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家庭走出年轻偶像 对话加藤嘉一：我是日本人

　　加藤正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演讲，主题是“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图/苏嘉溪）

　　

　　国年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加藤嘉一在上海的住所，他与小区里的老人攀谈（图/苏嘉溪）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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