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楼一年后：追问“天才少年”之死

2019年11月13日，重庆高三学生徐誉舒跳楼身亡。这起悲剧在一年后仍然没有结束——他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殡仪馆内没有下葬；他的家人，尤其是父亲从来没有从失子之痛中走出来，他每天都在诘问，自己培养出的“天才少年”在离开家庭后，为何会一步步走向坠落？

记者｜吴淑斌

儿子去世后这一年

大儿子徐誉舒出事后，徐远侠夫妇带着小儿子搬离老屋，另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两居室。

老屋位于重庆老城区，是上世纪的建筑了，水泥楼梯狭窄，屋内家具和装修风格都十分陈旧。夫妻俩在客厅里布置了一个小灵堂，摆放徐誉舒的遗像，紧挨着遗像的是两排徐誉舒生前看过的书和一墙奖状。屋里充斥着儿子生前的痕迹，孩子母亲胡春彦不愿意常回来，父亲徐远侠每周独自过来打扫卫生，逢初一、十五给儿子上香，陪他说说话。

徐誉舒的遗像摆放在老屋里，徐远侠常常回来整理儿子的遗物。（猪儿虫 摄）

2019年11月13日，18岁的高三学生徐誉舒从学校五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近一年后，他的遗体仍停放在殡仪馆内未下葬。在与学校的沟通中，学校的负责人多次劝徐远侠，让徐誉舒“入土为安”，但徐远侠觉得，“他安不了，他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怎么能够火化？”

在过去的一年里，徐远侠不停地思考，徐誉舒这样一个“天才少年”，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几乎每天都待在家里，整理遗物，收集导致儿子死亡的“证据”。在复盘了徐誉舒成长的点点滴滴后，徐远侠认为儿子的死亡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优秀，在学校里被嫉妒，进而受到校园欺凌，而“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让儿子的“天才”得不到舒展，双重影响下，苦闷的孩子慢慢走向抑郁、死亡。

徐远侠记录下许多细节，证明“儿子被欺凌过”：小学时，有同学在徐誉舒的同学录上写着“自大狂”“你太懦弱”“半阴半阳”等话语，初中时徐誉舒的运动服曾被撕成一缕一缕的。儿子去世后，他还在网上看到，有人爆料徐誉舒初中时因为偏阴柔的个性和打扮，曾受到性侵。徐远侠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这让徐远侠夫妇无法接受，他们需要“一个说法”，需要学校对儿子的自杀作出解释。在徐远侠看来，儿子的死是一个“大冤案”，学校却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一个大活人，那么优秀的孩子交给学校，现在叫我去收尸，那是不可能的”。

插图｜老牛

在一张徐誉舒生前留给父母的明信片上，写着一句话：“我没有感知美好的能力，即使我知道它们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徐远侠更看重后面半句——他认为这证明家庭给予了孩子足够的爱与陪伴。“我给他营造了一个小空间，像一个小温室，他成长得很好。后来，他回到那种乌烟瘴气的教育环境下，最后活不下去了。我呼吁的是，大环境需要改善，让这种与众不同的孩子能够有阳光，有一口空气。”徐远侠说。

孩子去世后，徐远侠曾到北京拜访高校教育研究者，还和几位大学心理学教授联系，希望把徐誉舒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详细剖析他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变化，以此唤起人们对校园欺凌，乃至教育制度的关注。

在我们第一次电话沟通的40分钟里，徐远侠提到了五次“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被认为是这个著名科学家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抨击和诘问。徐远侠认为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自己孩子的案例：“徐誉舒本来应该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丰碑。这么优秀、这么好的苗子，把他教死了，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吗？他警示我们，‘钱学森之问’究竟还有没有解？”

父母口中的“天才少年”

徐远侠今年53岁，个子不高，已经有许多白头发，爬上四楼会大喘气，但只要聊到儿子就有说不完的话。他称呼儿子“宝贝”，把徐誉舒从小留下的儿童画、明信片、周记本、钢笔等物品仔细收在文件袋里，每拿出一样，都能详细聊出背后的故事。他把徐誉舒称为“上天给的恩赐”，是“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作品”。

徐远侠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是有信心的。他告诉我，自己当年在老家重庆市潼南区的小村子里参加考试，“一千多人竞争四五个名额”，考进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当了两年小学老师。让他印象最深的是，45分钟的课堂上，自己“去除了其他老师的多余铺垫和反复讲授等环节”，直奔主题，花10分钟就讲完小数的加减法，却因为用时太短，被教研组的老师认为没能合理安排课堂。徐远侠当时就“对学校教育失望了”，认为在统一模式下，“教育变得死板，不会因材施教”。后来，他离开了教育系统，辗转广东、云南、湖北做生意，2009年在重庆安顿下来，创办了一家小型农业科技公司。

儿子徐誉舒出生于2002年，幼年的教育几乎由父亲全权负责。母亲胡春彦个子高瘦，是位家庭主妇。她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为家里的一日三餐忙碌。徐远侠对家中分工的描述是：“妈妈主要照顾生活，我来教育孩子。”他多次强调，自己不看重学历、文凭，给儿子的教育是宽松、顺应天性的。在儿子1岁多时，自己就带着他到河边玩沙子、小石头，“在玩耍中让他收获知识与技能”。

徐誉舒上小学之前，徐远侠常带他到离家不远的游乐园玩耍（猪儿虫 摄）

徐远侠说，徐誉舒从小表现出对外界很强的感知能力，1岁多时看见小动物、小树，都会打招呼。他从1岁零8个月开始认字，第一个认识的字是“门”，第二个字是“刀”。徐远侠把字写在便签卡片上，重复让儿子看了几次后就记住了。妈妈带儿子出门时，也会随身带着自制的识字便签，儿子对什么事物感兴趣，她就顺势拿出卡片上的字。半年后，徐誉舒大约积累了300个字，可以阅读幼儿读物。3岁半时，徐远侠让他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阅读《再别康桥》，发现徐誉舒的阅读能力和10岁的小孩差不多。徐誉舒上小学前给一位小学校长写了一封200字的求学信，“200个字没有一个错别字”。聊起这些，徐远侠满是骄傲。

徐誉舒曾短暂地去过几天幼儿园，后来因为“在幼儿园不开心”不想上学了。徐远侠认为，幼儿园教的东西儿子都懂了，不必在教室里端坐着，“和别人一样，变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力排众议，同意儿子不去幼儿园，由自己来教育。不上幼儿园的徐誉舒爱看书，常常在书店坐一下午，童话、历史、古典名著，各种类型的书都读。母亲胡春彦回忆，有一次，母子俩在书店里偶遇一位邻居，邻居不相信小誉舒已经能看懂手中大块头的书，“以为他是在做做样子，就故意考了他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

如今，老屋里保存最多的就是徐誉舒从小看过的书。在他生前床边的书架上，摆放着《周易》《日本史》《浮士德》等五六十本不同类型的书。徐远侠拉开老屋客厅壁橱的抽屉，里面还有许多“书架上都摆不下”的书。

他的文件袋里还保存着一张2007年的报纸，报纸被压得十分平整，表面有些泛黄破损，上面有一篇《荆门晚报》的报道：《徐誉舒——不上幼儿园的孩子》，当时，徐誉舒跟着做生意的徐远侠生活在湖北。报道讲述了5岁的徐誉舒是书店常客的事情，以及徐远侠的教育理念，配图是“小誉舒在书店专心看书”。徐远侠说，那次被采访是记者主动找上门来，因为孩子的优秀“名声在外”，在街坊邻居中“口口相传”。

徐誉舒生前与弟弟同住一个房间，墙壁的书架上摆着他常看的书。（猪儿虫 摄）

当我问及，夫妻俩对儿子“天才”的判断有哪些依据时，母亲胡春彦有些犹豫地告诉我，“神童”“天才”这些评价主要来自于周围人，别人说得多了，自己也觉得“好像确实是个天才”。徐誉舒年幼时，她带着孩子回到河南老家，同住一个大院里的邻居都争抢着抱孩子。“我们没给他报过什么培训班，小时候他确实比别的孩子优秀太多了，又可爱又开心，认识的字也多，大家都夸我这孩子是个神童啊。”

徐远侠则给出了略为抽象但很坚定的回答：“他有着对世界的好奇心、感知力、求知欲。”徐远侠说，在自己的主导下，这些品质在儿子小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小时候，他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书店里他自己乱翻乱学，能看不同的书。这么小的孩子，没几个人能够静得下心来看书。他能把字和脑袋里面的思维符号进行对接，直接变成自己的思维，这就是天才的一面。”

“还有其他方面吗？”我问。

“这些还不够吗？还应该有哪些方面？”徐远侠反问。

那是徐远侠记忆中和儿子共同度过的最满足的时光。进入小学以后，徐誉舒的成绩优异，毕业时还以班级第一的成绩保送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徐远侠认为小学课业简单，每个孩子都能很容易地拿到高分，儿子在分数外的优秀方面没有被充分关注，但后面的初、高中教育不但没有给他发挥的空间，反而泯灭了他的天分。“他看了很多书，有自学能力，有好奇心，知识面广。本来是天差地别的孩子，但在应试教育里，只是按照老师教的去做，被同质化了。”

但对于“天才”这个判断，徐誉舒的老师同学和父亲的感受显然有差别。“孩子不是天才少年。”一位曾经教过徐誉舒的初中老师对我说，如今学生的学习能力强，背书、学东西的速度都很快，幼儿园和小学的学习情况与初中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用小时候所谓的学东西快，就代表孩子是天才”。这位老师对徐誉舒的印象不差，还记得他在每年的教师节时会经常回来看望老师。“但孩子刚进入初中时人缘不是很好，后来才变得越来越开朗，只是性格有点偏激。”

徐誉舒的初中成绩不错，入学不久就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这个让父亲引以为傲的奖项，在同学眼里却比较平常。徐誉舒的一位初中同班同学丁全告诉我，这个奖的含金量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高，每个班几乎都有人得过这个奖。但在丁全的印象中，徐誉舒确实是一个“挺有文化”的人。“一些网络上的段子梗埋得比较深，比如‘苏联笑话’，需要了解历史才能品出来，徐誉舒总能看懂，再积极地给同学们解释。”

抑郁和性别认知

山城重庆的地势复杂，徐远侠一家人居住过的老屋地处低地，去往公交站需要步行近一公里。路上充斥着摊贩的喇叭叫卖声、汽车引擎声和商场的广告音乐，两个并肩走的人想要交谈，只能扯着嗓子说。徐誉舒上初中住校后，徐远侠常常陪儿子走这段路，边走边询问儿子在学校的生活情况，暗示他“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判断”。这段12分钟左右的路程是父子俩为数不多的聊天机会。

但主要是徐远侠在聊，徐誉舒偶尔应声。上初中以后，徐誉舒的话渐渐变少了。他大部分时间寄宿在学校，只有节假日和寒暑假回家，回来后要么待在房间里，要么戴着耳机玩电脑。在徐远侠看来，这是徐誉舒在学校教育的浸染下沟通能力变弱的表现。儿子小时候与自己打电话，能说上半个小时。“上了这么多年学，反而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校在教什么东西？”

更让徐远侠忧心的是，从初中开始，徐誉舒表现出对动漫的喜爱。“他的好奇心变弱了，以前小石头、小花都可以玩，对历史、哲学之类的书也感兴趣。离开了我跟他相处时自由自在的环境，学校里更加单一，其他孩子可能都只看动漫，只有这么个层次。”

徐远侠这么分析儿子的变化。他带儿子去书店时，故意转到其他类别书架，想引起儿子的注意，但没看到效果。他很痛心，“这么优秀的种子，这么好的苗子，在芸芸众生当中慢慢被同化，作为父亲是什么感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二次元的世界似乎给徐誉舒的人生开启了什么，初中同学丁全记得他对动漫中女性角色的穿着打扮表现出偏好，“告诉大家想买这些东西来穿戴，那时候有的同学可能不太能接受，有点议论他”。

也是在初中阶段，徐誉舒开始表现出冲撞学校规则和情绪控制方面的问题。重庆二外禁止学生在上学期间使用手机，但徐誉舒似乎常常违反这一规定。初二时，班主任曾给徐远侠发短信，告诉他徐誉舒在宿舍里偷玩平板电脑，被生活老师收走后，“有极端厌世的想法”。在他去世之后，徐远侠拿到了七八个手机和两三个平板电脑，是儿子在多次被没收后又重新购买的。

丁全回忆，在一次手机被没收后，徐誉舒曾经有过试图跳楼的举动，幸好被老师同学发现。徐誉舒在自己的周记里写着：“当从窗口被人拉回时，我只是歇斯底里地嚎叫与哭泣。要是能逃避这一切该多好？”他曾向母亲哭诉：“学校里没有人懂我、理解我。”那次，胡春彦没有与儿子深入聊天，只是告诉儿子，可以试试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回想起这次谈话，胡春彦很心痛，自己没有把握住儿子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从小太优秀了，跟所有人都相处得非常好，周围人的评价也这么高，我们怎么会去操心他？”

内心的冲突在徐誉舒高中时变得更加剧烈。2017年9月升入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后，刚开学没多久，徐誉舒就告诉父亲，自己有抑郁症，需要去专业的医院看心理医生。徐远侠这才知道，之前儿子因为心理问题，已经几次求助过校内的心理辅导老师，老师建议他去专业医院就医。

在和父亲前往医院的路上，徐誉舒主动提起自己的性别认知。他告诉徐远侠，自己看过一篇日本的博士论文，介绍了人的性别其实不止男女，有许多种类，“自己在心理上应该是个女生”。

一位从事中学心理辅导工作的教师告诉我，在自己担任心理教师的十几年里，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越来越多，强迫、焦虑、抑郁状态在学生中越来越常见，病因也不再局限于以前常见的成绩焦虑以及人际关系处理问题。在网络时代，青少年接收的信息远远多于以往，他们心理状态的复杂程度也超过传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经验范畴——这是学校和家庭要面对的新问题。

插图｜范薇

徐远侠试图尽力去理解儿子这些看起来不同寻常的意识和决定。他在师范学校时学过心理学，如今客厅的桌上放着一本当年用过的心理学教材，1980年出版，已经有些残破，扉页上有徐远侠的蓝色水性笔签名。他翻开这本书，指出里面提到的“变态心理学、异装癖、易性癖”等内容，表示自己早已接触过这些概念。

对儿子的病情，徐远侠有自己的判断，他并不认为儿子真的有性别认知的问题。“性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概念，是为了基因的传承，对象都没有，谈什么性？”在复盘了儿子的成长之后，他分析，儿子在家时从来“没有任何异常”，没有“非要穿女装、戴假发”，只是因为在学校里受到了欺凌，想成为一位女性，得到别人的关注和保护，“就像你们女孩子总希望找到一个强壮的男朋友保护自己”。

徐远侠按照医生给出的意见，在生活中不去强调这件事，“淡化它”。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拿起桌上那张打印着儿子照片的A4纸，指着其中的几张照片说：“不管是和弟弟玩，还是拿枪，哪里看得出来是个女孩子？”

但高中时的徐誉舒，已经在学校里表现出对女性服饰非常明显的喜爱。一位和徐誉舒来往较多的高中同学陈涛告诉我，徐誉舒在学校里并不刻意掩饰自己，甚至“希望让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在班级群相册里上传了许多张自己穿女装、戴假发的照片，陈涛在群动态中看到后有点惊讶，但没有回复，他在宿舍的走廊里也遇到过穿着日本动漫女装、戴着假发的徐誉舒。陈涛开玩笑地问他：“在宿舍里要不要收敛一点？”徐誉舒跟着笑起来，拍了拍陈涛的肩，没有说什么。

虽然没有和同学过多争辩，但徐誉舒对自己性别的感受显然是认真的。当自己的感觉没有得到专业认可时，他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愤怒。第一次去医院看专业心理医生时，医生不觉得徐誉舒自述的“易性癖”是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徐誉舒与医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他在周记里记录了这次非常不愉快的咨询过程：“她对我进行心理辅导时不停地重复着一句‘你还是个15岁的孩子’”；“和精神科的医生吵了一架，她认为我的经历会影响我的判断……最后她只是一句不咸不淡的心理障碍，而我差点一拳打在她那张不再那么年轻漂亮的脸上”。

插图｜老牛

高一下学期，在徐誉舒的要求下，徐远侠带他换了一位心理医生。这次是一位副主任级别的医师，徐誉舒再次提出自己有抑郁症和易性癖，希望住院治疗。最终，医生在他的入院诊断书上写“抑郁状态”，也在谈话中认可了徐誉舒提出的“易性癖”。这种口头认可已经让他兴奋不已，在周记里，徐誉舒描述自己“听见抑郁症和易性癖的初诊报告时，抓住救命稻草般喜极而泣”。

他甚至已经研究了如何变性的问题。“我去问了，”他告诉父亲，“在中国很麻烦，要副主任以上级别的医生出示证明，公安局才能够改性别。”他在周记里更详细地分析了自己的性别认知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动用人脉打听了重庆本地的状况后，又一次无情地被现实击倒。单是无医嘱的情况下开具证明5%的申请通过率，就足以让我焦头烂额，而1个月至5年及以上的申请受理期让我愤怒得想要挥拳了，以及五位数以上的前期准备配合启动阶段的申请及治疗费用。”他还在网上购买了激素类药物和假发、女装。“整颗心都系在了几件即将通过顺丰快递抵达的那几个小小的盒子上，那是我所能抓住的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在周记中写道。

除了这些周记中的内容，作为一个自认的性少数人，徐誉舒在生活里遭遇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虽然徐远侠认为的性侵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认可，但在他向本刊记者展示的QQ聊天记录里，徐誉舒曾在高二时向一位女同学诉苦：“有个女装大佬明示了想和我约，我很害怕。”女同学回复：“刺激”；“你真的很秀，陈独秀”。

失败的“突围”

徐远侠保留的遗物里，有一张徐誉舒留给父母的明信片，那是一张没有贴邮票的故宫博物院明信片，上面用黑色水性笔写着：“我浑浑噩噩地活着，我要上路去寻找什么，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旅程，也许我还是会选择死亡，也许我会回来，到那时，我将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

写下这些字时，徐誉舒正处在高二下学期开学前夕。有一天早上徐远侠醒来，发现儿子留下明信片后不告而别，与一名在网络游戏中认识的东北男孩去了齐齐哈尔。他后来通过QQ告诉徐远侠，他和朋友在齐齐哈尔参加漫展策划：“漫展在齐齐哈尔这样的小城市还不多，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文笔，负责文案写作。”

这次东北之行被徐远侠视为儿子的一次“突围”，是儿子强烈地想要得到他人认可的尝试。视频里，徐誉舒看起来热情高涨，徐远侠也很激动，对儿子的“逃学”行为报以理解：“虽然他在逃避学校，但希望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成就感。”但这次“突围”并没有成功。徐远侠和在齐齐哈尔的儿子视频时，发现他常常躺在床上，或是在网吧里打游戏，早就没了当初刚出门时的兴奋和自信。在父母和老师的劝说下，缺课两个多月后，徐誉舒“很勉强”地回到了学校。

图｜摄图网

或许由于这些试图“突围”的波折，或许如徐远侠所说“他不适应那种枯燥的、死板的题海战术”，高三时徐誉舒的成绩已经滑落到班级中下游，但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成为真正的自己”和“好的前程”两种理想交织在他的生活中，在周记里，他分析自己完成易性后的生活：“有一部分是我无法割舍的，甚至珍贵到其他很多人求之不得，那是我的前程……有些自大地讲，考一所国内一流的顶尖大学是毫无问题的，甚至如果我认真学习，有冲击清华北大的可能。”徐誉舒告诉父亲，自己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至少也得是北师大。虽然住院治疗抑郁症和出走齐齐哈尔期间落下了许多课程，但他对自己的学业能力仍然有自信：“不就两百多页的书嘛，我只要认真起来，很快就赶上了。”

但他的同学们并不这么看。陈涛对我说，他认为徐誉舒高三时的成绩已经很难考上“211学校”了。不过，他仍然形容徐誉舒“是个有人文素养的人”，在语文课和历史课上常常能侃侃而谈，“有些人会议论他虚荣，因为他很想表现自己，还会提到自己小学、初中时的成绩”。也有媒体报道，徐誉舒在语文课上引经据典，第一次得到了同学们的赞赏，第二次大家却哄堂大笑。徐远侠把报道里的这一部分打印出来，作为儿子遭受欺凌的又一个证据：“他那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个性却遭到抹杀、排挤和嫉妒！”

图｜视觉中国

2019年11月12日，也就是坠楼的前一天，徐誉舒在月考考场上被监考老师没收了手机。事后，他显得很着急，向陈涛解释自己没有作弊，只是没来得及上交手机，从裤子口袋里滑落出来，陈涛安慰他：“这些话好好告诉老师就没事了。”

第二天早上7点多，徐誉舒从教学楼五楼坠落。在公开的那份遗书里，他彻底地否定了自己，把自己称为“卑劣下贱的可怜虫”。“对不起，我尽力了。在下一次让自己如此失望之前，还是自己早点了结为好……面对着越来越沉重的过去，复杂的现在，虚无缥缈的未来——我没有资格背负它们。我热爱他们，那有资格并勇于背负它们的人。我太脆弱，就这样被压垮了。”

（文中陈涛、丁全为化名。实习记者戴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