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竞选专题】你所不了解的那个属虎的女人

天维网 4月6日 新西兰政府5日正式提名前总理、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位新西兰老政治家从这里迈向一片情况未明的领域。有趣的是，海伦·克拉克昨天选择了一个独特的Kiwi方式来宣布竞选，她从联合国大楼里出来走到街对面，在那里她宣布前，一群人唱起了Tutira Mai Nga Iwi——这是一首新西兰小学里经常传唱的毛利歌。

　　有趣的是，海伦·克拉克选择了一个独特的Kiwi方式来宣布竞选。她从联合国大楼里出来走到街对面，在那里她宣布前，一群人唱起了Tutira Mai Nga Iwi——这是一首新西兰小学里经常传唱的毛利歌。

　　作为一位执政9年的新西兰前首相，海伦·克拉克给中新关系留下了2个醒目的重要标记：一是代表当时的工党政府签订了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为近年来的中新商贸关系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执政期间曾在“三聚氰胺”事件上显示出正确决断，敦促中国政府展开调查并最终爆发震惊国人的三鹿奶粉大案。

　　很多新移民对这位在传统男性行业里“搵食”的新西兰女强人还不太了解，这里我们探索一下克拉克女士的个人尤其是早年政治生涯，从1981年从奥克兰MT ALBERT选区脱颖而出，到现在35年，她是如何在这个竞技场找到自己位置的——

　　从自闭到激进

　　海伦•伊丽莎白•克拉克 (Helen Elizabeth Clark)，1950年2月26日出生于新西兰哈密尔顿市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有点强权，母亲则有点冷漠。“我非常非常害羞，因为我缺乏和其它儿童的交流。我在上小学之后，有许多心理问题，无法合群。”在1984年一本自传体文字书《Head and Shouler》中，她这样写道：“直到现在(1984)，我还不能和所有的新西兰人自如地交流，比如说商业团体，我与城市中产阶级打的交道也非常少。”

　　克拉克的社会恐惧症在她父母将她送到Epsom Girls Grammer的时候达到了高峰。克拉克形容自己夹在来自Remuera和Epsom的新潮的女孩中间，就像一只大番瓜。慢慢的，反叛开始进入克拉克的视野。

　　“大概是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和父亲越来越多地争论，我开始有自己更开放的态度。比如说，我决定不去教堂了，因此和他们大吵了一顿。”

　　克拉克对宗教的态度和对父母的抵触是否影响了新西兰的立国之本呢？我们可以设想，是因为从小就有对“长辈”的反叛心理，造成2000年10月，在伊丽莎白二世即将莅临新西兰视察时，克拉克却公开称新西兰人对于英国皇室的光临已经不感兴趣了。

　　克拉克还直言不讳的说，新西兰放弃君主立宪制是大势所趋。“大家记住我所说的，新西兰成为一个共和国将是不可避免的。”克拉克过于直率的性格自然让那一次伊丽莎白二世的新西兰之行不那么痛快。

　　如果弗洛伊德的理论确实可信的话，那么，少年时期的克拉克是否将她和父母之间长期的压抑感，通过治理国家的方法得到了缓解呢？这有意思的话题。有趣的是，几乎可以肯定一些过往的政府政策中，显露出克拉克的个人痕迹。比如，她在1984年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形式上的婚姻完全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为了进入国会，我们的(和丈夫Peter Davis)的关系就不会正式化。”

　　至于在女人最重要的日子，克拉克小姐的确与众不同。多年好友Ruth  Butterworth 回忆结婚当天克拉克非常不开心﹕“她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抗拒。她一整天都在哭。我都为她难过婚姻对她来说实在免为其难。”

　　所以当2001年，克拉克领导的工党政府在事实婚姻关系法案中，给予所有保持三年关系或以上的Couple、包括同性恋在内，以相当于婚姻的同样地位的政策，可能就不足为奇了。这位厌倦被强迫结婚的女性对于事实婚姻是保有支持的态度的。

　　从学生运动到政治舞台

　　当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18岁的克拉克正在奥克兰大学念书。在当时，焚烧胸罩﹑毒品文化﹑性解放运动，再加上反对越战的呼声达到了最高峰。

　　她后来写道，在校园里很自然就被这些事件吸引过去，在大学的第三年，她参加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大游行，即1970年的ALL BLACK TOUR OF SOUTH AFRICA。“我开始希望用政治来证明自己。”

　　尽管克拉克自己就是社会运动中一个操作者，但她仍感到很困惑。“每次都是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但是很明显政府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

　　从此，克拉克对于群众性示威有了自己的观点，她有些瞧不起群众运动。

　　反映在2003年新西兰40,000人上街反对克拉克的GM转基因食品的政策时，她略带嘲讽地说道﹕“我看过更大的游行。”

　　至于年轻时期对于性别和政治的认识，“我记得我在20岁的时候受到Kate Millett的《性政治》和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很大影响，男人很容易失去控制，他们往往大叫并倾向于自我伤害，这让我感到奇怪。我从不叫嚷，那不是我的性格。”

　　对女性家庭责任的敌意，使得克拉克从没想到过在家庭中扮演更多责任。“我从没想要生一个孩子。我把孩子看成会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完全不能想象自己怀孕的样子。我希望有连续的职业生活。”

　　克拉克不喜欢小孩几乎有些病态，这也从她的政策中有所反映﹕是克拉克，在1989年引入了一项法律改变，使得未成年人怀孕后可以不告诉父母，就获得合法的流产。

　　克拉克不喜欢孩子不喜欢男人的倾向，使她更努力于争夺男人的传统空间。“如果人们看到一个男人很感性，人们不会把他描绘为情绪化。如果一个女人很感性，就不会得到重要的工作。所以，你因此变得越来越冷漠。”

　　“红海伦”的历史档案

　　很多人不知道在海伦‧克拉克走上政坛的初期，她的全球化观点即已很鲜明，而她的社会主义倾向曾让一些大国感到不安。

　　首先，早期的克拉克即相信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影响世界的问题都超越了国界，人们需要跨国的一致的反应和政策。”她在时间进入本世界以后，曾这样说，从那时开始，“ONE WORLD GOVERNMENT”的野心就比80年代更清晰，这也是她最终走向联合国工作的重要认知基础。

　　克拉克和美国的关系也比较独特，一件早年发生的事情可能不能被忽略。

　　1986年，媒体报道，因为新西兰一名政府议员的强烈的反核立场，有“美国来的消息”说，这名女议员已经被美国谍报人员监视。当时报道说，“MT ALBERT的女议员海伦‧克拉克说她几乎可以肯定她的电话被美国人监听。‘他们有设备来监听我的长距离通话，’”报道引用克拉克的话说﹕“‘有时候我感到害怕。’”

　　无法知道美国人从对克拉克的监听中获得了什么材料。不过，克拉克是非常不愿意有人介入她的个人生活的。

　　在华盛顿，后来了解到，这位未来的新西兰女首相的代号为“红海伦(RED HELEN)”。

　　这个名称的由来，不仅是因为她的反核立场，还有她对1986年尼加拉瓜革命中共产主义政府的支持。

　　当时的工党女主席Margaret Wilson同时也是工党支持尼加拉瓜委员会的主席，她和克拉克绕道去尼加拉瓜，用采摘咖啡豆的行动来表示对这个共产主义政体的支持。同时，还参加了一个在秘鲁举行的“社会国际”的会议。

　　尽管尼加拉瓜革命在美国的干涉下最后失败，工党的社会主义理想并没有中止。1987年1月Margaret Wilson访问莫斯科，表达了“新西兰和苏联加强联系的重要，认为新西兰的中产阶级需要被引导”。

　　克拉克在“社会国际”中的关系可以追溯到70年代，并延续到现在。其身份比较合理地定位于“国际顾问”。

　　要说明一点，尽管克拉克可能认为自己是“红”的，但是新西兰更“正宗”的马列主义者却认为工党只是“淡淡的粉红或粉白”。（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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