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综合报道】RNZ调查记者Guyon Espiner对国家党党魁Christopher Luxon做了深度访谈，一起来看看。

他，一个白人、男性、光头、多金、基督教徒；但他同时也主导性别薪酬平等、也带领彩虹社区，他努力阻止人口贩卖，环保主义者对他的气候变化方面的资质也买账。有些人觉得他可能会加入工党，那么这样一个人能带领国家党取得下次大选的胜利吗？

他曾是北美联合利华除臭剂产品线的副主席，现在他想当新西兰的总理。

他曾经是品牌经理，现在重新打造国家党的品牌。

他是个不情不愿的原教旨主义者，很富有，但国会经验却很稀缺。

他就是Christopher Mark Luxon。他可能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

是的，他是个白人、男性、光头、多金、基督教徒。他还是个中年人。但或许即使有这些“原罪”，也依然有来世，或者至少对Luxon来说，在攻克业界之后，也可能有一段成功的政治生涯。

环保主义者说，他的气候变化方面的资质无可挑剔。他还曾跟多个NGO合作来阻止人口贩卖。他利用自己的业界身份来主导性别薪酬平等和彩虹社区。他学过毛利语，在Rufus Wainwright上跟嬉皮士之流一起玩。

Luxon一生都在学习领导力。他曾带领过国家航司和跨国消费者商品公司。他能带领一个国家吗？

精明政客的待人接物

他肯定是偷偷溜进了一个暗门，否则怎么突然之间就到位了。

他不会点亮一间屋子。他更像是身体顶上有一束光——宽阔的蓝色双肩顶着一个高瓦数的灯泡，就这样在预算案后的早餐中在Eden Park的南面坐席上照亮了世界杯休息室。

聚光灯下首先看到的是Dame Denise L’Estrange-Corbet。她是打造WORLD品牌的时装设计师和商人。“我那老航司成什么样了，”Luxon问她。前一晚他的新西兰航空航班晚点了两个小时。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早上5:30他就上了电台节目。

出席的人都很有钱，但比典型的国家党聚会中的“上帝的等待室”（指全是年老的人）要年轻得多，也更多元化。

国家党毛利议题高级顾问Tu Williams站在房间后面对出席的人做调研。在国家党竞争20多年来虚位以待的毛利席位中，他是一件利器。

前拳击手、减重激励项目的Brown Buttabean的创始人、《与星共舞》节目嘉宾Dave Letele也来了，因为他觉得Luxon是个“好人”。

前国会议员Paula Bennett为国家党的兴起刚刚筹集了200万纽币。她也穿着一身黑衣回归了，但只是有限的回归。当被邀请参加一场即将到来的社区活动时，她说：“不不不，找个国会议员吧。”

一众摇晃的头颅之间，灯泡又闪现了。

Luxon虽然国会经验不多，但已经具备精明政客的待人接物之道。就凭2016年的一次谈话，他就能记得人读的什么高中。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摄影师，结果90分钟后的致谢中他就能说出这个名字。他悄声靠近以为电视记者，倾听谈话。

他上午的演讲不会赢得演讲大奖。他一开始吸引着全场，但很快商人们就对炒蛋、香肠、蘑菇、面饼的兴趣更大，而这时Luxon正在讲“受挤压的中产阶级”。

国家党副党魁Nicola Willis说他是一位“每天醒来都带着笑”的人，“在机场跟人话特别多”。

他说Willis是“我那了不得的朋友”，说她是下一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在演讲之后的媒体发布会上，他让她接手，她抛出的答复是好好打磨过的，甚至过于完美。有点像Luxon本人。

辗转于冰激凌、化妆品和除臭剂的18年

之后的一周，Luxon一直在炮轰工党“开倒车的预算案”。

当他走进奥克兰Heritage Hotel1104房间，准备接受采访的额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财长Grant Robertson“沉迷于花钱”的例子。

他晚了二十分钟，又因为新上任的首席新闻秘书Hamish Rutherford最后一刻的简报而心烦意乱。他的夹领式麦克风一直没弄好，西装也不舒服。

他在酒店的灰色沙发上坐立难安，摄像人员给他小心地调整位置、打灯。

Luxon不喜欢西装。他2011年到新西兰航空的时候穿着很随意。他说，可是员工穿短裤T恤让航司脸上无光，一周损失200万。（因此）他开始着正装，一周内员工就有样学样。

第一个问题：你会因为什么上街游行？

我是打算看看什么能刺激到Luxon，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测试问题。Luxon，一个痴迷的埋头学习政治的人，能看出这是2017年Bill English和Jacinda Ardern之间的领导人电视辩论的问题吗？

他没看出来。而且他败了，想避开这个问题。“我要为之游行的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机会。”

但再给次机会，他就会让人吃惊。他崇拜的人中，就有William Wilberforce。他是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的英国政客，是一位福音基督教徒，为废除奴隶买卖而奔走。

原来Luxon很担忧的一点就是现在奴隶和人口贩卖问题。“我让女儿去了菲律宾，跟那些从人口贩卖中解救出来的孩子相处，”他说，“她成了一位青年大使。”

就在致力于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之时，他加入了Tearfund，代表的是福音联合解救基金。当被说是福音派时，他生气了。但没关系，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上。

国家党网站上写着，Luxon是Tearfund的受托人和副主席，但慈善登记文件显示2019年他已经辞职了，也就是他当选Botany选区议员的一个月之后。

“我进入政坛的时候觉得放弃一些现在做的事情会更容易一些。”他说道。他才进国会18个月，才当上党魁6个月就已经扭转了国家党的局面。

“8个月前，国家党在民调中落后22个百分点。现在已经略微领先了。”民调测验专家、前国家党职员David Farrars说道。他还预测2023年大选会是并驾齐驱的局面。

Luxon把竞选当作商业挑战一样对待。“在业界我做过很多力挽狂澜的事，每一个失道的企业、或者需要扭转的企业都失去了消费者的声音，”他说道，“每一个跟国家党一样表现很差的政党，实际上都失去了选民的声音，也远离了选民们所担心的事。”

作为一个跨国消费者用品公司联合利华的高级执行官，Luxon会跑到偏远地区，去他们私密的家里问问题。

“在联合利华的时候，我去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常规事项。那就是从机场去一个消费者家里跟消费者见面，然后才去见管理团队，因为在了解他们如何使用产品的同时，我也真的很想了解他们的整体生活。”

Luxon是个有信仰的人，喜欢说自己在追求“大于自己的事”。为什么追求生活意义会让他在冰激凌、化妆品和确保成百上千万人腋下干燥留香之间辗转18年呢？

“在学校里，他并不起眼”

Luxon是三个兄弟之中最年长的。他出生于基督城的Bishopdale，父母很年轻，在青少年时期就退学了。他爸爸是个销售代表，妈妈是接待员。Luxon上的是公校，也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他一直想经商。“如果你遇到12岁的我，会发现我在洗车、割草、给露台刷漆。我真的很喜欢这些。”

上个世纪80年代，第四任工党政府通过Robernomics经济方案，积极开放新西兰高度管控的经济。当时的Luxon在基督城男子高中受到历史和经济学的激励。

他加入了高年级学长团，但首席学长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在学校的时候，他不起眼，”Glenn Davis说道，“他就是平平无奇。”

Davis也不爱Luxon喜欢的历史。“我被踢出了历史课。我当时就去为了首届XV比赛练习射门，而Chris就留下上课，或许这是他取得现在的成就而我却没有的原因吧。”

Davis现在是他母校的体育主任。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更感兴趣的是学校的未来体育明星——Chris Cairns、Lee Germon和Andrew Mehrtens，而不是心怀大志的商人。

“Chris就是那种标准的、中不溜秋的小孩，”他说道，“很招人喜欢，这或许是他取得今日的成就的原因。但是，的确没什么突出的。”

Luxon很努力。他在麦当劳兼职了三年，然后在坎特伯雷大学读商学硕士课程的时候，又在Park Royal酒店当门童。

毕业后，他搬去了惠灵顿，在联合利华当管培生。两年内，他成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品牌经理，驻扎在悉尼。他爬上了阶梯，一共10阶。2000年在伦敦，2003年在芝加哥，到2008年他已经成为联合利华加拿大业务CEO和主席。

“从CK化妆品到Ben & Jerry冰激凌，什么都卖。发展中市场、发达市场都去，全球方案、次级地区方案、个别国家方案，跟特别聪明的人合作，你会发现跨国企业会对全球有巨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可以从一个人对全球跨国集团的反应来判断这个人的政治。如果来自左派，读过Naomi Klein的著作，就会觉得跨国集团是超资本主义的邪恶世界的黑手，催化不平等和气候变化。

Luxon觉得跨国集团是一种好的力量。“许多人进入银行业、金融业或交易行业，”他说道，无意之间指向了他的政治导师和友人John Key。“对我而言，进入一个合适的、真的为自己所在的社会做贡献的组织是很重要的。”

他经商的路子受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哲学家Viktor Fankl1946的著作《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的影响。这本书中作者引用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经历，研究了即使在最萧条的情境下如何保持积极态度的理论。

Luxon援引作者的话，说商人要在东海岸添加自由神像，在西海岸加责任神像。

“在联合利华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工作时，你会想这些问题：我们这样的企业怎样为可持续性做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怎样做出经济上的贡献？”

费这种心力来销售力士除臭剂的确让人惊讶，但他的确成功了。

Luxon在2006年登上Ad Age杂志的40岁以下的40人榜单。“他只有35岁，已经是北美除臭剂品牌发展的VP。他监管的四种除臭剂中，有三种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第四种Suave去年的增长超过9%。”

那时，他对海外线上新西兰杂志NZ Edge表示，他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新西兰的全球品牌经理。

“那将会终极品牌经理。”

或许这就是他现在面试的工作。

“我并没有幻想改革福利的政策。”

奥克兰北岸KidsCan仓库里，盒子堆了20英尺高。雨衣雨靴、鞋子、桃子片、混装坚果、意式肉酱。

下午1:15，Luxon到了，是周五的便装。他穿着卡其裤，黑色的圆领衫外罩着一件白衬衫，脚上是一双黑鞋子。

如果他指望这次拜访能让人注意到生活成本危机，那么KidsCan的CEO Julie Chpman肯定没让人失望。她领导这个慈善机构18年，但从没见过需求这么大。

她递了一件雨衣给Luxon，那是今年要发放的70000件雨衣中的一件。Luxon赞许地摸了摸雨衣。Chapman说，有些孩子穿着雨衣睡觉，因为这是他们最暖和的衣服。她打开了一个白色盒子，里面是一双亮闪闪的板鞋。老师们说，有些学生舍不得脱下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拥有的第一件新东西。

Luxon在国会的首次演讲中称想要“解决不平等”。现在，作为国家党党魁，他排除了砍福利，还说如果当选要提高福利（但没有说具体时间和额度）。

“我现在就能跟你说，我没有幻想什么改革福利的政策，”他说道，“不会是关于砍福利、打击领福利的人。”

他说，自由市场对于扶贫而言，“在全球都很有效”。

但全球25名十亿富翁拥有半数地球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对此他能接受吗？一开始他说，他能接受，或者至少说能接受我们拥有不平等成果这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要再努把力的地方在于机会平等，让更多人能参与能帮助到他们的自由企业系统。”

追问之下，他承认对于全球财富的极端状况他“或许并不太能”接受。

他认为教育是脱贫的方法。“他们是社会流动性的阶梯，让人能够从差的处境中来到更好的处境。”

“我的信仰不是政治议题”

就在探访KidsCan两天之后，Luxon接通了对讲门铃，他在Remuera的家的大门快速打开。

小径尽头黑色的前门是开着的，在周日下午的秋日薄暮之下，那颗灯泡又出现了，下面是一件粉色的鳄鱼牌T恤。

Luxon带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厨房和休息区，实在是太大了，我甚至有点迷失了方向。

室外家具上的靠垫在粗粝的风中晃动。今天是用不成游泳池了。

他的太太Amanda挪了一下小桌子，把葡萄和饼干放在够得着的地方。她担心自己搞砸了浓缩咖啡。Luxon夫妇是不喝咖啡的，她用咖啡机也不顺手。

她丈夫也不喝酒。他解释说，倒不是宗教的原因。他曾在学校假期的时候跟一位酗酒的亲戚待过一阵。那段经历让他终生劝退。

Luxon夫妇15岁就相识，19岁开始约会，23岁结的婚。他们有两个孩子，现在都是20多岁。

Luxon用了几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政治领袖。白色的书架上全是政治书，左派的、右派的、中间派的。肯尼迪、克林顿、约翰·霍华德、海伦·克拉克、布拉克·奥巴马、纳尔逊·曼德拉。

他对奥巴马的痴迷程度近乎尴尬。他把2008年奥巴马的《希望与改变总统竞选》评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

Luxun当年在芝加哥，他发现自己等着擦鞋的时候，就排在奥巴马旁边的队里。Luxon主动跟奥巴马搭话，当时奥巴马还在伊利诺伊斯州的参议院，离当总统还远着呢。

后来2018年的时候，Luxon担任国家航司新西兰航空的CEO，他帮忙把奥巴马接来新西兰宣传旅游。这个举动被群嘲，说是浪费钱。

Remuera的这套房子是Luxon拥有的7套房子之一。

你怎样定义有钱？这是对政治学生的又一个陷阱问题，这个问题在2005年海伦·克拉克和约翰·基的电视辩论中问过。

他又躲躲闪闪。“我过着有钱的生活，”他说。他想躲过关于钱的尴尬问题。“我不用工作，”他后来突然说道，“我懂。我是很成功的。我很幸运。我很成功，我很感恩，我是有福的。”

对Luxon来说，上帝和钱都是敏感话题。

宗教和财富在北美受到追捧，但在阔别16年后回到新西兰，他发现两者都让人生疑，这一点让他真的感到惊讶。

“我本来以为不需要讨论这些，因为我觉得我说一句‘我有信仰’，就好了。”

他在首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当时他质疑“为什么能接受这种刻板印象，即公共生活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总是极端的”，后来他再没提过。

“我的信仰不是政治议题，对吧？我在国会代表所有新西兰人，而不是一种信仰或一种宗教，你不该因为我的信仰给我投票，也不该因为我的信仰而否认我。”

在写这篇文章的四次会面中，他已经接近生气的边缘。

“这让我生气，”他说道，“我来到政坛，大家会对他们以为的我的信仰贴标签，而这些人我甚至见都没见过，他们甚至都不认识我。”

他对福音基督教的标签嗤之以鼻。“已经成了一种政治预谋和打压的标志。”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福音派。实际上，他抨击福音派支持特朗普，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他不情不愿地透露了自己的宗教历程：他在基督城受的是天主教的教养，后来皈依了浸礼会，之后才是圣公会。在美国，他去的是无教派的教会，回到奥克兰之后回归Upper Room教会。

“过去五六年我没去教会，或者说不是定期去教会的人。”他继续说道，“后来就是教堂里有人想要免费去伦敦的机票，我就被卷进去了。”

他还提到了尴尬的一点，因为”你并不会认同教会里的一切”——饱受争议的一句话、Upper Room牧师的特朗普主义布道都在Luxon步入政坛之后被媒体挖出来。

Luxon不支持堕胎，但他也不打算改变法律。“已经尘埃落定，我执政是不会改的，”他补充说，“我的信仰其实是关于包容和同情，而不是歧视，不是拒绝他人。我是这么看我的信仰的。”

气候变化是“生命问题”

四五月份，Luxon， 他在毛利卫生局、补贴公共交通和取消公共假日上改变了立场。

专栏作家Simon Wilson在Herald中质疑了他是否失礼了。“他经常这样做，感觉像是某种强迫行为。或许他在新西兰航空的时候就是这样，脑子里那些古怪、精妙的想法都是脱口而出，但在同事们带他回到现实之后他又努力摆出不觉得丢人的样子。”

Wilson还觉得，说到底Luxon可能来自“瞧不起普罗大众”的地方，做起事来就是一幅“有弥赛亚综合症的有权有势的家伙”的样子。

这篇专栏稿集结了对Luxon的几种抨击言论：说他在新西兰航空并没有做实事，说他特别有钱，不接地气，说他就是个古怪的、信教的人。

但说他2012年是在实事都干完了才碰大运拿到新西兰航空的顶级职位（成为CEO之前，他当了3个月的集团总经理）则与事实不符。

2013年，Luxon当选Herald的年度商业领袖。“在Luxon加入之前，新西兰航空的长途业务每周损失200万纽币，他就任期间扭亏为盈。”记者Grant Bradley写到。

2015年，Luxon被德勤评为年度200名首席执行官。“你无法否认，新西兰航空的财政表现和利润增加恰逢Christopher Luxon任CEO的时期。”评委Cathy Quinn说道。

新西兰航空挣了很多钱，他也一样。新西兰航空在2015年创下3.27亿纽币的利润记录，Luxon给8000名工会员工各发放了1400纽币的奖励。Luxon的薪资一跃达到400万纽币。2019年，他成为航司的第18大股东，股份价值超过1200万纽币。

Luxon说自己也利用了大公司的力量来造福社会。他说，高级领导职位的女性比例从16%涨到了44%，他还为毛利和太平洋族裔的年轻人引入了实习计划，提高了舱内毛利语的使用，启动了Gender and Rainbow Tick 证书。

“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其精髓，”他解释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地发达起来，所以当我来到业界，发现多元化没有得到拥护、人们不能以一个整体的自我面貌来工作时，我就觉得有问题。”

气候变化也是一个优先项。Luxon说，在他的监管之下，新西兰航空成为气候变化领袖联盟的基础成员，航司的车队完全是电力车。

环保主义者Dame Anne Salmond在2015年和2020年之间，担任新西兰航空可持续性董事会的董事。她对Stuff表示，Luxon对气候变化的热忱是“完全真实的”。

这是他从联合利华带过来的，当时他跟英国环保主义者、作家Sir Jonathon Porritt有过合作。Porritt的网站上写着，自2010年以来，联合利华拥有“我们所知的，最广泛的、最有想象力的、最有志向的企业可持续性倡议。”

Luxon说，他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热忱绝不只是对国家党的再包装。“这并非国家党、工党还是绿党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

Luxon有可能选工党吗？

Luxon的政治倾向对于业界同僚来说从来都不明显。

MediaWorks的现任CEO Cam Wallace曾在新西兰航空与Luxon亲密无间地合作了六年。他说Luxon的管理方式“很包容、有好奇心，也很有关怀。”

Luxon宣布卸任新西兰航空的CEO职位，考虑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时候，如果选了工党他会感到惊讶吗？

“他决定进军政坛的时候成为一位国家党议员的可能性更大，但我不觉得这是绝对的。我觉得，他是个中间派政客，”Wallace说，“他的价值、关怀和温度，两边皆可。”

前工党内阁部长、政治历史学家Michael Bassett已经写了15本书。他也持相同的观点。

“当他首次宣布要卸任航司CEO，考虑进军政坛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会是哪个党呢？’。对我而言，他也不一定会是国家党，”他补充道，“他或许也看到了工党的机会。”

Luxon说，他从航司辞职之后差不多过了“四个小时”才加入国家党。他说那是因为在带领国家航司的时候他想做一个政治不可知论者，也因为Ardern任命他为商业顾问理事会的首席。

Luxon否认了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至少有两位工党中举足轻重的人提起过，这个说法就是Luxon请了一个中间人了解工党对他从政的看法。Luxon说没这回事，“我跟国家党的连接、与国家党的一致性是毫无疑问的。国家党一直是我的党派。”

新冠时期的一反常态可能利好Luxon

Luxon从后排议员到国家党党魁，只花了409天，甚至比Don Brash还快（428天）。

约翰·基在国会待了四年才在2016年当上党魁。Ardern虽然在离2017年大选只有七周时才当上党魁，但2008年她就已经在国会了。

Bassett说，Luxon经验不够是最大的硬伤。“对我而言，他进入国会的时候，这么个菜鸟，真受不了政治游戏。他这么快就被推上党魁之位，当时我想‘对你很难啊。’”

Bassett还提到，可是，新冠时期的一反常态可能有利于Luxon。自1990年以来，所有政府都经历了三届。到2023年大选，Ardern就已经两期任满，可是Bassett在想，选民们会觉得该九年吗，还是就六年呢。

“就我的感受而言，新冠以及总理在电视上的日常露面已经让人厌烦了。他们已经转移了视线。他们虽然还不相信Luxon搞得定。但如果Luxon打得一手好牌，那么也可能一朝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