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综合报道】Kushlan Sugathapala是社会公义议题的研究员和作家。对于新西兰的税务系统，他发表了如下看法。

我们的税务系统是OECD国家中，对低收入人群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挤压中产阶级。

我们或许是OECD国家中，唯一一个对食品没有优惠利率，也没有资本利得税的国家；是为数不多对每一刀的个人收入都要征税的国家之一；是直到四月份之前，最高个人所得税中，超过中位数的收入从17%这么低的税率起征的国家之一，我们国家收入最高的个人缴的税远低于大多数国家。税收部长David Parker承认，我们的税务系统不公，要求IRD下功夫。

Mike是个大学生，周六工作来付日杂账单。他要付10.5%的PAYE，外加15%的食品GST，微薄的收入里25%要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在英国、澳大利亚，他根本就不需要缴税。（这个例子只是用作说明，我们之中大多数人交房租、还房贷都没有GST。）

Adam买了一套20年前买的投资房，卖价130万，比他当时买的价格高出一百万。至于资本利得方面，他无需缴税。在澳大利亚，他需要以最高的所得税缴纳资本利得税，可能高达450,000，在英国可能是280,000。

亚当·斯密在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说，“一个好的税收系统有四个原则——平等、确定、便利和经济。”简便和经济只是一个原则，而不是标准的全部。其它国家都能毫不费力地做一些豁免。

上世纪30年代晚期，现代福利国家的诞生要求提高税收，带来现在税收体制。二战之后，最高的税率是76.5%。但工薪阶层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税。一个一流的屠夫，如果一年的收入是460英镑（折合成2021年的标准就是35000纽币），带着两个女儿的他，在豁免和退税之后，就无需缴纳所得税。两个大党都不想修订系统的根本原则，但这个系统关系到新西兰人有尊严地过一生。

1984年至1993年之间，Rogernomics朝着“广开征、低税率体制”的方向，大刀阔斧地改革税务系统。对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从66%骤减至33%。最高税阶的起征点相对较低，为30000纽币；但无论是40000纽币的收入，还是100万纽币的收入，最高税阶都一样。公司税率从48%降至30%，土地税为5%，遗产税被废除。

1986年引入了10%的GST，这大大影响了低收入人群。现在GST已经涨到15%了。缺乏GST豁免制度就意味着我们是OECD国家中GST最高的国家（按GDP比算）。

只看GDP的30%左右，那么总的税收跟上世纪80年代差不多，可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却大增。这实际上是将财富从中低收入人群转向了富裕的人。

跟澳大利亚比一比，就能看出可以怎么调整。

澳大利亚最高税率为45%，我们的是39%。他们的低收入人群有18000澳币的免税额度，我们每一刀都要征税。他们的GST是10%，而且食物是豁免的，我们是15%，而且没有豁免。他们的资本利得是照最高边际税率来收，我们为零。他们的税务系统让我们挽留劳动力的困境更加艰难。

虽然现任总理排除了资本利得税，但这是最符合逻辑的一步。就连最资本主义的美国都征收资本利得。要引入财富税，对高收入人群涨税。让跨国、海外公司使用避税天堂少缴或不缴税的漏洞也要补上。让高净值人群少缴税的漏洞也要补上。

许多福利机构主张，定向福利代价不大，但这种说法不受欢迎，通常资金也不足。那句“扶贫计划是贫穷计划”的格言是真的，也反映在我们那贫瘠的福利中。普遍的福利是最好实施的，但很难取缔。举个例子，如果从20000以上纽币的收入起征，那么需要一个勇猛的政府来对中产阶级重新征收2100纽币。

食品GST减免是负担得起的。财政部预测，未来四年GST税收会增长20亿。牺牲一年的增长就足以承担GST优惠利率。起征点的设置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跟几乎每一个OECD国家吻合。

在胜选演讲中，澳大利亚总理Anthony Albanese提到“一个不让任何人掉队、不阻止任何人前行的国家”。我们的税务系统两头都没做到。我们的弱势人群和奋斗一族值得拥有他们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得到的待遇。

不光是中产受到挤压，底层已经被踩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