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成为疑似病例会经历什么？一位妈妈全程记录

【天维网援引NZHerald消息 Emma编译】叙述人自述：“我选择不透露自己、孩子、医院和我所在的地方。这不光是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也是为了保护与我们打交道的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官员的隐私。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很显然，应对新冠肺炎的举措是严谨而复杂的。我也有不希望在社区内散播恐惧。以下是我的故事——”

周五晚上，女儿开始头疼。一夜之后，开始发烧。

我一晚没睡，听着她急促的呼吸声和胸腔里的杂音，越来越焦虑。

我们是11天前从日本回来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给了卫生专线。

以为护士通过电话评估了她的情况，然后告诉我要送女儿去看医生。

我们2月中旬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新西兰还没有任何关于日本的限制。后来日本成为二类关注国家，我们也在需要14天隔离，并汇报病症的范围内。

周末的时候，我们的GP关门歇业了。所以我只得把两个孩子塞进车里，去当地还开着的急诊。

急诊的门上贴着一张标识，写着如果最近从海外回来，请不要进入。于是我带着孩子回到车上，给急诊的前台打了电话。

前台将我转接给了一位医生。医生说要上报给卫生部的首席医疗官，让我等5到10分钟。

一个小时后，医生走出来，说需要保持1.5米的距离。她指引我们去了最近的医院，并递给三个口罩，还按照我的要求给了我呕吐袋，因为我女儿觉得想吐。

就这样，我们开启了四天的隔离，开始坐立难安地等待新冠检测结果。

我们三个人被告知不要直接走进医院，而是把车停在下客区，戴上口罩，然后透过车窗向医院里的急诊员工招手致意。

问题是，没人看到我们，然后我们又打电话给那位送我们口罩的医生，最后才有人来接我们。

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走向我们的车，叫我们下车，然后带我们穿过几重门才进入隔离病房，然后护士去了隔壁房间。我们能透过玻璃窗看到、听到她和另一位护士讨论防护设备。

他们好像是也是第一次遇到潜在的新冠患者。

其中一位护士离开了那个房间。另一位留在原地的护士开始戴口罩，穿防护服，试戴了一下塑料面罩，后来又加了一副护目镜。

后来，她走进了我们房间，头上和脚上都没有戴防护设备，后来听卫生部说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太懂为什么不把头和脚的防护也纳入其中。就算让医生和护士安心也是好的。

我知道护士没有脚部防护还是有点不安的，是她亲口直接告诉我的，后来医生进来的时候也提到防护不够，所以只能自己穿上工业胶靴。

光看其他国家的照片，就知道新冠一线的人是全副武装的。一位在美国的新冠患者说，自己所在的医院里，护士直接用胶带把口罩与头部防护设备粘起来了。

我不是什么微生物学家，但要是病毒能附着在表面，那么头发、耳朵、鞋子等易感染的地方，只要触摸不就可能导致感染吗？

隔离病房小而朴素，天花板上有个通风扇。

Doug Sherring

“是什么声音？”我女儿问道。

“我觉得是负压系统在吸走细菌，”我跟她说。那时我还在想，护士已经做完了初步评估，我们需要在这个幽闭的空间里待多久。

之后，医生走进来开始问问题，然后又走了。走之前，他说要咨询传染病专家，看看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检测。

我们又继续等待，戴了口罩之后，我们的脸又热又痒。

后来，护士又回来了，说已经有了方案——只有我女儿需要接受检测，因为只有她一人有症状，而且还是轻症。

当时，我女儿登记的症状还是低烧，而且的胸腔回音是清晰的。

护士说，需要做三个咽拭子检测，两个是鼻腔取样，一个是喉咙取样。

左鼻孔取样时，我女儿又踢又弹，像一只惊慌的小动物。她留着眼泪说痛，但医生很耐心也很好，哄了一会儿，终于取完样了。

他们说要第二天才知道检测结果，我们要直接回家，并且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不能离开家门。

我们心慌慌地穿过城里回家，心知不能停车买咖啡或牛奶。

我一到家就接到了电话，说我女儿现在被当做新冠疑似病例。根据卫生法案，我们要被强制隔离。

卫生官员反复申明，我们不能离开家，也不能让别人进家门。他还说，不遵守的话将会被惩罚，但我们可以去自家院子里。

我跟孩子们讲了一个中国的故事——一个人在自己的公寓里，用两把椅子设置了一个跑道，跑了50公里。第二天早上，我儿子下了一个app，记录自己散的步——在12米宽的草坪上，他慢跑了2公里。

当他姐姐给他递水时，他打翻了水杯，我当时还笑了起来。后来，我突然开始担心是否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我不想让邻居来问，为什么我儿子在跑圈。我担心邻居们会开始担心同构空气传播感染上病毒。

于是我们进屋玩了一把大富翁，又看了会儿Netflix。

未知的检测结果一直悬在我头上。周日下午发现我女儿做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但这个是检测感冒、流感和其他常见呼吸道病症的，我越来越焦虑。

一开始，她的轻症并没让医院有多紧张，所以我还是希望她没有新冠病毒，但我现在必须要接受她携带了病毒的可能性。

然后更糟糕的是，我们要等到至少会走一中午才能知道下一步的检测结果。

周日一晚上我都没合眼，听着女儿睡在身旁沉沉的呼吸声，我不禁在脑中一遍遍地设想各种情况。

如果她的检测结果为阳性，说是要立马开始追踪接触者。这可能意味着她就读的学校要关闭两周。

卫生官员还警示我，到时候可能出现媒体疯狂曝光，就在那个时候我哽咽了。

我躺着睡不着，不禁想着，如果学校要关闭，那么家长们得多生气。我当时满心都是恐惧。

我想着，我们一家三口将成为排外和恐怖情绪的靶子。一想到我带孩子出国滑雪竟然让一个社区都有了风险，我心里觉得更沉重了。

作为一个前记者，我知道媒体要找到我们是毫无问题的——只需要在校门口随便问几个问题，我女儿的名字就能被问出来。

我甚至开始想到，如果我的女儿成为新西兰第一个确诊的小孩，那么将会有多少标签被贴在她身上。

就因为她小小年纪，所以一切都将被放大。压力越来越大，我都感到胸口疼了，我还想着自己会不会也病了。

我知道孩子的父亲也将承受这些负担——我们2月7日去日本之前，他已经表达过自己的顾虑，因此我觉得更内疚了。

我计划了一年，出发之前还打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如果取消的话，不会赔付。

那是，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世卫组织都没对日本发出任何旅行警示，而钻石公主号也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

于是，跟前夫聊过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可以带孩子去——后来都很后悔这个决定。

周一最终还是来了，但检测结果却并没如期而至。

下午我接到了电话，是另一位卫生官员打来的，说样本还没送到实验室，因为在取样的医院，送样本的特殊次日达快递周末不上班。

我只想尖叫：“WTF？你们说周日，然后是周一，现在要到周二吗?”

但我并没说出口，我只问了一句：“那你知道这样等待下去给我的神经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被告知，之所以会延迟，是因为只有普通的病毒筛查失败之后，才会触发新冠检测。

这是我之前不知道，所以我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周一晚上，我觉得女儿99%的可能不是新冠病毒。

她退烧了，笑得很开心，还在走廊里跟弟弟玩起了曲棍球。我当时想着，及时检测结果为阳性，那我们也很幸运她只是轻症，希望她能有免疫力。

我感到松了口气，就睡着了。

周二迷迷糊糊就过去了，下午3:30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了，便给之前留给我的卫生官员的电话发了信息，接着一位护士回电称还没有结果。

我叹了口气，想着可能还得再隔离几天。不过几分钟之后，电话响了。

还是那位护士。

“好消息，”她说，“你女儿的新冠检测是阴性。你可以照常生活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出门骑车、吃冰激凌庆祝，在街上为重获自由而撒欢。

我看着两个孩子在公园的秋千上开心地玩耍，但一个不好的念头又上了心头——我们家是躲过了成为第一个将病毒传到学校的家庭，但另一个家庭又能躲多久？

新冠肺炎到底会让世界变成什么样，还会继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