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孩子被忽悠了？揭开部分"国际班"的美丽盖头

漫画（新华社 蒋跃新/图）　　
北京人大附中，夕阳西下，学生们放学走在校园里　　
成都重点中学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小升初” 考试后，
家长夹道迎接学生 （华小峰/图）　　近年来，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高中“

　　名校阴影下的城市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有着庞大的“上层建筑”体系，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的各种矛盾冲突在这座城市尤为剧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去年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称，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优质学校”，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择校成为整个家庭人力、物力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动员。有权势的家长通过各种途径递条子、拉拢与学校的关系，普通家长则不惜抛重金带着孩子奔波在“金坑”、“银坑”之间，不惜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全家人的生活都围绕着孩子的考试、获奖、评优，耳提面命地训诫孩子，误导他们形成分数至上、名校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调查中，一位技术精英不禁怀疑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叹没有一官半职，无法为子女的升学尽力。

　　北京家长最耳熟能详的是“占坑班”，这是名校以此突围政策规定的电脑派位，名校如人大附中，更是全然不接受电脑派位。“占坑班”是一些名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杨东平称：“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更名为仁华学校）是最早举办的和最有影响的面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机构，是始作俑者。”

　　1998年，“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孩子进入弱校就读，一些名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名校选拔学生的职责。各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只有进入该校就读，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该名校，这就是“占坑”。“占坑班”已经形成服务于北京 “小升初”的庞大市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所花费用在8000 元以上，多数“占坑”的学生都会选择2－3个左右的“坑”，而“坑班”费用仅是“小升初”花费中较小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在“占坑班”顺利晋级，还要参加高思、学而思、巨人为首的众多培训机构的课程，包括家长单独“攒班”（根据孩子学习需要，由家长自行聘请教师授课）。一些家庭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尽管如此，“占坑班”的存在被认为是普通家庭子女进入名校的“公平途径”，被称为“无权力者的权利”。

　　最具北京特色的名校招生途径是“共建生”。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典型的“以权择校”。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有的利用公共资源给名校额外投入，有的是职工自负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

　　最明目张胆的途径是“条子生”，是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条子生”大部分是由市、区领导直接安排，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据对部分中学校长和家长的调查，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 8%－10%左右。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有学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条子生”的工作，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那么就可占用这个名额；如果学生本身不具有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

　　如此格局下的名校招生途径，令教育部一位官员愤而直言：“北京名校的校长都是很横的，偶尔一两个出来回应社会批评，都难免有点自我膨胀。他把学校办成所谓全国最好的学校，有恃无恐。很多专家的批评都是致命的，学校花了这么多钱，到底从哪儿来的？按说，这种公立学校的财政来源应该是公开的。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敢不敢公开？”

　　一位和孩子一起经历过“坑班”考试的中学老师，羡慕地说起参观新加坡教育的感受：“李显龙的儿子学习成绩不好，也只能入读二三流的中学。”

　　这些名校招生歪招，使得1998年出台的初高中分离政策在北京形同虚设，“教育部门在2005年调查时发现，独立的初中已经很少，连教委的人都说：还独立的初中，基本上都是比较差的初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谈及名校享受的优惠时说：“申请经费的时候，给的是一样的。结果总会多给一些项目补贴；招生的时候，你先招，他后招也是区别。教师分配时，像人大附中，它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全国任何地方招最好的老师，招来就是一系列问题，诸如编制之类所有的问题，他都能打通，一般的学校能打通吗？所以，名校能突破的东西是很多的，严格来讲，这个是破坏教育生态的。资源分配上，掌握权力的看，这个学校这么好，我的孩子也在这，它可能不是明确的给钱，而通过政策上解决问题。”

　　有专家透露，北京市财政局做事前评估，2013年总共投在教育的经费大概是270亿。这其中有一项就是支持优质教育资源。“这些钱就专门用来给人大附中、北京四中这些名校，这是很大一笔钱。为什么在倡导教育均衡的情况下，他还要拿钱去给这些好学校，主要原因是权力结构决定的。”

　　权和利侵蚀的名校

　　隐秘混乱的招生途径最终带来了教育腐败。

　　2011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查办的案件中，便有诸多涉及学校招生问题的。某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在2003年至2006年间，共收取账外共建生费用280余万元，“而这笔钱正是除了按照规定已经上缴的以外，留在‘小金库’里的钱。”

　　结果，当校长要调教委任职时，临走前仍惦记着这个“小金库”，他找到副校长商量共建费用的处理问题。提出要副校长从中拿出70万元给自己，副校长自己得70万元……两人共计贪污公款140万元。

　　教育部前文提到的这位官员对超级名校招生导致的腐败困境十分悲观，他说：“虽然政策上是不允许有择校费的，但是教育事业不能阻止人们行善的权利。捐资助学听起来多少是漂亮的词汇。哪个国家都不会不让人捐，但如果把捐款和择校联合起来，那就是变相择校……上缴财政专户后，这个钱也不是重新分配的，因为人家是给学校捐的，大部分钱是还给学校。从账目上看，地方政府应该知道收了多少择校费。另外一种，直接给家长写个条，甚至没有发票，无法统计他有多少。”

　　名校纠葛着权力和利益，当然不是北京一地独有的现象。

　　被认为是江苏省最好的南京外国语学校，每年“小升初”的电脑摇号全城瞩目。定额招280名学生，全凭幸运摇上号的两千多名学生被认为是有资格参加该校入学考试的。“入学考题，其实就是以英语形式出现的奥数。由该校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参加出卷。”

　　事实上，实际入学的学生远不止280名，多招的数额常常要翻一两倍。初中一个年级从原来的10个班，扩充到11个班、12个班，“然后有人说不能再扩了，但其实每个班的人数还在增加，如果要分出第13个班来，还是很容易的。学校也没办法，条子生太多，只能扩。”该校老师沈宏（化名）描述。

　　在这12个班中，“前5个班大多数是扩招的，都是各种各样说不清楚的关系，这在考试分数上能看出来，卷子是统一的，前面几个班的成绩会低一点。”也有的扩招生是插在后面班级的。

　　“扩招生中有一些是教育局那边塞过来的，他们的子女肯定是优先的，还有一些大学老师的子女，因为学校高中部要大学的保送生名额啊。普通理解的择校费是10万元，如果能找强硬些的关系，也能打个八折什么的。”

　　普通任课老师和同学都是不知道这些扩招生有什么具体关系的。沈宏记得有个班主任时常哭诉，他班里有个山西煤老板的孩子，“成绩超差，历史考30分，历史老师心都碎了！但是小孩人很好，就是女生都不愿意跟他同桌。”

　　“学生填学籍卡的时候，班主任才知道小孩父母是做什么的。有的班主任会利用这种关系谋取个人私利。师道尊严也就无从说起了。”沈宏说，他曾遇到一位自称是大学校长秘书的学生家长暗示，“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学校读研究生，可以不用上课，也不用交作业。其实他的小孩挺好的……”

　　“班主任心里是有数的，哪个孩子是什么背景，大领导介绍进来的孩子，一定会跟班主任打个招呼。有的家长，逢年过节会给班主任送名牌包包，教师节，送年级组长和班主任一人一个coach包。”

　　沈宏看着教学处主任隔一两年换新车，“一年比一年好。他是教数学的，他在外面办培训机构，拉一些和他关系好的老师一起上课。去他那里上课的小孩，最后要进我们学校也会相对容易些——托他推荐下打个招呼总是有的。学校老师在外面的培训机构任教的还挺多的，尤其语数外科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这种超级牛校导致义务教育千疮百孔现象痛心疾首：“教育就是让人懂得规则、相互尊重。但现在大量名校却发展成了唯我独尊，他们的教育理念追求的是做人上人，而正常的教育追求的是做人中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真正的精英价值观，不是在比赛中超过别人，而是发现自己、找到自己。”

　　储朝晖认为，要解决教育均衡，需要公共权力和名校之间相互构建。这个问题不解决，查一两所学校，没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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