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会把拍卖简单理解为是一种“价高者得”的交易方式，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向普罗大众展示了其背后复杂而庞大的隐藏世界。

曾经多次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猜想名单中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在2020年如愿以偿，和他一起摘得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还有他的论文导师罗伯特·b·威尔逊(Robert B. Wilson)，两人均来自斯坦福大学。

北京时间10月12日，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压轴登场，两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以“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新型拍卖形式的发明”夺得奖项。 他们与大卫•克瑞普斯（David Kreps）、约翰•罗博茨（John Roberts）素有博弈论“四人帮”的称号，为博弈论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去年，研究“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的经济学家获胜后，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把目光转向看起来更接近“富人”的研究领域。

“两位学者用自己的见解设计了新的拍卖方式，从而使得一些用传统方式难以售出的商品和服务，比如无线射频，得以卖出。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家、买家和纳税人受益。”诺贝尔官网称。

“拍卖大师”的胜利

人们总是把东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从出价最低的人那里买下来。如今，天价物品每天都在拍卖中易手，这其中不仅有家用物品、艺术品和古物，而且还有证券、矿物和能源。公共采购也可以通过拍卖方式进行。

1993年，保罗·米尔格罗姆接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委托，参与(FCC)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的拍卖工作，天才地完成了拍卖机制的主要设计，使FCC的拍卖大获成功，此役使得米尔格罗姆成为全球拍卖领域和产业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经过了整整5天、共47轮的拍卖后，五张频谱许可证终于以合理的价格各归所属。后来，这场成功的拍卖被《纽约时报》称为‘历史上最大的拍卖’。”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曾在三年前猜测拍卖理论大师保罗·米尔格罗姆是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

被称为“拍卖大师”的保罗·米尔格罗姆提出了“相关评价”“联系原理”（linkage principle），以及“同时向上叫价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极大丰富了拍卖理论的内容。他将对激励机制和复杂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创造出对竞拍者来说简单明了的拍卖，但与传统的拍卖设计相比，这大大改善了资源分配。

有意思的是，保罗·米尔格罗姆对存在“关联评价”时拍卖的研究，论证了“胜者的诅咒”存在的可能性。

“胜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就是在拍卖过程中最终胜者估价总是超过拍卖物品实际价值的情况。有针对拍卖的数据分析显示，大部分人的出价与实际价值差别不大，而想要赢得拍卖，出价必须高于所有其他人——也就意味着需要报出远高于商品实际价值的价格。“输了后悔， 赢了更后悔”，被称为“胜者的诅咒”。

“传统中假设所有竞拍人对拍品独立评价的理论无法解释‘胜者的诅咒’存在的可能性，而在引入‘关联评价’后，一切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在战胜其他竞拍人获得拍品的同时，胜利的竞拍者也获得了关于其他竞拍人评价的私人信息，而这又使他开始降低了对自己刚刚获得的战利品的评价。”陈永伟称。

与保罗·米尔格罗姆一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Wilson），是米尔格罗姆的论文导师。他和保罗·米尔格罗姆一起设计了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采用的频谱许可证拍卖，并随后参与了投标策略团队。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Wilson）是石油、通信和电力行业的拍卖设计和竞价策略以及创新定价方案设计的主要贡献者。他在电力优先服务定价方面的工作已在公用事业行业得到实施。

“今年的经济科学获奖者从基础理论开始，后来将其结果用于实际应用中，这些应用已遍及全球。他们的发现对社会大有裨益。”诺贝尔奖项委员会主席弗赖得克森（Peter Fredriksson）表示。

争议会不会随后就到？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消息公布后，很快这种“实验方法”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诸多争议，有人称之为“无用的游戏”。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曾公开表示，他并不赞成随机实验的方法，并表达了担忧：“现在不做随机控制实验，文章就很难发表了，这就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发展经济学界的努力引到歧途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也认为，随机实验的方法只能在边际上解决一些小问题。很多政策问题，无法做实验。“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实验的题目，那么有可能只关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

类似的争议并不是个例。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获奖理由分别为“将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彼时媒体报道称，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都强调增长是衡量经济的最终标准，因此，这项诺奖受到了多位海外经济学家的批评，英国利兹大学生态经济学家朱丽亚·施泰因贝格尔甚至认为，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界“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增长理念的老守门人的最后一次欢呼”。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世纪90年代曾授予了多位研究资本市场的学者。但令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银行没有想到的是，1997年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创办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会在1998年引发股灾，而惹祸的恰恰就是这两位得主的宝贵创见。”美国经济学家、东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卡里尔曾写过一本名为《智慧资本：从诺奖读懂世界经济思想史》的书，书中称，“在最初的40年，诺贝尔委员会不成比例地青睐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这似乎不像一个客观科学的结果，而更像对芝加哥经济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的偏好。虽然自由市场和放松管制可以成为强大的和有价值的工具，但它们并不总是完美的。通过支持单方面的立场，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为世界提供伟大的服务。”

托马斯•卡里尔认为，纵观过去40多年以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人们会发现，经济学家的结论和理论体系接近于完全矛盾。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产生市场伴随争议，但也许就是这一点，恰恰反映出这一奖项的魅力和分量。即便是托马斯•卡里尔也承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最重要的好处，是可以有机会让这个世界了解一些伟大的观点，“这是一个不应该被浪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