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明尼苏达大学学生Jingyao Liu起诉刘强东和京东公司的民事诉讼案在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举行了第二场现场听证会。有十余位Jingyao的支持者自发到场支持她。

但刘强东本人并未出席这场听证会，也未委派任何代理律师出庭。

去年9月，同样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首次听证会的焦点集中在了诉讼材料的寄送程序方面，也因此，28日举行的听证会是双方首次在法庭上涉及起诉书中的正式内容。原告Jingyao方面提起的指控罪名包括“民事胁迫与人身侵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性侵和强奸”等，而在28日的听证会中，京东公司是否应该作为本案被告的问题成为双方交锋的核心。

对此，法庭没有立刻做出裁定，而表示针对这一问题的裁决将择日另行宣布。

京东是否要“买单”？

京东公司在明州的代理律师彼得·沃尔什在法庭现场提出，京东方面认为公司不应为指控中刘强东的强奸罪名承担责任，并提出，原告起诉书中未涉及京东公司的违法行为。这一问题成为28日听证会双方交锋的核心。

事实上，原告Jingyao方的起诉书中已将京东公司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与“性侵”等罪名中列为与刘强东并列的被告，认为公司应为刘强东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沃尔什在法庭上称，他未来将就这两点提出挑战，但目前仍未做出详细说明。

而在Jingyao方面，起诉书中已经对于将京东公司列入被告名单的理由做出了解释：这首先是因为该公司支付了刘强东参与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中国）项目的学费和期间的开销，且刘强东的两位女助理事发时协助他将Jingyao困在车内。此外，刘强东还利用自己作为京东CEO和董事长的身份对她进行控制和威胁。因此，京东集团将作为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在听证会现场，Jingyao的代理律师威尔·弗洛林则进一步解释了原告方的主张：事发当晚的晚餐属于京东的公务宴请，其费用由京东支付，晚餐后刘强东将Jingyao送回住处时所使用的车辆也是京东名义租用。

与此同时，在性侵发生前刘强东曾对Jingyao说：“你可以成为像邓文迪那样的女人。”弗洛林律师指出，考虑到邓文迪的生平经历，特别是她自遇到媒体大亨默多克后在其公司内一路升迁的事实，刘强东的这句话与提供给Jingyao在京东的工作offer无异。明尼苏达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王瑞恩在知乎中也解释道，这一行为“暗示了京东会为原告提供工作机会，因此这属于京东雇员的职务行为、涉及公司运作。”

沃尔什表示被告方不认可这种理解。

被告方在法庭现场强调，明尼苏达本地判例当中，没有将这类行为定义为“与工作相关的行为”的先例，沃尔什提出，无论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工作场合，因此不符合明尼苏达本地法律中“工作相关的时间和地点限制”条款，所以京东公司无需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但弗洛林进一步指出，当晚京东在明尼苏达的公务宴请应当被视为当天公司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酒水和菜肴也是由刘强东的助理使用京东公司名下的信用卡支付的，这应被视为公司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

法庭表示，将另行择日宣布是否同意将京东公司移出本案被告名单。

“隐身”的刘强东

与京东公司成为庭上主要被告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本案的真正主角刘强东不但没有出庭，甚至也没有委派代理律师——出席听证会的沃尔什只是京东公司的代理律师，而不是刘强东的，28日的听证会现场没有任何来自刘强东个人方面的代表出席。

这是去年9月第一次听证会的僵局的持续。在上一次听证会上，双方的焦点集中在了诉讼文书寄送方面，刘强东和京东方面认为，原告并没有将起诉书以及案件相关资料通过正当的程序送至身在中国的被告，被告因此无法准确获知诉讼的相关信息。他们主张，原告Jingyao应通过《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 Treaty) 将材料送至被告。

法庭最终支持了这一主张，要求Jingyao在三个月内通过《海牙公约》寄送诉讼文书，但直至1月28日开庭，文书仍未成功送达，刘强东方面至今仍表示并未见到起诉书。

《海牙公约》全称为《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其执行则主要参照的是《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按照这一办法的规定，明尼苏达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王瑞恩在知乎中解释，起诉书需通过外交途径首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再由外交部发给最高人民法院，然后由高院层层下发至当事人手中。

当然，刘强东方面并不会对此予以配合，28日，原告律师弗洛林已向法庭建议采取替代送达手段，即由法庭方面安排适当的文书寄送。

难以切割的刘强东与京东

明尼苏达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王瑞恩此前在回答世界说提问时推测，原告Jingyao方面将京东公司列入被告名单，可能就是出于管辖权方面的策略考虑，因为京东在美国有子公司，有经营场所，因此可以将法院文书送达到京东，能帮助扫清程序上的障碍。

但目前这种途径仍未走通，而根据起诉书的描述和原告律师在现场的表述，从实体角度也不能排除进一步追究公司责任的可能。

过去两年，刘强东与京东之间的“切割”倾向已很明显，2018年9月-12月，在明州这起指控强奸案件爆发后的三个月里，京东股价一度重挫三分之一，凸显出京东在刘强东独力掌权的管理结构下隐伏的巨大风险。

2018年12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公布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百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中，刘强东没有入围。在此之后，刘强东先后退出了翡翠宫饭店、京东物流、京东数码和多家京东名下的云计算公司的管理层职务。

但即使如此，刘强东与京东之间仍未找到一个合适的退出方案——自2018年底的动荡开始至今，京东又有多位高管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离职，似乎再度确认了此前媒体报道中“京东高管保质期只有三年”的笑谈，而一年多以来，期待中的新掌门人仍未站稳脚跟，由于公司管理制度设置，尽管如今的刘强东只握有京东股份的15.5%，却依然掌握着公司投票权的79.5%。（文/林川 责编/小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