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女方父母，招赘进来都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们明知道这是冒险，要承受风险，还是要去做。他们对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要等到结婚以后，大家都安安稳稳的，他们才会觉得这是一桩好事情……”

袁松认为，2006年到2015年是萧山城镇化高峰期，当地也迎来赘婿高潮。“通过‘旧村改造’，农民能够在居住上实现就地城市化。‘村庄改造’是围绕着户籍利益的分配。如果我的女儿留在家里，我可以获得若干好处。”

人际氛围会给独生女父母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因为不招赘，我可能会空巢，会被认为是人生不成功。哪怕是60后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你没有一个孩子跟你们姓，你就是失败。”

老式座机已经响了好一阵。李继延洗了洗手，慢慢回到座位上。他像个老派人那样，端坐着等电话又响了三声，才不慌不忙接起来。

李继延不在意是否漏掉一个电话。2021年3月以来，他的“金点子婚介所”，用门庭若市形容并不为过。随着热门电视剧和网络文学的传播，位于杭州主城区东南部的萧山区，因为一个响亮的名号再次为人瞩目——“中国赘婿之都”。

“你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身高多少”“年薪多少”——李继延提问单刀直入。来者说自己高中学历，他没了兴趣，“我们至少要大专”。说完“啪”挂了电话。又一通电话响了，他听明白后，舔了舔嘴唇，身子后仰到椅背上，语气有些难以置信：“培训机构的校长，也要到我们这边来做上门女婿啊？”他笑了起来，“欢迎欢迎。”

男青年们蜂拥而至，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考验他们的除了铁板一块的入会门槛，还有一些被称为人品或心态的抽象标准。浩荡的钱塘江犹如一道天堑，南岸的萧山、绍兴一带，历来有更为稳固的乡土社会。当城镇化进程滚滚而来，这里居住的人们经历着转型的同时，也在重新打量自己所拥有的与仍然渴望的：绵延的香火、坚若磐石的姓氏观念，还有等待传承的巨大财富。

“明码标价”

萧山区西河路944号，被称为“网红打卡点”的婚介所，在老城区一栋四层小楼里，旁边就是农贸市场。走进楼道，年代感扑面而来。下午阳光明媚，走廊房间传来麻将声，绿漆墙壁上挂着红色条幅：“打破千百（年）来男娶、女嫁的传统习惯。掀起全国女娶、男嫁的新风尚运动！”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图）

1990年代末，从萧山五交化公司下岗后，李继延开办起这家婚介所，以专门介绍上门女婿为特色。这在当地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21世纪初，萧山的招婿文化就曾引发一轮大规模媒体报道。“如果说上次的火爆程度是100%，那么这次是300%！”李继延这样总结。当“赘婿”成为热门词出现后，这一现象也被重新关注，并迎来一个以“杭漂男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新时代受众群。

李继延至今没看过《赘婿》，但他显然对现实掌握发言权。他热衷于盘点最近这些形形色色的应征者：博士生、阿联酋华裔、日薪三四百元的横店特型演员。有人电话打不通，心急坐高铁来。报名费水涨船高，从1500元翻到了15000元，服务期限两年，且不包成功。即便如此，女会员们也已“供不应求”，男士们需要排队至少5个月。有时一天有十多家媒体采访，李继延只好请记者们下午四点后再来，他统一召开“新闻发布会”。

吸引人的首先是“条件”。据李继延介绍，在他这里登记的女会员中，家里有3-4套房产的十分常见，最多的一位有8套，而萧山平均房价为3万元左右。女会员们大多教育程度不低，以本科、大专为主，研究生也有。而广为流传的版本则称，富家女们会送上门女婿路虎揽胜、彩礼、每月2万生活费。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开明，“父母分开住，娃随父亲姓”也是有可能的。

许多男孩有自己的追求。一位已经入会的男孩想找个漂亮女孩，他发来一张红衣女郎的照片作为模板——正是《一秒钟》女主角、新晋“谋女郎”刘浩存。“这种美女，我怕你养不起哦！”李继延点评道。

一位自称父亲、爷爷都是上门女婿的江苏房产中介，认为自己比别人有天然的优势——他更懂得当上门女婿的生存之道。当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想入赘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时，他一开始没有明确答案。“你觉得宗庆后家，怎么样？”傍晚，这位先生突然发来微信，提及娃哈哈集团创始人。“赘婿世家希望能入赘宗庆后家为婿！”

男青年们在这里经历着“明码标价”的审视和选拔。身高170CM、大专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年薪10万，是李继延的硬指标。医生、老师、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人选。

李继延记录的一个视频里——一位来报名的健身教练，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蓝色毛巾，垫在地上。为了展示自己过人的身体条件，他突然俯下身子，背着双手，用下巴做了10秒左右的平板支撑。一位互联网大厂程序员也来了，这似乎是一份体面的高薪工作。但李继延看了看他的头顶，有些为难，“你的形象不太好，我们这儿的女孩子不会喜欢”。

婚姻的高地

2021年4月，清明时节，瓜沥镇新凉亭社区一处田地里，紫鸢花开了。这里距离萧山机场只有7公里左右的直线距离，村口就有地铁站指示牌。一栋栋联排农村自建房，像极了欧式别墅群，有着统一规划的社区街道，小桥流水。几乎每户人家的院落里都停了几辆轿车，宝马、奥迪、奔驰十分常见。

在当地人口中，萧山的“东片”，也即瓜沥、党湾、义蓬、宁围、南阳等地，一直有招赘的传统。4月上旬，南方周末记者曾在这里走访调研。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燕锋是萧山本地人，曾在2008年针对萧山的招赘婚姻发表过相关论文，并在此后十余年间持续保持着观察。“我的观察集中在农村、城郊农村，或是已经进入城市工作、有很好的职业背景，但是出生在农村或城郊农村的这批人。他们还是和农村有关系的，根还在这里。”

萧山的招赘传统历来就有。但王燕锋认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代际区分。“萧山在1978年以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农村很多家庭也是一个独生女。萧山工业化比较早，很多的家庭父母亲中有一方或双方，虽然居住在农村，但征地进厂，户籍就变成工人，是居民户口了，所以他们后来只能生一个小孩，造成了在萧山城郊农村有大量的独生女家庭。”

2013年，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袁松在党湾镇、瓜沥镇做过有关上门女婿现象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在婚恋市场上，萧山女孩位于婚姻的高地，“它的经济比较发达，本地姑娘都不愿意外嫁，其他地方条件没有这边好。”

袁松以他重点关注的“福村”为例，当地10%-15%的中上层收入家庭，经营着特色的家庭作坊式企业。“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个村，它是做卫浴产品。全国做卫浴，除了萧山之外还有佛山、顺德，它们存在竞争。很多村民都有自己的品牌、工人。当时2014年、2015年的统计资料，正常情况下家庭的纯收入，大概在100万-150万元之间。但我和学生估计了一下，他们说的数字很保守，远不止这些。”

袁松认为，2006年到2015年是萧山城镇化高峰期，当地也迎来赘婿高潮。“拆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各村的‘村庄改造’，通过整体规划、集中建房和设施配套，村民能够搬进自己建造的排屋、别墅及小高层中。虽然土地仍然是集体土地，但是通过‘旧村改造’，农民能够在居住上实现就地城市化。‘村庄改造’是围绕着户籍利益的分配。如果我的女儿留在家里，我可以获得若干好处。”他举了一个反例，当时党湾镇村里有户人家的女儿特别倔强，上中专时自由恋爱了，执意要嫁出去，男方是江苏农村的。她的父亲恨铁不成钢，“不想说这个事情，丢不起这个人”。

袁松觉得那位父亲的心态值得玩味。“当他听到其他村民互相之间谈起，女儿怎么怎么听话，招了一个女婿，我又传宗接代了，宅基地指标可以扩充了，招的女婿长得又帅又有出息，把我这个厂打理得这么好，他就气得要死。别人在讲很日常的事情，他觉得别人是在凡尔赛，其实别人并没有。”

未来的女婿们面临着苛刻的筛选标准：个子高、帅气、脑袋要灵光。这是从基因角度考虑的——繁衍后代，招进来添孙。应征上岗的男士们首先得过岳父岳母，尤其是岳母挑剔的那一关。对于这些富裕的家长来说，女婿的人品和心态被认为是重要的。

大学生月涵是萧山本地人，用她的话说，从小到大很多同学都是招赘家庭的后代。她见过一个已经订婚但依然“谈崩”的例子。有个亲戚的女儿，快30岁才认识了一个准备上门的外省青年。女儿考了驾照后，父母买了一辆奥迪，作为送给她的礼物。还没开过几次，未婚夫也想开新车了。女方父母听说后迅速拆散了这桩婚事。“这是给我女儿买的，你都没有跟我商量过。这个男的这么想要主动权，不太好。”

见面送礼，也大有门道。“有时候先见面得吃个饭，你可以在饭桌上面问一点东西，或者说看他吃饭的神情状态、动作举止。老一辈的眼光，他们就是能看出来点什么东西。”月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萧山送礼，东西要送双数，不能送单数。水果肯定要有，不能散装的，要成箱。“但像去年送车厘子肯定是不行的，价格便宜了，觉得你是投机分子。”

对于未来女婿人品的识别，通常是向与他有交集的人了解。王燕锋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现在招赘的父母都希望男方最好有稳定的工作，比如事业单位，是因为这样的岗位有很多的规范，“他就会安分守己，在家里简简单单过日子，大家日子都好过。”

在招赘成为惯例后，拥有两个女儿的家庭，姐妹关系也可能出现微妙的变化。这些家庭中通常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大女儿嫁出去，小女儿留在自己家里，或者反之。如果大女儿出嫁时，小女儿还在上中学，她会受到更多宠爱。“当成独生子女养。”月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大女儿该出钱还得出钱。比如父母生病，大女儿还是得回来照顾。”

萧山本地人刘伊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有一个同学家是两姐妹，姐姐已经招了上门女婿，妹妹则顺理成章得以待嫁。拆迁后，父亲提出给妹妹买辆车，妹妹最终选了一辆四十来万的车。“如果自己不是嫁出去的，就会选十万的经济型，因为剩下的钱还是我的，可能会从家庭全局经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刘伊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已经早早把自己的心跟这个家割裂开来了，这是比较现实的。”

萧山区瓜沥镇新凉亭社区附近的一处村居。这里完成统一的“旧村改造”后，村民们住进了完成整体规划的自建房。（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图）

“婚姻阶梯”

月涵从小观察到的上门女婿家庭，大多是一种“虎妈猫爸”模式。母亲掌握着教育主管权——家长会一般是妈妈来开。出门一般是女方埋单，因为财产都掌握在女方手中。她的亲戚中，有一个招赘家庭年收入在五六十万元，男方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有生活费——据李继延介绍，这在当地是惯例，因为男方也需要支付生活和子女教育成本。月涵认为这是游戏规则，“你既然有这个意愿，总得遵守这个规则，女方家里又不傻。”

在袁松进行田野调查的2013年前后，招赘家庭的男性主体是中西部农村到萧山民营工厂来的外来务工青年。“双方有着巨大的阶级鸿沟”——袁松见证了其中男性妥协的部分。他曾到一户人家中访谈。晚上六七点，在一楼的客厅坐下之后，他刚开始和丈夫寒暄，妻子便打断两人谈话差使丈夫泡茶。“从他的表情里没有看出来什么，但我觉得他是在赔笑脸。我们对他来说是陌生人，第一次去他家，太太当着我们的面说，你还不去泡茶。”

令袁松印象特别深的一位丈夫，是河南驻马店人。他长得挺帅气，一米八几，块头很大。学历不高，是厂里的小主管。他家里兄弟比较多，家境不好，到萧山来打工，通过婚介所入赘。后来家中父亲重病，他虽然在经济上有所支持，却很难回家照顾。他觉得有愧于河南老家的父母，没有尽到作为儿子应尽的责任。他在家中是老大，按照家乡的风俗，本应回家主持局面。“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回去一趟，再回萧山，就能够明显感受到，他萧山这边的老婆就很不开心。说白了就是冷战，也没有冲他发脾气。也没有说你不应该回去。他跟我说，他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当时村里的年长者认为，上门女婿不能过早与岳父母分家，因为外地女婿以前穷，忽然有了钱就容易变坏，去外面招蜂引蝶。袁松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成见。“并不是说外地人都有出轨的毛病，你首先得把他看作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独立主体性的人。如果心里长期憋屈，出轨是迟早的事。”

一位萧山当地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位赘婿赋闲在家，因为受不了丈母娘奚落，就回老家了。回来以后，老人和年轻人还是分开住了。

“但大部分岳父母和他们的女儿在做人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甚至是滴水不漏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家庭结构。”王燕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燕锋认为，身处这种婚姻结构中的女性，包含了更多隐忍的成分。“她要接受命运，我是一个招赘女，面对一个还不一定十分了解的男人，我要慢慢去喜欢他。一方面她要相夫教子，时不时扶持丈夫的成长；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他和自己父母之间的各种关系，压力真的挺大的。”

刘伊林的表姐职高毕业后就没有读书了，后来拿了成人大专文凭。她30岁结婚，在当地算晚婚。表姐对丈夫很满意，丈夫是安徽农村人，长得帅，在部队里待了十几年，现在已经转业成了公务员。

在刘伊林看来，表姐婚姻和睦，除了丈夫自身条件不错，与表姐母亲的相处智慧也有关。“聪明的丈母娘都是会捧着上门女婿的，他们说得好听一点叫，我们多了一个儿子。”平时在家里，丈母娘负责家务活，除了做女婿爱吃的菜，言语也多有包容，“有些人情商不够高，会觉得你本身低我们家一等，可能在言语上或者在其他方面会压制他，等到他一旦得势可能就会反抗，这也是有的。”

这些外省年轻人中，也不乏借助婚姻实现阶层跃升的例子。袁松见过一个江西青年，长得精瘦，对方告诉他：“这几年变化挺大，前年开的还是五菱宏光，去年开别克荣威，现在开奔驰了。”袁松问对方是怎么做到的，小伙子笑了：“关键是遇到贵人了，就是我爸。”袁松一开始有些奇怪，后来知道他是上门女婿。

袁松去他家看过，装修极其豪华，音像室、按摩室、KTV什么都有，小伙子俨然已是本地人，可以自如地用当地方言和本地人谈生意。“他说他对老婆没有任何要求，她经常嫌本地水果不新鲜，他就让人从泰国空运水果给她吃。”袁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位小伙子相当于完全放弃了对婚姻的期待，对浪漫爱情不做任何指望。这场婚姻就是一个阶梯，他已经完全参透了这一点。”

姓氏攻防战

位于萧山宁围街道的黎南明苑，是杭州火车南站的回迁安置小区。该小区是典型的新式小区，需要刷人脸识别系统才能进门，但四周都是农田，方圆100米内几乎没有城市建筑。2021年4月9日下午，小区的大门外，一个黑压压的帐篷下，正在表演着当地民间戏曲，台下坐着上百位老人观看。

王燕锋认为，这些年回迁后，萧山的招赘婚姻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经济利益不再是主要考虑，而是出于父母和祖父的“面子问题”。“因为拆迁后，在空间上是隔离的。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空间隔离，形成了一个效果。在回迁小区里，仅限于那些老一辈一起长大、一起在田间地头工作的人，他们的联系是紧密的。但是80后年轻一代，因为长时间的步调不一，本来就是比较疏远的。这就造成这种新入赘的女婿，他的同辈压力相对较小。”

但对于那些居住在城市的老一辈人来说，他们的市民化过程是缓慢的。王燕锋日常见到的场景是，六七十岁的人见到独生女或两个女儿的家庭，“总会说你们以后是要招女婿的”。有人生了孩子后，老朋友们见到总会问，“你们有没有一个小孩姓你们的啊？”如果生了儿子，并且是跟女方姓的，家里甚至会办酒，“觉得我们扬眉吐气”。

这样的人际氛围会给独生女父母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因为不招赘，我可能会空巢，会被认为是人生不成功。哪怕是60后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你没有一个孩子跟你们姓，你就是失败。如果说开明一点的父母，他没有叫外孙女或者外孙姓自己，他其实是很尴尬的。他虽然出于很多考虑，没有去争取姓氏，但是他其实还是不开心的。虽然他们的居住模式完全是城市化了，但他的这套思想非常根深蒂固。”王燕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赘婿来说，王燕锋认为他们更多是被“臆想中的压力”包裹，“因为他跟入赘的村庄关系很疏远，但是在他的出生地那边，他可能会隐瞒入赘的事实，他会觉得很丢脸。因为他的出生地对这种概念可能是很重视的，会觉得你入赘了，就好像是离经叛道了一样。”

一位当地人表示，他在一次婚礼上见到，女方办酒的时候，男方父母就对这边的亲戚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入赘到你们这边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被我们老家的亲戚知道”。“他的出生地会有这个概念，这种文化印记直接印到他个人心里，他从概念上就否定了这个东西，其实在居住地已经没有这样的歧视了。”王燕锋说。

萧山区瓜沥镇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尽管上门女婿现象有一定的地域合理性，但在当地民间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近年来，不乏极端案例。“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硬着头皮。开着保时捷、开着宝马，但人家看你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因为不是你的，包括他的小孩也这么看。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我们都有。当然那个男主角他进来，一定是刻意想隐瞒这个身份。等着老丈人、丈母娘死了，他感觉到之前受了委屈，他的怨气就会爆发出来。”

“对于这些女方父母，招赘进来都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们明知道这是冒险，要承受风险，还是要去做。万一真的发生了不好的后果，他们不欢而散了，离婚了，就会落得被人耻笑的结果，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对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要等到结婚以后，大家都安安稳稳的，他们才会觉得这是一桩好事情，否则，他们心里一直也是过意不去的。”王燕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二孩”政策开放后，下一代的姓氏也是双方势力的拉锯。刘伊林的一位同事是萧山独生女，丈夫是转业军人，硕士研究生，但来自苏北农村，家境不好。

刘伊林认为这个家庭陷入了赘婚和两头婚的模糊地带。结婚时没有彩礼，丈夫住在妻子家——这似乎是典型的入赘。生了两个女儿后，大女儿跟丈夫姓，小女儿跟妻子姓。“这个姓氏上面很讲究的，如果已经确定要生两个孩子，头胎生了女儿，最好跟老公姓。因为即使二胎生了女儿，给女方姓，那双方是扯平的。但如果二胎生了儿子，女方就占优势了。”

刘伊林正是从同事的第一个孩子和男方姓，判断出男方应该是入赘。“丈夫能力比较强，不甘心做上门女婿，有一个孩子跟他姓，表示对他的尊重。”

后来刘伊林发现，两个女儿叫女方的妈妈为外婆、女方的爸爸为爷爷。男方的父母则被称为外公、奶奶。“他们想保证绝对的公平，但这种公平里有很多算计，就把这两个孩子割裂开了，把她们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买房子一定要买两套，一套是给大女儿，一套给小女儿。”

湖北人李明与妻子交往半年接近谈婚论嫁时，才被告知需要入赘或是两头婚。李明从事媒体工作，已经在江浙待了十多年，深知这里的习俗，即使妻子家条件不算优渥，买房首付是自己家出的大头，他也同意了。

两人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孩子落地之后，两家人在医院吵起来。他看见妻子和自己的母亲同时在哭，当场做了决定，“就跟我老婆的姓”。渐渐地，他的母亲也想通了，“反正不管跟谁姓，都得叫我奶奶”。之后，两人二胎生的女儿跟着李明姓。两个孩子有时也会疑惑，为什么他们的姓氏不一样。“那是因为爸爸爱妈妈，所以希望哥哥跟妈妈姓，妹妹跟爸爸姓。”他的妻子解释说。

刘伊林曾在杭州滨江区工作过，回萧山工作后，她一边和前同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边也会接受家人安排的相亲。她的家里早已拆迁，吃穿不愁。拆迁的地基还没有规划，她80岁的奶奶依然会佝偻着背，提着一把小凳子去地里干活。“我一方面觉得它落后，另一方面这又是我勤劳的父辈们用血汗创造的。”

在李继延热闹的婚介所里，一位山西小伙匆匆赶来，他是个保安，30岁左右，皮肤黝黑，专门坐飞机来。当李继延表达出无法入会的意思后，他被激怒了，“我在我们那边很有名的，追我的人可多了！”他气呼呼地走了。又有两位青年在门口停留了好一会儿，一位鼓动着另一位，“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害羞的男孩是想来报名的。但他只有中专学历。“还要全日制大专”，他的朋友在楼道里调侃，两人很快消失在街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伊林、月涵、李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