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综合报道】这几年，Jacinda Ardern在新西兰政坛的光芒依然无人能及；但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有另一位政客明显在冉冉升起——行动党党魁David Seymour。来看一篇关于Seymour的观点稿，仅作分享，不代表天维立场。本文作者Michele Hewitson，原载于Listener。

他曾是个笑话，但现在民调告诉我们，他是总理的第二人选。行动党党魁真能带领新西兰吗？

David Seymour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外星人。关于这个引人入胜的两难问题，我俩（作者与Seymour）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他试了一下。“谁知道呢。如果你是外星人，你会知道自己是外星人吗？”“如果你知道你是，那么你会承认吗？”

“也是，如果我是外星人，也知道我是外星人，恐怕我会否认。所以说，你只能去好奇。”

关于他有很多可以好奇的，或者说至少可以琢磨的点。那么，这么多的头绪里，我们怎么说起外星人来呢？其实是因为我在探究他到底相信什么。我跟他说，我一直说别人是自由论者，但我才发现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何谓自由论者。相信自由论就是确信某种你并不能真正了解的事物。我也问了他，他是否信仰上帝。他是不信的，但他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无神论听起来很累。你得对某些你并不真正了解的事物很确信。”

对了，他也不相信外星人。显然，他相信自由论。他说，他是个实用主义自由论者，而不是教条主义自由论者。一个自由论者就是“相信对他人主动出击是不对的人，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认同。但我认为自由论者的不同在于，将这个观点拓展到政府层面。”

我俩有个共同的熟人是自由论者。Seymour说会代我问候，我跟他说，千万别，我可不想鼓励自由论者。“哈哈，我们不需要鼓励。我们只是来来回回，四处传播自由的想法而已。”但我想知道的是，这种自由的终极结果是什么。“大家可能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

说起来，疫情期间，政府强制大家佩戴口罩，这种时候一个实用主义自由论者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支持通过对自由的最小限制（这种限制也要基于科学依据）来打败新冠的政策。Delta的气溶胶属性意味着戴口罩很有意义。如果是在戴口罩和封城之间做选择，那这个选择是很容易的。”

在读书时期之后，他就有很多密友，但他并没有什么亲密的政治朋友。“我觉得走上政坛并不是为了交朋友，当然有很多我敬重的、喜欢的人。要是去国会交朋友，那恐怕是有什么毛病。在友谊方面，我比别人限制得更严。”

对于最新的民调，他可能会嗤之以鼻。在这次民调中，行动党的支持率从6.1%升至13%。在喜欢的总理人选单项上，他以微弱的优势超过了国家党党魁Judith Collins。如果他是个爱欢呼的人，恐怕早就欢呼起来了。“说实话，我不是爱欢呼的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是百米赛跑，每一百米都要欢呼，那么很可能跑不完整个马拉松，对吧？所以说啊，这一行里，可没那么多欢呼的时间。”

他曾是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六年一直如此，直到2020年大选。他可不是冲刺型选手。“大家都说我是‘单人乐队’，但2020年我们操办的是一场耗资200万的竞选活动。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组建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而且有好几年时间。”

但在此之前的六年时光的确比较惨淡，但千万不要举手投降。“生命的美妙就在于，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有所作为，那么你的作为终将带来改变。”

他曾经说过，行动党所有候选人中，只有他的副手Brooke van Velden讨人喜欢。这么说可能有点怪，但是吧他这句话实际是说，van Celden比他更招人喜欢。“差别在于，可能有人会喜欢我，但大家是想要喜欢她的。这是个很关键的差别，因为如果大家盼着喜欢你，一切会轻松很多。”

但为什么大家想要喜欢van Velden而不是Seymour呢？“要是我知道答案，那我肯定要有所行动。”他指的是难以定义、无法捉摸的个人魅力，这个东西，他知道自己很缺乏。“对，我老早就发现了。”

这可能也是某种自由吧——要是你知道你没有某种东西，也就犯不上为之操心了。你可以做没有个人魅力的自己。别人有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的自由，如果你恰好是个自由论者的政党，选择的自由就是他们选择的哲学。

他可能是个怪人。“我可能是的。我想，我得补充一点，那就是我本心很好，也有共情力。我肯定是与众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无法理解他人，不会做好事。这个部分，我是不承认的。因为我觉得你说怪人的时候，往往指那些冷漠的、无法感受到他人，甚至蔑视别人的人。我可不是那样的。”

“那种怪人绝不可能把所有的政治资本投入到特许学校和安乐死天提案中。我没去念过特许学校，也希望自己不需要安乐死。”他说，讽刺的是，这两件事被归功于行动党。“大家时不时指责你自私”，但又要指望他对特许学校和安乐死的支持。他说自己和行动党实际上完全是“利他的”。

还有一个指控：“行动党代表着白人不满情绪。”这是来自Stuff政治记者Andrea Vance的专栏。

“扯淡。我为此撰写了一篇回应，但Stuff不肯刊载。有3万人读了这篇文章，还给我们捐了5000纽币。去你的，Stuff。这就是Stuff完蛋的原因。”

他讽刺道，将政治和日常生活搅在一起，可真是“成熟”。“总得有点乐子，对吧？”

他在大学学的是工程和哲学，这也很能说明他的倾向。他以前很胖，后来就不喝酒了。他说自己曾经有“18%都是喜力”。

我满怀希望地问他，过去喝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不开心？结果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一盘沙拉菜一样。“不是，喜欢就喝。”

他现在太忙了，没时间喝酒，而且还需要一个清醒的头脑。但要是他想喝，毫无疑问他还会喝。一个自由论者，想来是有喝或者不喝的自由。

他喜欢独处，因为独处的时间太少了，“睡觉除外”。这种喜好可能是在奥克兰文法学校寄宿的后遗症。他认识的一些Whangarei男孩子就在文法学校念书。当时他13岁了，他知道“文法学校意味着机会，是学术型的。”他在中学期间的经历告诉他，在Whangarei“如果你学习很好，那就是个坏事，而我不喜欢这样。”

他的父母换了房子，才供得起他喝两个弟弟读寄宿学校。母亲Victoria小时候生过小儿麻痹症，童年时曾跟病友们同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人告诉她，她不能工作、无法生育，甚至不能开车。后来她成了北地地区医管局的首席药剂师。

“我想，这是个了不起的关于个人决心的故事。”她50岁的时候过世了。父亲Breen是位电力设计师/顾问。以前曾是工党的支持者，后来成为狂热的行动党粉。

可惜了他可能不是个外星人。他这个人，跟沙拉一样，要点时间才能欣赏得来。而我的确很爱沙拉。

（编译者注：这篇文章在Herald上评论很多，有人说David Seymour有成为Winston Peters的潜质，但前路还长。也有人说，多亏了Collins，Seymour才能民意高涨，甚至有人回复说如果Seymour成为国家党党魁，那工党就玩完了。支持他的人说，下一次民调，行动党能收获20%的支持率，称疫情之后部分支持者会从工党阵营转投行动党。但也有人表示，只是因为对国家党失望，他才能收割这波民意，要是国家党重整旗鼓，也就没行动党什么事儿。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