永元回应：转基因食品，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随后崔和方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关于转基因的论战。

　　崔永元的关于转基因的评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嘲笑。有人说他“科盲”、“文傻”，一篇财经网的专栏文章《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流传甚广，“崔没有能成功证明转基因‘危害’。他只是证明了一个聪明人在采用了错误方法论后，能够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多远。只是证明了当你的目标是北方，你向南出发能走多远？”

　　在这些人眼里，崔永元是一个完全不懂得科学体系的落伍者，一个挑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

　　这些争论使人不由得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的3月16日早晨，崔永元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崔永元曾经在自传《不过如此》当中讲过这段经历，“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对于形象的攻击只是一方面，“人身攻击小意思。我们当主持人的时候，网络没有这么发达，都是写信。写信写难听话的多得很，最早是我们的编导不让我看，他们先看一遍，专拣好的给我看。后来慢慢地就让我看，后来就我自己拆。天天什么都会看到，看到就会生气。”

　　崔永元有个大学同学叫时间。崔永元18岁时就开始失眠，第二日上午的课往往也上不了。而时间一般上午的课也不出现，于是，他们便常在公共洗漱间里相遇。巧的是，二人的家也都在部队大院，久而久之，便有了互相串门的交情，等到崔永元去了央广。时间早期在央视做专题片时，崔永元便是他的智囊。

　　时间当了《东方之子》制片人后，崔永元有次探班，他帮一位老挨时间骂的老同志找选题。老同志发现，崔永元在报纸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说，这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们是要找值得采访的人，并不是这人上了两个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线索，一行字就够了。

　　时间知道这事后，一定要拉崔永元入伙。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面回忆说“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对于进入电视圈，崔永元在书里面还有一段感悟：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暨南大学教授费勇说：“崔永元属于1980年代比较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那代人，他幸运的是做《实话实说》的时候，中国大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那个时候也不光是他，出来了一批人。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是有使命感的。《实话实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亲切，没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语言。中国的电视语言一直是很文艺腔、很空洞的，崔永元的语言才是真正的电视媒体的语言。”

　　后来，从时间到陈虻，那个时候的央视评论部把这种理想主义渲染到了极致。这样的环境里，崔永元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野蛮生长”。他习惯做一个观察者，理智而冷静，参与而不介入。聚拢力量，在某个地方宣泄出来。

　　这是为何崔永元会把那些想尽力做好却最终夭折的节目称之为“挫折”，当年他想做期节目叫《纳米不是大米》，针对一夜之间就冒出大量纳米实验室，很快开始民用。“我们就很担忧，但是我们其实也搞不清这个技术。我们就找来了正反两方，支持的和反对的一起讨论，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那我就觉得不舒服，找当时的主管领导，他们那边也有压力。”另外有的时候就是上面布置的任务，“你拿过来看这个没有争议，一边倒，不知道怎么做。这时候说必须做，而且连续做三期。那心里可能有抵触。”

　　国内最活跃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面有道关于“崔永元是什么样的人”的提问。下面有着这样两条回答：“当年我参加过一期，作为台下观众，我见识过他是怎么垫场，怎么圆话，怎么带着嘉宾往预想的道儿上走。我自己也做过不少面访，我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投入得不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激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这些仅仅是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响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为曾经的电视领域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也许是仅有的央视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他似乎无所不能谈，他在屏幕面前绵里藏针、针贬时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随时都和大众站在一条战线，并未犯过错。

　　第一次见到崔永元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在央视的旧楼，当他缓慢而坚定地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人群纷纷让出一条道，那种感觉几乎就像摩西分开红海的场景。那个时候崔永元已经开始做《小崔说事》，他的节目期期都盘踞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时候。崔永元的口语风格和央视大多数主持人的“文工团腔”形成鲜明的对比。央视逝世的著名制片人，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拥有“坐标系”的：我觉得崔永元永远不用着急，因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所以决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体制中到底能走多远，是一件极其具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并未刻意去寻找那条底线。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摆弄花草、逗弄宠物，世界如此融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日子不该是这样过的。

　　早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轰过“电视庸俗化”，接下来的数年间，他曾经炮轰过超女，炮轰央视某些主持人，曾经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发出一条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此微博发出后，网友的评论很快达到数万条。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崔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时候也会言多必失。说得不一定对，但他还是会执着地按着自己的既定经验，就像在节目里面，即使说错一两个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补回来。”

　　这个体制内明显的“少数派”曾经是个大众追随者。崔永元的父亲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过的，小的时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沟沟，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使得崔永元从小到大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观念，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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