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华人对新西兰种族关系不满 公开喊话政府

【天维网援引NZHERALD消息 Sally编译】种族关系专员廖振明呼吁政府对种族主义的行为和贫困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行动。

廖振明在一年半之前被任命为种族关系专员。在这期间，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乡下跟各地的民众见面，倾听大家关于种族主义和其他不公正的遭遇。

12月3日，毛利党联合领导人Debbie Ngarewa-Packer的就职演讲当中，提出，新西兰政府官方为曾经对毛利人的种族灭绝行为道歉。

廖振明不仅支持她的言论，而且还列出了需要政府紧急采取行动的一系列问题。

60岁的廖振明在Gisborne担任市长近二十年，那里有49％的毛利人。他是新西兰他是中国农民的孩子，曾在市场上当过花匠和蔬菜水果商，并在那里长大。

他家是传统的中国家庭，本来是要让他接管家族商店的。40年前，他的婚姻都是爹妈安排的。

小时候在家的店铺工作的时候，廖振明要跟毛利人的客户打交道，毛利客人是他的“阿姨和叔叔”，然后他就开始学习毛利人的语言和文化。

在担任吉斯本市长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位精通毛利语的市长。他还会说粤语和英语。

最近，他接受了The Listener的记者 Clare de Lore的采访。

记者问：种族灭绝是一个很重的词，在国际法中这个词一说出来，那就是犯罪的大事情。您支持Debbie Ngarewa-Packer的说法吗？

廖振明：种族灭绝确实发生过。当你占领人家的土地，烧毁房屋和祠堂，压制他们的文化并杀死妇女和儿童时。是的，这绝对是国家发起的故意行为。因此，要求道歉是适当的。

但是，我认为，随着怀唐伊条约主张的提出和谈判的进行，国家对于过去对iwi的亵渎向毛利人道歉。道歉已经在进行了。

她提到了Parihaka（1866年建立的一个毛利村落，以非暴力的行动反抗白人抢占毛利人土地的--译者注）。我个人不知道她想说什么，这个问题我可能要请她再澄清一下。但是我知道怀唐伊条约的谈判和主张对每个毛利部落都有道歉。当然毛利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每个部落遭受的苦难都不一样，每个毛利部落都是独立的。

记者：Ngarewa-Packer也把对毛利人的杀戮比喻成与种族大屠杀相似。您对此感到满意吗？

廖振明：是的，她是这样说的。

记者：那你呢？

廖振明：我倒比不出来，但绝对是国家的故意行为。毛利党是独立的，她的国会议员可以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加入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可以在不受威吓或者偏见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记者：您认为毛利党重返国会有助于加快纠正过去的不公正现象的进程吗？

廖振明：自从我担任这个职务以来，在种族问题上，Stuff，Oranga Tamariki和警察都在种族问题上展开行动。我很佩服，我们在公开辩论中也很好。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任何隐藏的事物还是解决不了，新西兰也将继续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尤其是在政府高层中。

记者：媒体和毛利领导人的强烈宣传似乎只带来了一个改变，就是把毛利儿童从父母那里强行夺走这个事情，好像好一点了，这个事情你也参与其中吗？

廖振明：未经父母同意就带走人家孩子，而且还不让母亲知道，这是令人震惊的行为。没有给大家庭照顾孩子的机会，我指的是更大的家庭，而不只是孩子的妈妈和爸爸。

我看到Oranga Tamariki正在与毛利部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是令人高兴的，而且我知道在Gisborne /Tairāwhiti地区，毛利部落Ngāti Porou与他们达成了协议。在Tūhoe，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的行为减少了50％。因此，这肯定是积极的。

我期待这个从“毛利人中来到毛利人中去的”解决方案。我参与了他们的这个方案设计，他们过去那一套做法真是灾难。

记者:最近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紧急事件已经引起人们的评论，即儿童贫困同样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政府还没有相应的声明。你会觉得失望吗？

廖振明：我希望政府解决儿童贫困问题。要解决儿童贫困，不在发达国家当中垫底，就意味着必须向政府发出强烈的信息，即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看看疫情应对，在宣布疫情为紧急情况的一周内，所有人都被安置了起来，包括街头流浪者，无家可归者。他们被政府安置，尽管有些是住在汽车旅馆。所以说，政府只要想行动，是可以快速动起来的。

另一个差异是生活工资。来自海外的季节性雇主计划（RSE）计划的工人采摘水果，工厂工作或者参加冷冻行业工作，每小时的收入要达到22-23纽币。但是我们自己的工人还在拿最低工资，这个是令人震惊的行为。

我希望政府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以及对待我们的访客一视同仁。不然的话，人权在哪里？平等在哪里？大家提出来要生活工资，然后突然政府就规定可以让RSE工人领取生活工资，但是我们自己的人却不行。

所以，只要政府想做，就一定能做成，就看政府想不想做。

记者：2018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28％的奥克兰人是亚洲裔，有15％的人是太平洋裔。然而，在最近在奥克兰博物馆举行的活动中，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到博物馆也要为亚裔奥克兰人提供服务。

廖振明：我一直在高层游说，以使他们意识到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人员应该反映出人口的文化多样性。

如果有中国人当上了公司管理层或奥克兰博物馆董事会，那么博物馆里就能有人讲华人故事。华人往往很成功的话，就不太会去做政府工作。

对于毛利人，太平洋人和东方人，您需要任命他们并告诉他们“这是您的工作”，只要您找到合适的技能即可。西方人的文化是，他们会自己跳出来喊，“选我，选我”。

记者：您是如何做到高层的呢？

廖振明：我就不得不去争取，去喊，“你们要选我”。我的心态改变了。但我家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当我去参选的时候，父母完全不支持我担任市议会职务或市长职务。他们说：“别做梦了，儿子，你还是韬光养晦吧。”

你要做一件事情，但家人不支持，这个从文化上来说是很难受的。但这只是其中之一。我的父母都是单一文化，内敛又保守。

记者：他们是否对您后来的政治志向以及您从小就对毛利语的兴趣感到困惑？

廖振明：我们全家都在店里工作，顾客跟我们所有人讲毛利语，但只有我学会了毛利语，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席之地，我的兴趣是语言。

记者：您了解毛利人的想法吗？

廖振明：哦，是的，绝对。您越了解该语言，您与人民生活和与人民合作的越多，您就会了解到它与亚洲文化非常相似：想法很长远，照顾家庭，教育，环境，住房，健康，这些跟我们的文化很相似。

记者：尽管有您的建议，您的家人都没有找华人伴侣。那个习俗刚刚消失了吗？

廖振明：它仍然发生在来到新西兰的不同文化中，但在我们的家庭中却没有。我孩子的另一半都不是华人。虽然妈妈和爸爸一直有让他们这样做。

我的孩子们都很棒。我们对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感到非常高兴，并且我们在家庭中充分融合了全球多样性。我的孙辈们都是混血。挺好的。

记者：您的工作意味着不断在全国各地旅行。哪里是你家？

廖振明：家仍然是吉斯伯恩。下周末我要回家。有草坪要修剪，有花园要修剪，有朋友要见面，有咖啡和冰淇淋要享受，还要见见我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还要跟太太好好聊聊天。