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维网综合报道】目前，有71%的新西兰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但其中只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两剂疫苗。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新西兰距离大多数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大概只有几周的时间。这意味着该病毒对健康的影响会减少，病毒在新西兰的传播能力也会大大降低。

那么达到这个目标后，会发生什么？边境和防疫管控措施，要怎么走？

如果社区中再次出现病例，边界是否要保持关闭并继续实施封城的消灭策略？如果边境开放，新西兰生活有会发生什么变化？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和高级学者Amesh Adalja认为，新西兰应该开放边境。

RNZ的一个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 Adalja博士和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流行病学家 Michael Baker教授进行了对话。Baker教授一直是新西兰应对大流行的核心专家意见，他认为封城是适用于新西兰的。

但Adalja 博士认为，继续封城没有必要了。

因为如果我们不封城，是否意味着要求新西兰人接受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会死亡的想法？

Amesh Adalja 博士：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死于新冠，新冠是一种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因新冠的死亡，也是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但我认为除了封城之外，还有很多公共卫生工具可以用来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我们最终希望看到的是病例与住院和死亡脱钩。但是肯定会有一定的死亡发生。在新西兰。因新冠死亡人数大约有 26 人死亡（实际上是27人，译者核）。

“但在上一个流感季，新西兰有500人因为流感死亡。那么新西兰将在下一个流感季节要怎么做？要是因为新冠而封城实现低死亡率，那么你在流感的防疫上要怎么做？流感死亡人数是新冠的20倍多，我认为新西兰社会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和辩论。”

Michael Baker 教授：

“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问 Adalja 博士，他是否认为消灭是疫情第一年的最佳策略？当时我们还没有可用的有效疫苗，甚至直到今年第一季度，疫苗也非常短缺。

“我认为新西兰的消灭战略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基本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我想知道他认为当时的最佳措施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之后要走向何方。 ”

Amesh Adalja 博士：

“我想说，使用短期封城的方法是有道理的，而且在疫情初期，当时人们对疫情知之甚少。

“我们没有太多的科学证据来说明疫情到底会传播多大多迅速，也无法获得快速检测手段，当时也没有有关无症状传播，以及口罩效用的知识。

“但我认为在那段时间之后，有了更好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使用快速测试、使用口罩、使用减少伤害的技术来避免一些更严厉的封城措施。

“当其他方法无效时，您必须将封城视为最后的手段，但这应该被认为是其他政策的失败。

“我想反对的是，认为封城是防范新冠的首选防疫方法的思路。在疫情早期，我认为使用这些类型的措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一旦你有了测试手段，一旦你了解了疾病，一旦你了解了口罩和室外与室内传播的联系，我认为有更好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同时让人们可以生活，但你要给他们工具来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这样就不会导致病例激增失控。

“与此同时，你必须确保医院的承载能力，要不断扩大医院承载能力，以确保如果万一遇到麻烦，你有个人保护设备、呼吸机、ICU病床和人员配备。”

Baker教授：

“我们去年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种方法类型学的文章，当我们没有疫苗时，政策选择只能是消灭、抑制和缓解疫情。

“现在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依然是采用清零的政策，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如果你看看新西兰现在的情况，根据我认为现在有非常合理的流行病学和经济指数（可以证明消灭战略的有效性），这些表现都优于Adalja 博士说的其他策略。我们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的新冠死亡率最低。比美国或英国少四百倍。而且我们有非常高的自由度。事实上，几个数据都显示，我们的封城措施时间是用的最少的。

“我们的经济表现也非常好……我们的表现优于经合组织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

“所以我会说，根据所有这些量化指标来看，消灭战略是最佳方法。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但它确实保护了世界 20% 以上的人口。

“所以我认为，当你面对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时，与欧洲、英国和北美使用的缓解和抑制方法相比，这种方法表现得非常好。”

Adalja 博士：

“我觉得你所架构的另一种选择方案的设定就不对。我不是捍卫美国的做法。我认为美国的做法非常糟糕的。我们失去了大量的生命，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不是一个谁做得更好之间的比较。

“我认为这里基本上有两个错误的替代方案。新西兰的这种消灭战略，和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政策。

“我认为有更好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在美国，政府当时是很失策的。政府阻止我们进行测试，没有个人防护设备，这使得我们无法真正采取必要的行动。等测测试、追踪和隔离，这样都等了三个半月才实施。

“在疫情因对方面美国肯定不是赢家。当然因为人们都觉得美国应该是标杆国家，所以应该受到最多的批评。但跟这个相反的替代方案不应该是仅仅使用封城。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精准引导的公共卫生措施。

“是的，当您没有疫苗时，您希望减少某些社会活动，但还有许多其他活动是可以安全开展的。比如在户外的活动，你还可以对人群进行快速测试，你可以教人们如何计算风险。这才是我要争论的。”

Baker 教授：

“我也很想讨论未来的出路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但我只想证明，新西兰以非常有选择性的方式使用封城措施，这是为了消灭病毒。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传染性有多大，我们避免了指数级的传播，我们挽救了大约 10,000 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这里出现像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那样的传播方式，这1万人就死了。

“我只想与 Adalja 博士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这实际上是一种最佳应对措施，然后我想继续讨论。我觉得，他在疫苗接种和快速抗原检测等方面提出的意见是很好的。

“但我们需要搞清楚，因为新西兰其实是非常有选择性地使用了封城措施，我们就是一早就采取行动，快速行动且果断行事。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新西兰对人类应对新兴呼吸道疾病的的应对措施的贡献。在早期，你没有疫苗，只有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可以采取）。

Adalja 博士：

“当你看到新西兰的封城的层次，我认为 1 级和 2 级，是非常合理的，并且非常有针对性地平衡新冠传播的风险，与人们生活以提高生产力的需要并继续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 3 级和 4 级没有区分哪些活动会传播感染，哪些活动不会传播。这是我看到的主要问题。这个封城措施比较生硬。它们没有精确引导，一些活动无差别地被封城禁止，但其实这些活动没有太大的传染风险。而且其实是有办法在封城之外做一些事情。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快速抗原检测，长期以来一直能够使用这种检测手段来帮助指导行动，我们知道口罩的有效性。我们知道将物品移到户外和增加通风的有效性。

“我认为我们想要做的，是对正在传播的东西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而让那些不会有传播的其他活动单独存在。

“而且我们有数据可以证明，我们知道户外传播不是主要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非常安全地在户外做事。为什么不把这纳入一些防疫想法中呢？”

Baker教授：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一切。但我只想知道你觉得疫情第一年，我们没有可用的疫苗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做对了。今年晚些时候才可以进行快速抗原检测，我们当时只是使用了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

“我认为新西兰非常巧妙地使用它们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如果可以避免，我其实是根本不想用封城的措施的。

“我只是想让你说，当你没有这些其他工具可用的疫情第一年，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措施？”

Adalja 博士：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应，直到我们了解到口罩可以阻止无症状传播，口罩可以保护佩戴者，而且我们了解到当时户外传播不是问题。

“我认为如果你要使用哪种方法，你必须根据科学对其进行修改，比如我们不想要室内聚会，但户外聚会还是是可以的。

“我们不想要室内用餐，但户外用餐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的东西。

“即使在美国，也应该有一种更细致、更精确、以证据为基础的方式来向人们提供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建议，我认为这要跟差别性的防疫措施区分开来。”

Baker教授：

“我认为，我们正在扩大我们对室内传播的认识，将其作为关键设置。我完全同意，了解病毒在哪里传播、如何传播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在通风和面罩使用方面做得更多。另一个领域，我认为再次快速抗原检测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同意所有这些策略。我只是发现你似乎根本不接受这一事实，那就是在新西兰和其他使用消灭战略的国家，封城其实是保护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策略。它使用了当时可用的最佳方法组合，但现在我们当然有其他工具，我们正在使用这些工具。就像全球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记者：那么从海外经验来看，Baker教授是否有一个想法：“我们至少需要给疫苗接种率给出一个目标数字？”

Baker教授：

“越高越好。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对于 Delta 变体，繁殖数量如此之高，传染性如此之强，没有一个群体免疫阈值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所以你如果你有很高的疫苗覆盖率，加上 Adalja 博士刚刚谈到的所有措施，比如使用口罩，尽可能将活动转移到通风良好的室外，然后广泛使用快速抗原检测。

“我和海外专家同行谈了很多，这是新西兰落后的一个领域，我认为在一些国家，人们会在上班前定期通过抗原检测来管理他们的风险。甚至在他们见人之前。所以这是新西兰人目前还不熟悉的一项测试，但需要广泛使用。”

记者:

我们要等多久才能消灭这次最新的疫情爆发？如果我们回到 1 级并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到时候我们如果有 85% 的疫苗接种，但比如平安夜又爆发了一次疫情，会发生什么？那么疫苗接种的水平足够吗？

Baker教授：

“是的，我知道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令人沮丧的方面，我认为政府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们正在从以前的模式过渡到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的模式，新西兰正在推动实现更高的疫苗接种率覆盖范围，然后更多地与外界重新联系，这意味着允许更多的人跨越边界。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学习与这种病毒共存，这只是在什么条件下，我认为准确预测这种病毒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并不容易。

“科学家们正在做很多工作，特别是在英国，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些可能出现新变种的情景。它们可能更具传染性，可能更具毒性，对疫苗的抵抗力更强，病毒有可能随着其基因结构的重组而迅速改变。

“所以我认为人们担心我们可能会出现更多危险的变种，实际上新西兰有很多防疫工具可以选择。

“当然，在我们拥有高疫苗覆盖率之前，然后再考虑我们将来如何应对这种病毒。尽可能拖延这个过程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有的了解，能了解更多关于病毒是如何进化的知识。

“我们一直在获得更多工具，我希望新西兰能够在明年初转变战略，这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最好的结果。”

Adalja 博士：

“我确实认为 Delta 是我们见过的最厉害的病毒版本。它的传染性大约是 Alpha 变体的两倍，而且在处理 Delta 时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

“所以我确实认为当 Delta 变种在你的国家出现时，你必须非常积极地接种全民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它更具传染性，但我们知道疫苗能够预防严重的疾病，住院治疗和死亡。

“因此，当一个国家拥有 Delta 变体时，风险会增加，他们必须更快地接种疫苗，并在它传播之前更快地接触到那些高风险人群。

“在美国，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在 10 月份看到 12 岁以下儿童获得疫苗接种资格。

“我们知道辉瑞将向 FDA 提交紧急使用授权，很有可能。希望在万圣节前紧急使用授权已经到位。”

Baker教授：

“单靠疫苗接种无法消除这种病毒，这就是为什么您需要疫苗接种以及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影响儿童接种疫苗风险评估的因素之一是这种病毒感染对儿童的危害有多大？

“而且我认为有一些关于长期影响的证据。当然，因为病毒的出现大概只有18 个月，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些影响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估计有 2% 到 3% 的人会受苦。

“严重的长期伤害比如，一种慢性疲劳综合症，这实际上会极大地改变风险评估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