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关键人事任命和出台政策的比较来看，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向“2025计划”的蓝图靠近。

首先，“2025计划”的主要作者已进入白宫政策层，包括“2025计划”的主要架构师罗素·沃特，现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负责贸易章节的彼得·纳瓦罗，现任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负责部分监管章节的布伦丹·卡尔，现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其次，在各领域已出台的政策方面，《政客》（Politico）等媒体在对比“2025计划”和这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文件后发现，这届政府的很多政策表述与“2025计划”有多处相似甚至直接照搬的情况，包括社会问题、移民、政府改革等领域。美国进步改革中心对“2025计划”的政策提议是否体现在总统行政令中进行了追踪，同样也发现了能源等领域提议与行政令的部分重合。

“2025计划”呈现了保守派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贸易主张——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

自由贸易的观点由竞争力企业研究所所长肯特·拉斯曼撰写，主张政府应有限干预贸易政策，降低或取消关税并鼓励美国与各国展开自由贸易，从而为美国人提供更多可负担的商品。

公平贸易的观点由彼得·纳瓦罗撰写。他认为贸易政策能够且必须在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复兴中发挥关键作用。

根据纳瓦罗的观点，有两股力量阻碍了美国的复兴进程：

一是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规则没有要求成员国向其贸易伙伴提供同等关税税率，而是让其能够在世贸组织关税税率范围内系统性地对其他国家施加更高关税，这种规则的非互惠性损害了平均关税率最低的美国，导致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输家”。

二是中国制造业崛起对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构成了威胁。

纳瓦罗认为，美国的贸易状况和巨大的贸易失衡不仅构成了严重的经济安全威胁，也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其中贸易逆差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反映了美国大规模的制造外包：制造外包不仅抑制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阻碍了数百万美国人向中产阶级爬升，也使美国失去自主生产武器和所需材料的能力。

目前来看，纳瓦罗的所谓公平贸易观点在新一届政府中得到了积极采纳，对比纳瓦罗的政策建议与美国正在推行的贸易政策，可以发现的共同点是：

（1）关税是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并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政策工具。

（2）用对等关税的单边举措来进一步解决非互惠贸易条件、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且对等关税既是谈判筹码也是目的本身。

（3）对华经贸政策的强硬态度。

纳瓦罗在“2025计划”中建议，为了解决世贸组织规则导致贸易条件非互惠的问题，可以通过2019年由时任众议员肖恩·达菲提出的《美国对等贸易法案》（USRTA），授予总统在贸易谈判时对外国伙伴实施对等关税的权力，从而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率更高的贸易伙伴拒绝将其关税降低到美国的水平，总统将有权提高美国的关税，以匹配或“反映”外国伙伴的关税。

这些观点已反映在新一届美国政府的举措中。根据2月13日白宫公布的《公平与对等计划》总统备忘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等机构将对非互惠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对美国商品实施更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国家将被征收对等水平的关税，以解决非互惠关税做法。该计划将于4月2日施行，财长贝森特表示欢迎其他国家在此之前进行谈判，通过协商避免美国建立对等的关税壁垒。

对比“2025计划”的贸易政策建议与这届美国政府的贸易举措，主要区别在于：

（1）新一届政府对关税的使用更具对抗性。首先，纳瓦罗的经贸政策建议更多针对中国，而美国政府目前不仅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也对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等盟友加征关税，并且取消了此前对这些国家钢铁与铝进口的关税豁免。换言之，这届政府不仅试图通过打击中国实现制造业回流，也试图打击盟友。其次，纳瓦罗的对等关税建议主要关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而基于白宫班子官员的表态，这届政府的对等关税还可能反映贸易伙伴国的汇率政策、增值税等因素。

（2）对华经贸政策方面，这届政府对关税以外的限制性政策使用较为克制，并且未大范围对华开启脱钩进程。比如，投资限制方面，纳瓦罗表示应彻底禁止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的投资，而美国目前的举措主要限制中美之间的双向投资，同时鼓励其盟友对美国的高科技等产业投资。纳瓦罗认为中美谈判大概率再次无果而终，因而建议与中国经济与财政完全脱钩，但从目前美国对非关税工具克制的使用来看，这届政府似乎给关税施压后的谈判留有余地。

展望未来，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推进“2025计划”建议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在贸易上利用对等关税调整贸易条件。目前来看，其潜在阻碍在于国会方面，立法力量是否能制衡行政力量有待观察。对于其潜在影响，这些政策虽可能为美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也将加剧美国与全球伙伴的紧张关系，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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