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生命的馈赠，让这位华人在新西兰重获新生

【天维网综合报道 记者Crystal Liu】在新西兰，得到陌生人一颗心脏的“馈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就在几个月前，43岁的奥克兰居民W先生就幸运地获得了这样一份“馈赠”——在与死神的交锋中，一颗来自陌生人的心脏让他重获新生。

现在，是他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的第18个月，天维网记者有幸聆听了他的故事…

一颗来自陌生人的心脏，将他从死神的手中救了出来…

图片来源：CNN

W先生是一位华人二代移民，早在他8岁那年，因不幸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一种恶性肿瘤）而接受了长达两年的化疗和放疗。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童年这场遭遇，竟然让他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再次经历了一场生命之劫…

2017年7月左右，已经43岁的W先生发现身体有一些不对劲，起初他以为是重感冒，但后来，持续不断的咳嗽让他变得极度虚弱，甚至还出现了夜不能寐，步行百米都困难的症状。经过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心力衰竭，这是他早年化疗的副作用导致的扩张型心肌病所引发的…他需要进行心脏移植。

W先生说，被确诊时他非常震惊。

“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前几周我还在徒步、运动。我起初以为医生只是夸张了我的病情。即使我当医生的姐姐都跟我强调，我的情况真的很不好，我也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直到几天后，W先生的身体每况日下，他才意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

“那个时候的我虚弱至极，稍微活动一下，就像有一个人坐在我的胸口上。”

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当W先生知道他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甚至不愿谈论。W先生表示，他不愿意接受“有人划开你的胸膛，拿出你原有的心脏，再把别人的心脏放进去”这件事。

然而，当他看到其他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一天天地好起来，他的想法改变了——他意识到，心脏移植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出路，否则，他不仅要忍受心衰带来的痛苦，还要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不过，等待移植的过程并不容易。移植其实是一场赌博，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在与死亡的交锋中打个擦边球存活下来。

因为，在进入等待名单之前，他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评估，符合移植要求的病患才会被最终列入等待名单，此外，在等待期间，他还要大量地服用药物并且进行一定身体锻炼才能让身体能够承受这场手术…

甚至，如果这颗心脏再晚到一些，为了让W先生维持生命，医生已经开始计划给他的体内植入一个心脏辅助装置（LVAD），但这个心脏辅助装置，会让W先生在那段时间内失去移植的机会…

W先生说，等待期间，他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入睡时常常会想，会不会第二天就再也无法醒来了。

从患病到等到可以移植的心脏，W先生一共等了10周，终于在一个早晨，9点30分，他收到了移植协调员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有一颗心脏，可以让他移植了。

图片来源：Noted

W先生还记得在他被送往医院做手术前，家人给他拍了最后的全家福照片。在等待手术的时候，他记得自己坐在床上想:“这是真的，我不会再痛苦了！”他记得当时的自己有点紧张。因为他不知道手术是好是坏，也不知道醒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手术后，W先生在ICU昏迷了整整5天后才苏醒。整个康复过程也比他预想的要难，因为在苏醒时，他没办法移动身体的任何部位，不过他坚信如果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小步，就会离恢复正常生活更近一步。

于是，他开始专注于那些从前不能做、但在移植后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散步、跑步、外出和独立生活…“我想，这是我成功康复的原因。”

现在，距离他接受心脏移植，已经过去了18个月了，W先生说，虽然他仍在服用抗排异药物、持续锻炼，并且要小心感染，但是，他终于可以独立生活，去享受那些在手术前无法享受的事情。

此外，他还会经常和其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们见面，因为在移植的路上，他们已经成为了“家人”。

图片来源：Meritagemed

W先生说，几乎每天，他都会思考，那位赠予他心脏的人，在过去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如果他没有等到这颗心脏，自己现在又会在哪里？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有太多苦苦挣扎等待的病人花费了比我多几倍的时间才等到需要移植的心脏，甚至有人再也等不到了…”

“短短的几周，或许对普通人来说稍纵即逝，但对于我们而言，等待所需要的勇气，甚至比直面死亡还要大。”

痊愈后的W先生像所有移植成功的患者一样，去爬了One Tree Hill，作为自己重获新生的仪式，他表示，这颗心脏是一份厚礼，值得他和家人终生感恩，铭记。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能够接受器官捐献，但是…

其实，在新西兰，还有很多和W先生一样因得到陌生人“馈赠”而重获新生的故事。根据新西兰器官捐献组织的数据，2018年，有62位器官捐赠者在去世后将自己的器官捐赠给192位病患。这一数字比起2008年，增长了一倍。

器官捐献组织负责人Stephen Streats称，近些年来，器官捐献数量上升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识的加深、和家人沟通的增加以及医务人员努力的共同结果。（相关报道：原来在新西兰，捐献器官竟然要满足这么多条件！）

图片来源：UNO

此前记者采访Stephen医生时曾经详细讨论过成为器官捐献者的条件，新西兰器官捐赠组织也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新西兰器官捐赠组织网站：https://www.donor.co.nz/）

一般来说，器官捐献分为已故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驾照上填写的信息指的是已故器官捐献。所以，首先医院会对患者进行脑死亡评估，反复确认病人是否已真正脑死亡。

接下来就是与家属沟通，因为最终是否成为捐献者的决定权在家属，如果家属同意捐赠，协调员将根据需要受捐者的信息，与移植医疗队联络，根据器官匹配情况安排移植手术。

随后，才会进行器官捐赠手术。而移植手术的费用则是由政府承担的，这期间不涉及金钱交易。至于捐赠者的葬礼，也会得到妥善安排，不会因移植手术受到影响。

此外，Stephen还表示，受捐者等待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可供移植的器官和受体是否匹配，但是，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由于常见的B型血在欧洲裔中并不常见，所以等待器官匹配的时间可能会较长。

近年来新西兰器官捐赠者人数 图片来源：https://www.donor.co.nz/

作为一名常与器官捐赠者以及家属打交道的ICU医生，在Stephen眼中，器官捐献其实是临终关怀的最后一步。

很多人会认为ICU是一道鬼门关，而谈论器官捐献则成为了最终落下的“死亡审判”，所以Stephen表示，其实器官捐献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家属是否能接受患者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事实，这时候，专业人士与家属的科普与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

Stephen表示和家属之间沟通的关键在于信任，“你无法和不信任理解你意图的人对话。”

图片来源：Voices in Bioethics

在采访中他提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亚洲家庭在新西兰旅行的途中发生了意外，一位家庭成员不幸去世。在医生宣布病人已经脑死亡之后，医生询问陷入突然丧失亲人悲痛中的逝者家人，是否愿意将逝者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

即使双方语言不通，在翻译将医生的来意和器官捐献的谈话完整地传达给他们后，逝者家属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Stephen哽咽着说，“没有一位家属听得懂英语，可是他们立刻表示：感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我们愿意让他成为器官捐赠者，如果他还清醒，这也会是他的意愿。”

“我从没想过一个不懂我们语言的家庭可以这么信任我们，这么果断地同意把至亲的器官捐赠给陌生人，这让我知道人性中的大爱不受文化的限制，奉献本无国界。”

这也是他从业四十余年的信念所在。 

“从97年我还是初级医生时，第一次在ICU外和家属就器官捐献的问题进行这样的谈话至今，可以说这是我用一生来做的事情。我想，在ICU当医生需要强大的内心，当我收到器官捐献者家属的感谢信，当我看到一个病恹恹的人几周之后精神焕发地出现在我面前，重获新生，我认为，能从事这项事业，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

近年来新西兰器官移植情况 图片来源：https://www.donor.co.nz/

对于器官捐献，你怎么想？

选择成为器官捐赠者的李先生表示：“每个人都有权力决定自己死后身体的用途。人死后归于尘土，没有不朽一说，如果器官可以在他人身上得到延续也是对生命的延长。”

另一位选择了捐赠的胡先生则表示，他更愿意相信“死后我本人已经不存在于世上，那么为何不将可以合理利用的器官用于更需要的人群，也算是不浪费自己最后存在的意义。”

不过，对于“留有完整身体”的传统文化观念，Stephen坦言，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很多文化中都有相似的说法，这应该是人类思想中共同的部分。

“只是有些人准备好谈及这个话题。无关文化种族，我们不会质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正如Stephen所言，器官捐赠不应该来自强迫，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捐献者，但每个独一无二的家庭也有权利根据他们的理由做任何决定。” 

那么在新西兰的你，对于器官捐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新西兰器官捐献组织“感恩日”活动视频链接：//www.donor.co.nz/thank-you-day-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